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出版了一个“世界大学概览”。这一概览，远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对于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却远比后者重要。该杂志一直大声疾呼：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型期。不顺时而动，即使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将成为历史陈迹。
世界大学的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学大众化。大学本是精英的教育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 Bologna／University 0f Bologna）建于1088年，以罗马法研究闻名。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剑桥大学建于1200年左右。在那样的年代，识字率甚低，上流社会也充斥着只会打仗的大老粗，能进这样的学府的，基本都是些怪僻的精英书虫。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工业革命汹涌澎湃，全英国也不过4所大学。如今呢？美国的各种大学，加起来有4000所左右。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成员国中，成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从1975年的22％上升到2000年的41％，而且上涨的势头还在继续。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平民化。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中国的高校，近十几年不断扩招，在20世纪末期大学生人数翻番。2000年大学生总数达到1100万。有人预计这个数字到2010年会达到1600万。印度也急起直追，试图和中国一道拥有世界最大的大学生人口数。
第二，知识产业迅速崛起。一场“软革命”正席卷全球。知识越来越多地代替了物质资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985年到1997年间，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德国从51％上升到59％，在英国则从45％上升到51％。一流的公司，几乎1／3的投资花在研究开发、市场构筑上。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知识经济的引擎，不仅生产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其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等，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硬件。
第三，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过去2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在海外大学读书的学生已经翻番，目前接近200万人。这已经占世界1亿大学生的2％。在英国，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大学生超过10万。中国学生在这个群体中占了最大份额，留英人数一度接近4万。英国一些专家甚至预测这个人数到2010年还会翻一番。美国作为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入境的外国学生每年达到6万人左右。虽然“9·11”后因为签证问题国外的申请者急剧下降，但美国已经开始注意调整政策，估计未来几年申请人数还会上来。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人数2003年增长了47％，印度学生增长了5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学校，正进军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分校。甚至有些专家预测，不久将出现全球性的超级大学联盟，形成几家类似沃尔玛、麦当劳那样的跨国连锁体系。
第四，大学教育成为一大产业，引起了激烈的竞争，企业界跃跃欲试，要在象牙塔里开店。传统的大学已经无法维持其垄断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世界大学生人数超过800万（这个数字比上面提到的1亿保守许多），有350万教职员。全球每年在大学上的花费达到300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俄罗斯的GDP。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1％。
面对这种大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趋向，被称为象牙塔的大学，不得不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这里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大众化的潮流是否会淹没传统大学的精英教育？这一点在大学传统最为久远的欧洲变得格外尖锐。过去，欧洲的大学都是国家投资，上大学的人少，大学再怎么破费，财政负担也不会很大。如今大学全民化，学生人数不断翻番，钱却只有那么多。结果只能用原来给少数人服务的设施和师资，为翻了几倍的学生服务。美国的大学，有几千个本科生就算大的了，甚至几百号人的袖珍型也司空见惯。上万本科生的大学，实属凤毛麟角。但意大利的罗马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Roma）竟有18万学生。
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大学（Anadolu üniversitesi／Anadolu University），学生人数达53万！美国的邻居墨西哥的墨西哥国立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学生也达20多万。这还谈得上什么精英教育呢？意大利的大学面对这样的大众，依然坚持精英制度，要求每个学生和教授面对面地口试。但面对十几万学生，哪里找得出那么多教授对学生逐个口试？结果，口试的时间平均压缩到了5分钟，用于一般的寒暄都感到吃紧。精英教育纯属纸上谈兵。更不用说教授的相对工资水平越来越低，图书馆、教室、宿舍等硬件长年失修。这也怪不得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 Drucker）预言：“30年后，目前庞大的大学校园会成为历史遗迹。”他甚至连美国的大学也不放过，称美国过去40年的大学建设是一大失败。
