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贼”之中的朱勔是苏州的大商人，世代经商，颇有实力。因为赵佶酷爱花石，花石的出产地在太湖一带、江浙地方，蔡京就示意朱家搜求珍木异石以进，大为赵佶所欣赏。蔡京就在朱家设应奉局，专管搜求珍木异石之事，而总其名为“花石纲”（水上运输队十条船称为一“纲”）。“花石纲”初设的时候，每年不过责成地方贡献几次，每次不过贡献几件花石而已。后来逐年增加，发展到居然大规模地派遣使者与船只前往江南去搜运。每次征取之物数以千万计，狐假虎威，强取豪夺，闹得东南各地岁岁不安。朱勔作为应奉局的负责人，就有了代皇家征收花石的大权，老百姓家中一木一石如被他们看上了，就会破屋拆墙取走，稍敢违抗，即处以违抗圣旨罪。
许多老百姓因为牵连到“花石纲”而弄得家破人亡。这些奇花异石收集到京城，大都用于装饰皇家园林万岁山。运送花石纲的船队在运河上终年络绎不绝，遇到运送的花石太大，内河中通不过，只好取道海上，一遇风暴，人船俱亡。赵佶的这一爱好，在贪官的故意操纵之下，转化为向老百姓大肆敲诈，威逼富人出钱，穷人出力，最后百姓们人财两失，家破人亡。朱勔作为经管花石纲事务的皇家代理人，有权裁决一切，苏杭两地的应奉局就成了“东南小朝廷”。别人是家破人亡，他们是升官发财。当时的苏州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不管那些贪官在表面上玩出多少花样，老百姓仍能一针见血地说出事情的本质：赵家的江山是朱家给毁掉了的！
“六贼”之中的王黼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竟然以面貌姣好举止风流而受宠于赵佶。他先是走蔡京的门路，后来居然一度取代蔡京，当了宰相。为了大肆捞钱，他不顾脸面，竟在相府之下设立一个应奉司，自兼提领（相府所属的“物资采购供应总公司”的“总经理”），凡是“天下财物，四方珍异”，他都要搜刮，都要经营。到后来，凡“四方珍奇”，皇宫里有的，他家就要有；皇宫里没有的，他家也要有。他家里的财物超过皇宫，这是东京老百姓都知道的秘密。
“六贼”之中的梁师成本是个舞文弄墨的小太监，因为书法受到赵佶的欣赏，赵佶就让他负责书写御笔号令。后来“御笔”太多，孰真孰假，连赵佶自己也分不清了。做皇帝、做大官，干什么事都可以叫人代劳，未听说“御笔”也有叫人代劳的。后来“御笔”满天飞，真假莫辨，只好一律承认，这事实在是太荒唐。梁师成还和王黼合作，共同负责管理那个相府里的应奉局，生意兴隆，获利无数。既然梁师成写的字可当“御笔”使用，那他想做的事还有什么做不到呢！东京的老百姓又称他为“隐相”（躲在幕后的宰相），把他和公相蔡京、媪相童贯并列，并称“三相”。
“六贼”之中的李彦与另一个太监杨戬都是赵佶的亲信太监。他们受命设置一个“西城括田所”，清查无主荒田，收归国家所有。这田地的问题，不查没有事，一查事就多。一遇水旱灾荒，老百姓逃荒讨饭，四处奔走，事后回乡，人员既有伤亡，产权也有变化，认真一查，必然有许多人的产权未办手续。兵灾过后，尸骨遍野，地方官抱着救死扶伤的态度抚慰老百姓还来不及，如果派些太监抱着找麻烦的态度来查田，那么，很多田地的产权是一时拿不出铁硬的证据来的。其结果自然是指为荒田，收归国有，强迫农民交租。这个“西城括田所”十年间在京东西、淮南北查出了无数“良田”，立了大功，实际上是有计划地剥夺了无数良民的土地。
在“六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大流氓也被赵佶所宠爱，那就是自称为“李浪子”的“浪子宰相”李邦彦。赵佶一朝，在皇宫里公开出现的低级下流的丑剧越来越多。蔡京当时年纪已经八十左右，显然是跳不动了，随时出入宫廷的三个佞臣，是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浪子宰相李邦彦以及大淫棍王黼。他们完全不顾朝廷的体统，在宫里大搞淫乱活动，和赵佶一起参与秘戏，君臣尽欢。特别是“浪子宰相”李邦彦，常常在宫中宴席上穿上戏装艳服，和伶人一起表演，说些下流笑话也就是黄段子，引起哄堂大笑。
有时候为了讨赵佶的高兴，居然当众脱光了衣服，露出一身花绣，做些下流动作。从赵佶平常的生活习惯看来，他在见人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付风流潇洒的书生模样，怎么会在皇宫的宴会上和李邦彦这种流氓痞子混在一起，打打闹闹，一点也不怕出洋相！可见人要培养高尚气质，学习高雅的动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堕落起来就要快得多。赵佶如果不是自甘堕落，怎么会对那些下流活动大感兴趣。有一次宫中宴会，李邦彦脱得光条条的正在作色情表演，君臣兴高采烈，笑成一团，突然被皇后撞见了，大家都很难堪。皇后很感慨地说：“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国家还有什么希望？”这件事情已被记载到野史笔记上，所以一直传之后世。
