“他们（指“四人帮”）千方百计地消除周恩来在群众中的影响，抹杀他的历史功绩。时间一久，人们会不会淡忘他？”胡华深沉而又坚定地说：“周恩来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决不是几个小丑所能埋没的。”周同宇夫妇还告诉胡华：“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住的这座居民楼周围经常有身份不明的人来回游荡，对来他们家的人十分注意，因而嘱咐胡华多加小心。此后胡华每次去周家，都穿一身旧衣裳，戴一顶旧帽子，匆匆而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胡华悲痛地向家人回忆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聆听毛主席亲切教导的情形和自己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成长的过程。
长子胡安曾忧虑地对父亲说：“主席一逝世，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想象。”胡华却说：“我倒不那么悲观。你看……”他摊开桌上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前临时搭的祭台上悼念毛主席的照片说：“这些领导人中，老一辈革命家占多数。你再看，叶老帅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的，相比之下江青却是那么憔悴沮丧。有叶帅他们在，中国大有希望。”
果然，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0月8日李新兴冲冲地来访，告知胡华：“华国锋、叶老帅把江青他们四个人抓起来了！”胡华兴奋地说：
“真解气，这口气我憋了十年了！”10月25日，胡华做诗《欢庆除四害歌》，畅抒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喜悦！
1976年12月15日、16日，胡华与周同宇的夫人王士琴就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和留学日本的情况，一起访问了张鸿诰老人。在撰写《周恩来年谱》的过程中，一些青年人听说胡华要写周恩来传记，自告奋勇，不计任何报酬，自动聚集到胡华身边，承担胡华写作的辅助工作，如到图书馆抄写资料、整理访谈录音、整理访谈笔记、誊写手稿（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稿子每修改一遍就得从头到尾誊写一遍）及跑腿的杂事。中国青年出版社闻讯抢先与胡华签约，将周恩来传列为出版社最重要的项目。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胡华在年谱的基础上于1976年12月先期著成《周恩来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总理的生平光辉业绩》。
但是，在1976年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青少年阶段的传记即将开印，却由于尚未肃清的“左”的思想禁锢，在当时北京市某位“高官”的干预下，被撤了下来。出版单位的编者和作者以及闻讯的读者都不甘心……为使《周恩来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得以出版，1976年12月21日胡华致信中央负责宣传口的耿飙同志，表示：“现在，我将我写的一篇《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送请您审阅和指正。望您在百忙中能抽些宝贵的时间过目和指示。
“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身世和青少年时代了解得很少，迫切地希望了解；而国内外对总理这一段历史的讹传（如日本的国木隆三所写的《周恩来》，在我国群众中被广泛传抄）以至歪曲，则较为严重。因此，在党的宣传口您所指示的‘多宣传周总理’的号召下，我突击先赶写了这一篇。目的是：一方面，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材料，以便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和缅怀周总理青少年时代的光辉榜样；另方面，也可借此澄清国内外的一些讹传。我所写的内容，都有较为可靠的根据（附另纸说明）。
“一月八日总理逝世一周年快到了。人民深切地悼念着敬爱的总理，恳切地要求多学习和了解总理的生平。此文可否在一月初的《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或《北京日报》发表或连载；或在《红旗》或《历史研究》刊载。望您斟酌处理。我也送了叶副主席一份，希望他老人家能过过目。也送了《人民日报》
一份。我的水平低，未知能否适合和达到党的宣传要求……”
接着，胡华将书稿改写为《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故事》，拟换文学叙述形式，早日出版此书，将周恩来的事迹公之于读者。而胡华已撰写出的《周恩来的家世、青少年时期事迹和革命实践》，经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河北张家口市图书馆等单位迅速翻印，从首都高校和全国图书馆系统开始，被广为宣传。
1977年11月15日，邓颖超同志看到《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故事》（送审稿），说，“根据我已经看过的内容，对书名提点意见。因为是讲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活动，用‘故事’二字不妥。”她亲笔改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同时她又讲：“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写出来的，用‘故事’二字就冲淡了它的真实性。
书名请胡华同志再考虑一下。”在邓颖超同志的关心下，胡华和无数支持者共同努力，经过一波三折，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胡华主张按照邓颖超同志的建议，书名定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周恩来总理的生平光辉业绩》是当时最早宣传周恩来的读物。这既是胡华为宣传周恩来著书立说的开始，同时，也揭开了国内史学界“周恩来研究”的序幕。紧接着，他所著《南昌起义史话》（北京出版社1977年出版）等著作和纪念、研究周恩来的其他文章也相继问世。《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出版之际，恰逢国家恢复了稿酬制度，胡华说，这部书是我们含着眼泪写成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于是他把稿费悉数买成了书，向各地图书馆、高等院校及向他索书的各界人士大量寄发。