面对这样巨大的危机，传统派和未来派提出了两种方案。传统派认为，现代大学的两大原则——民主化（对所有人开放）和实用化（即为市场提供知识产品）腐蚀了大学的基本精神。用已故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话说，让那些喜欢塞恩菲尔德（Seinield，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最流行的同名电视系列喜剧的主人公）而不是苏格拉底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愚蠢的资源浪费。把求道与谋利混为一谈，丧失了教育基本的真诚。大学要保持原来的格调，必须回到传统，维护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未来派则乐观得多。他们的基本信念非常简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但技术也发达了，技术可以解决人多的压力。这同人口和粮食生产的关系类似。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远远高出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最终会出现大饥荒。事实证明相反。工业革命以后，技术的发展使粮食生产的增长明显高于人口增长。在高等教育上也是一样。现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面临两个瓶颈：拥挤的大学校园和有限的教授。但网上教育可以绕开两者。很少的教授，可以通过互联网给更多的大众传播知识，校园成为不必要的设施。另外，像剑桥这样的著名学府，虽然仅能教育有限的学生，但是它可以考查、检验远远超出这个有限数量的学生。这样的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品牌，走全球化道路，和一些地方的教育机构合作，把教学“外包”，教育出来的学生只要合乎自己的标准，就发给学位证书。这就如同跨国公司一样，产品自己设计，质量自己把关，但生产过程全在第三世界。事实上，像芝加哥的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已经在以色列、香港和当地的教育人员合作，半数学生“外包”给别人来教，自己控制课程设计，检测学术标准，并发放证书。
可惜，这两派人都无法解决目前大学的问题。传统派理想虽高，但脱离现实。现在人人想上大学，把不懂苏格拉底的非精英拒之门外纯属异想天开。未来派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可惜是懂技术而不懂教育。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包括品德的培养、人格的完成、分析能力的发展，需要面对面的人际交流。这就像养孩子一样，父母多忙多富，也要自己花时间。家务可以请保姆，知识训练可以请老师，但情感的发育、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养，都要父母亲自操心。说远程教育、网上授课能够代替现在的大学，就好像说可以网上育子一样荒唐。如果名校只检测人才而不培养人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标，大学就成了考试公司，高等教育就会空洞化。
从我个人短短的教学经验看，现代技术确实给大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有其界限。大学有两部分：训练和教育。前者包括基本的知识传授，技能的磨炼，后者则包括人格的发展、分析能力的培养、价值观念的形成。在传统的大学中，这两者基本是不分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则使这两者有了分离的可能。比如2005年我给学生讲古希腊史，就有很好的影像资料可用。有专门的教育公司生产大学课程的光盘，办法是请权威的教授讲大课，全程录像，并配以丰富的图像资料。这种光盘所展示的，和大学课堂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美国大学的许多课程，实际都是由外行人来教。比如一个美国史教授讲中国史，我这样的中国史教授讲希腊史。隔行如隔山。跨一个领域，有时连历史人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发音。这样的授课怎么能够和教育公司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筛选的专家在精心准备后的授课竞争呢？目前一流教授一般不屑于把自己的课变成光盘，市场上卖的大多是二流教授或年轻教授的产品。一旦一流教授观念变过来，走市场道路，这种教育公司的产品质量就更高。很少量的教授，确实可以通过光盘，代替大部分教授在基础课程中讲大课的工作。
不过，光这么听大课、记笔记，仅仅是教育的一小半。更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我告诉学生，古希腊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代表、两大传统，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权威主义的。孰优孰劣，我让学生分成两组辩论，手把手地帮助他们分析，随时点出他们的漏洞。这是光盘替代不了的。这是教育。而这种教育，只有在小班才能进行。大课教授的人力可以省，小讨论班的教授人力不仅无法省，而且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基准。
仅靠科技的发展，解决不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危机。维持精英教育的优异，同时又满足大众化的需求，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虽然问题重重，但相对而言还是最成功的。以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而论，前20名中的学校，17所是美国大学。另外则是排在第三的剑桥大学和第八的牛津大学，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整个欧陆，竟没有一所一流大学。除了质量占优外，美国大学奖学金、贷款多样、充足，虽然学费惊人，但这些“标价”并不是学生的实际花费。各阶层的人，通过奖学金和贷款，大致都可以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研究性大学，以及威廉斯、阿默斯特、斯沃斯莫尔、韦尔斯利这些小型的本科文理学院中得以完整地维持。
师生比例达7∶1、6∶1，甚至有3∶l者。同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又可以在一些低层级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营利大学、网上大学进行。反观欧洲，大学基本全由国家经营，一方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不许或限制大学向学生收取学费，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
全球化的竞争，已经使这种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难存活。学生和教授可以在全球流动。政府想管也管不了。比如，德国的大学得不到经费，校园教室拥挤不堪。政府力图维持平均主义的大学教育，结果学生不买账，纷纷跑到英国大学中去。英国政府限制大学收费，经费不足使教授负担加重、报酬偏低，结果一流教授被美国的大学挖走。不仅政府在那里瞎指挥，而且那个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管用了。《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