赵佶为什么堕落得这么快，这还是与蔡京的诱导密切相关。赵佶原来并不特别推崇道教，迷信道教完全是由蔡京所推动的。善于察言观色的蔡京看破了他内心的秘密，他不愿苦苦修行去追求西方极乐世界，只想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世界里享受声色犬马，所以宁肯信道而不信佛。蔡京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他，劝他放弃通过禁欲至少是节欲的办法去成佛，而通过纵欲的采阴补阳的办法来成仙。不管以后能不能成仙，反正这一生享乐是享够了。人到中年的赵佶与已入老年的蔡京实际上做成了一笔可耻的交易（蔡京比赵佶要大35岁），只要你能不让我淘神，让我享尽人间乐事，我就让你长期坐在这个宰相位置上。至于老百姓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在艮岳也叫做万岁山这一片皇家园林里，既藏着来自天南海北的奇花异石，珍禽怪兽，游于园中，只闻鸟兽之声，不闻人声；在亭台楼阁中，又藏着赵佶所爱好的从全国到处搜罗来的古今著名碑帖书画。最使这位花花公子皇帝赏心悦目的，是从后宫中一直到艮岳的别苑里，到处深藏着一万多名精心挑选来的天真少女。这些面白唇红的姑娘并不是作为金屋藏娇的美女隐居于此，而是作为道家采阴补阳的求长生的“补品”而贮藏在这里的。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几天要用一个处女来“进补”，这一万多人岂不是要用一百多年！对于这个一头栽进采阴补阳的泥坑里的赵佶，很难让他有正常人的思维，很难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赵佶崇奉道教，在崇宁、大观年间，还是一般的崇奉；到了政和年间，渐入迷狂。政和初年，他自称太上老君托梦给他，说他是天上帝君下凡“当兴吾教”。
后来他下诏置道阶二十六级，有先生、处士等名号，官阶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又在京师设道箓院，说自己是神霄帝君下凡，怜悯中华受到金狄之教（即佛教）的影响，愿意以人主的身份推动天下都归正道，授意他们册封自己。于是，道箓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很满意这个称号，民间也都以道君称他。贵为帝王而以厕身佛道为荣，前有南朝梁武帝出家为僧，接下来就数徽宗自封道君了。在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教一般都是相安无事，凡是两者互相争胜，那就是皇帝有意扬抑的结果。赵佶是有意扬道抑佛的。宣和年间，赵佶下诏：称僧人为德士，尼姑为女德，规定其衣冠悉从道流；佛祖改称大觉金仙，其余佛教诸神改称仙人、大士等道教称号；寺院改称宫观，主持改为知宫观事，原先管理佛教的僧录司改称德士司，隶属于管理道教的道德院。这种崇道抑佛的政策，激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有的僧徒甚至不惜舍身反抗，引起动乱。
有些自诩道术高明的道士被赵佶奉为上宾，道士王老志入住蔡京的相府，赵佶派人来问已故刘贵妃的事，王道士居然写得出刘贵妃生前侍奉皇帝时说的悄悄话，因而名声大振，被称为活神仙。王道士死后，又有王仔昔取而代之，人称小王先生，他因治好赵佶爱妃的眼疾而走红京城。道士林灵素编造一套胡言，说赵佶是上帝的长子神霄玉清帝君而大受宠幸，赵佶特让他随时出入宫禁，他的徒子徒孙受国家供养的接近两万人。林灵素受召见的时候，赵佶问他过去是否与自己见过面，林灵素乘机大夸海口，说是往年上天朝见玉帝时，曾见过皇帝（赵佶）。赵佶也装腔作势地说：“记得你当年骑的是一条青牛，现在牛在何处？”林灵素答道：“寄养在外国，不久就会送来。”不久，高丽果然进贡青牛，赵佶认为是他寄养的青牛送回来了，就赐给他骑乘。其实这些说法传开，老百姓知道这些道士是存心骗人，但是蔡京和赵佶为什么要相信这些道士的话，老百姓就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奥妙了。原来蔡京有意劝说赵佶挥霍浪费，他自己才便于上下其手，从中取利。
如果社会风气正常的话，一些大臣就本着儒家行仁政的说法劝说皇帝节省，不要挥霍；一些高僧与佛教徒也会劝说皇帝惜福，爱惜民力，不要奢侈。但是这些劝说，蔡京都不爱听。蔡京和赵佶为什么不愿听儒家的，不愿听佛家的，只想听一些道士的鬼话，我们从皇宫里的收支账目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真正原因。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几辈人辛辛苦苦攒集起来的国库存银五千余万两，赵佶上台才三四年就花得一干二净。以后每年都入不敷出，全年的国家赋税收入，八九个月就用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