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就军事行动指挥而言，左宗棠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超过曾国藩。当然，军事行动的指挥固然非常重要，但还要对概括度更高的领域——战争行为做一些重要的考察。我们不能忘记，北京的帝国政府在调适自己应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所带来的现实局面的过程中，速度缓慢得要命。满人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传统：对强有力的汉人军事领袖心怀猜忌。吴三桂已经够令满人头疼了，后来他们费尽心机防止这样的人从汉人官员中崛起。大清王朝的所有战争都是由满人将军指挥的，但是当太平军继吴三桂造反以后对王朝构成最大的威胁时，朝廷很快就发现没有一名满人将军能够控制局面。满人逐渐被迫满怀妒忌地承认了汉人官员的忠心，以及帝国依靠汉人继续生存下去的绝对必要性。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状态：需要一个秉性和才干有如曾国藩的人，才能使朝廷调适到位，足以应对新的局面。
在1853年，一个如同左宗棠一样脾气专横的人，尽管有着无可比拟的忠君之心，在北京当局眼里无疑比太平军还要可怕。曾国藩以他的圆通、耐性和忠诚为一些能干的汉人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包括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如果没有他，这些人就很难一展身手。从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来看，怀疑这个王朝是否值得他们效忠，是不正当的想法。他们的行为符合最高的儒学信条。满人已经跨越了隔阂，能够认识到，蕴涵在儒学中的忠君理念是官僚政治的动力。这些官员不管有什么缺陷，他们的忠诚是明摆着的，而且对于镇压造反者而言是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尽管汉人官员的忠诚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满人仍然把分权而治坚持到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的延长。
攻克南京之后，在犒赏功劳的问题上，明显地暴露出满人的眼界狭窄。据说咸丰皇帝去世前不久曾说，谁攻克了南京，他就封谁为王。这件大功告成之时，咸丰已经去世3年。但是太平天国的国都陷落之后，奖赏功劳的问题不可避免。两位皇太后和满人王爷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奖赏那些拯救了王朝的功臣。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为了自救，只流了很少的血，也没贡献多少才干。他们讨论了先皇的口头承诺，但他们根据慈禧太后的建议，认为封汉人为王是不明智的，决定多给几个尊贵度较低的封号，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个王了。于是曾国藩被封了一等侯，而没有封王。［3］皇家的许诺没有兑现，令曾国藩至死引以为憾。最后一个汉人王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紫禁城。
外国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对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和最终结局都有明显的影响。直到1860年为止，很难说外国人对清朝政府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应该说恰巧相反。起初，海外风传这些太平军都是基督徒，在讲英语的人民当中唤起了不小的同情。法国人不同情他们，因为所有的法国传教士都是天主教徒，而太平天国显示的基督教精神的特征，打着新教的印记。英国人在南京对太平天国做过调查，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国策的痕迹，于是不予置评，宣布中立。美国人的做法同出一辙。不少爱冒险的外国人弃船登上中国海岸，为太平天国效力。
太平军能够买到外国武器，在1860年左右他们购买的外国武器使他们的装备胜过了官军。不过，若干年后，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条相当离谱，和心怀宽广的牧师布道扯不到一起，于是他们的同情凉了下来。在1860年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此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公开支持大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出于各种因素，最有力的因素或许是俄国已经提出要积极支持大清王朝。
俄国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只是因为清廷已经得到英国和法国的保证：他们将为清廷提供所需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这场内战的最后阶段所做的贡献具有很大的价值。他们负责为清廷征收关税，由此而为清政府提供了部分战力。他们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动用了部队和军舰。他们把军官借给清政府，以维护华尔创建的中外联合部队。他们向官军出售武器和供给，也许还出租了一些，并且禁止向太平军出售这些物资。这些援助如果不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也肯定加快了结束战争的步伐。
但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还得从它自身组织内部去找。这个组织根本不具备建设性的领导能力。他们在刚刚进入长江流域时，对那里的居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他们没有加以利用。如果他们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采用一种策略，顺应在大多数人当中唤起的希望；如果他们具备一种才干，能够建设性地开发由此而释放的巨大的人力资源，天意肯定就会迅速地昭显，大清王朝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天命。