胡华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担任着繁重的党史教学、科研、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等和学术团体的组织领导工作。但他依然一直坚持进行着周恩来研究写作并发表研究著述，到1987年11月，粗略检索统计有：1.《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出版。198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日文、英文本）；2.《南昌起义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3.《为中华腾飞世界时——纪念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1978年5月）；4.《为了中华之崛起——缅怀敬爱的周总理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学习和革命实践》（1978年3月15日《北京日报》）；5.《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解放军报》1978年3月16日）；6.《胸怀世界革命全局的国际主义战士——学习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关于国际形势的精辟论述》（1978年9月9日手稿）；7.《少年周恩来的成长》（《文汇报》1979年1月7日）；8.《坚持科学与民主精神——学习周恩来同志（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与王建初合著，1979年3月7日《北京日报》）9.《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周总理逝世3周年、四五运动3周年、五四运动60周年》（报告手稿）；10.《五四前后的周恩来》
（1979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11.《从“四·一二”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同志的若干革命事迹介绍》（1979年12月在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12.《回忆周总理对教育工作和史学工作者的关怀》（手稿1980年4月5日）；13.《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论述》（1980年12月25日与清庆瑞合写，手稿）；14.《“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光辉指针》（《文汇报》1981年1月2日）；15.《肃清“左”倾影响要正本清源——学习《周恩来选集》（上卷）》（与林代昭合写，1981年1月15日）；16.《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周恩来选集）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光明日报》1981年1月19日）；17.《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
（与王建初、林代昭、清庆瑞等合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18.《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1983年3月，手稿）；19.《周恩来年谱》（1987年遗稿）等。
1977到1978年，胡华为部分省市学术界、教育界和解放军、工青妇各界，作关于周恩来不同历史时期事迹和思想理论贡献的报告二十余场。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讲了胡华所著《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全书。
从1976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胡华搜集、钻研周恩来著述、诗歌以及有关的文物、报刊、档案和回忆文章史料等，亲手做了上千张分期卡片。胡华曾说：
“要研究一个历史事件或者研究一位历史人物，离开了大量的档案和资料，是困难的。记得1977年，我写一本只六七万字的《南昌起义史话》，足足看了200多万字的档案。这还是北京的条件。我1977年、1978年研究周总理旅欧时期的思想和活动，北京大学的老师和许多学生帮忙，从北大图书馆积满灰尘的旧《益世报》上，查到了周总理1921年、1922年、1923年那几年陆续写的旅欧通讯，把它们抄了出来。又到北京图书馆旧报刊处找到了《少年》和《赤光》杂志。又承中国革命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帮助，提供了不少档案材料，还访问了张申府、刘清扬（她在我们访问后一个月就去世了）、杨、何长工等许多历史见证人；还请邓大姐把稿子转给蔡畅大姐，请人把稿子念给蔡大姐听，请蔡大姐提意见，这样才写出一点稿子来。”胡华在《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的《后记》中说：“书中的事实，大量的取材于周总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所写的文章、诗歌、有关的文物资料和全国解放后关于天津五四运动的文稿；有一部分材料，则是作者向周总理青少年时代的亲友、同学访问得来的。”
1977年初，邓颖超同志在批阅胡华《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故事（送审稿）》
后说到：“胡华等同志写这本稿子，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用了很多的时间，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介绍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期，这对教育青年，能够起到作用。”并亲自将书名定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同时她让身边工作人员转告胡华等同志，表示感谢。周恩来研究专家廖心文评价说：“胡华老师关于周恩来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基本是原创性的，之所以能够原创，是因为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收集和整理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产生的成果，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胡华顺应了历史、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自觉肩负历史责任，满怀激情地进行周恩来研究，取得了早期开创性的收获。应该肯定地说，他坚定努力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周恩来研究中，起到了开拓和奠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