然而，太平天国持续越久，获得的信任就越少。现有证据表明，这场运动酝酿充分，组织严密，在发动之前竟然蒙蔽了朝廷长达12年多之久，然而组织中的3个关键人物在太平军抵达长沙之前就牺牲了。他们再也无人取代。太平天国此后没有一位真正伟大的领袖。这场广泛的运动覆盖众多的人口，拥有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在这块以盛产行政干才而著称的土地上，竟然未能或者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领袖，真是一件咄咄怪事。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人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曾国藩这样一个汉人要支撑一个异族人的摇摇欲坠的王朝？为什么他不用自己手握的权力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汉人的王朝？答案在于，如果他这样做，就没有严格遵循将这些人培育成伟大人物的孔孟之道。
关于这个话题，有个野史段子。太平天国时期有个名叫彭玉麟的汉人豪杰，身为书生，却从未参加过进入仕途的考试。在湘军组建初期，他投奔了曾国藩，为曾国藩指挥长江战船，因此而名传遐迩。有一次，曾国藩的坐船停泊在彭玉麟所在的港口。彭玉麟派亲信军官把一封密封的信函交给曾国藩。信函送到时，曾国藩正在甲板上，他回到船舱内拆阅。这封信没有署名，但能确认是彭玉麟的笔迹，只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脸色变成煞白，连忙把信纸揉成团，塞进口里嚼烂。当时他身边只有好友倪人垲，曾国藩对他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4］
在江浙战争的后期，最著名的太平军领袖是忠王李秀成。当他成为曾国藩大营的阶下囚等待处死时，他曾写下一篇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这个文件通常被标题为《忠王自述》。这篇自述经过曾国藩的严格编辑，其中一大半文字在曾国藩的有生之年未曾发表。未发表的这一部分包括忠王总结天王未能推翻清政府的失败教训。他总结的原因如下：
1.天王不会识人。
2.他过于依赖天国的庇护，而没有充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
3.他用的人是无能之辈。
4.他不信任手下将领，特别是忠王。
5.他被自己的两位兄长所左右，而这两人昏庸无能。
6.他未能管理好南京的粮食供应。
7.在忠王眼看就能击败官军和外国盟军的关键时刻，天王将他从松江召回。
8.当忠王提议撤离南京时，天王大为震怒，骂他不忠，向他保证上帝会保佑天国。
9.天王猜忌手下将领。他把忠王从松江召回，不是因为南京需要他，而是担心忠王在江苏获得大捷。
10.在南京陷入绝境时，天王仍然拒绝离开，也不放百姓出城。手下报告食物断绝时，他说可以吃草为生。结果人民不再信任他，许多人离他而去。［5］
这么一个人坐在王位上，太平天国显然没有多大希望。如果说清王朝衰退了，效率极为低下了，腐败不堪了，那么这个声称要取代清朝皇帝的人却更加糟糕。中国只能在此二者中选取其一，不得不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嘉应之战结束后，左宗棠回到福建，着手整顿全省的行政。该省官府的情况非常可悲：官员腐败，效率低下，这种情况无处不在。左宗棠罢免了大批官员，用那些在其他地区中证实了能力的官员来填补空缺，整顿财政体制，制订恢复措施。该省各处都有强盗帮，左宗棠开展严打，该省很快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恢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
左宗棠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必须有一支现代海军。他为船政局选择了一个地址，并立刻开始工作，这个事业将为他的祖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他于1866年6月为此事写了一份奏章，表明了一个中国伟人如何看待国家所面临的若干问题。他写道：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位也。
如虑及其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言，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需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
左宗棠说，只要我们找到能人来管理这个企业，一定能大获其利。
左宗棠无疑希望能在福建亲自指挥海军的建设，但在1866年秋季，他奉命前往西北，出任陕甘总督。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已经全心投入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的重建与恢复，促进中国海军的建设。他充分相信自己具备一位文职大员的能力。新的任命意味着战争，因为陕西和甘肃已被回民军占领了5年之久，那里的局面十分危险。而且朝廷不会容许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样的人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下来，因为他们可能沉溺于悠闲的权力之梦。
1866年12月10日，左宗棠准备离开福州。他一直操劳到动身前的最后一刻。他自己说，在福州驻留的最后40天里，他写了30份奏章，40多封信函，还就福建与浙江的公务发出指令。《年谱》说，在他起程的那一天，百姓涌到他要通过的街道上，请求左大人不要离开。左宗棠不得不将起程的日子推后，在第二天悄然离去。
注释：
［1］《利希霍芬信札》，第75－76页。
［2］《太平天国始末》，第12卷，第20－23页。
［3］《清朝野史大观》，第4卷，第49页。
［4］《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81页。
［5］《清代通史》，第2卷，第403－4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