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机构来对之负责，而要权衡校内校外（包括校友）的各种势力进行治理。校长没有一个确定的负责对象，大学结构庞大松散，大家各自为政、互不买账，无怪接任萨默斯当临时校长的前校长德里克·C.博克会将哈佛比之于印度。现在连文理学院的教授是否代表着哈佛教授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所以，许多人呼吁哈佛成立一个由各学院教授组成的“议会”，协调各学院之间的关系。
频频成为媒体焦点的哈佛校长萨默斯终于辞职了。还有人能治理哈佛吗？
在萨默斯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马上问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放弃这个职位，听任自己被一部分教授给搞倒，那么这是否会使哈佛有变得无法治理的危险？”萨默斯当即承认他有同样的担心。前哈佛监督人理事会（Harvard’s Board of Overseers）的成员、波士顿地区的企业领袖和哈佛重要的捐款人约瑟夫·奥唐那（Joseph O’Donnell）也质问：“如果一部分教授能够逼校长辞职，谁还能领导这所学校？”
这种担心和焦虑，并非没有根据。萨默斯是哈佛最近144年历史中任期最短的校长。前一位是在1860—1862年期间任校长的科尼利厄斯·康韦·费尔顿。他的短任，是因为不幸死在任上，并不是有人逼他下台。不过，他曾向朋友诉苦，说在这个学校当教授和当校长的滋味，那简直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萨默斯的前任，在1991年到2001年担任校长的尼尔·鲁登斯坦，累得精疲力竭，竟不得不在1994年被迫长休一年。再前面一任是德里克·C.博克（Derek C．Bok），这次萨默斯辞职后又在75岁高龄被召回来充任临时校长。他对哈佛的治理颇有些体会。他在任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来访。在欢迎仪式上，他开玩笑地说：“我和总理先生处在非常类似的位置上。我们都在治理着一群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谁也不买谁的账、又都不尊重中央权威的人们。”拉吉夫·甘地应声而笑。果然，他回印度不久就被暗杀了。知道自己处境的博克，却善始善终，安安稳稳地从校长位置上退休，之后不断就教育问题著书立说，保持着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如今临危受命，收拾萨默斯之后分裂的校园，也不出人们意料。
萨默斯作为一个教育领袖，性格上有诸多不成熟之处。对此，我已经在《哈佛政变记》中详细论述。不过，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辞职，使人们反省：当今一流大学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究竟谁是大学的主人？
哈佛校长难当，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决定的。哈佛创立时，其制度设计就给了教授们很大的影响力，给校长很弱的权威。上轻下重，不好管理。不过，在过去，校长首先是学术领袖，也是社会上的意见领袖。一直到“二战”前，名校校长对社会舆论还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积极介入公共事务。像1869—1906年间的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就任时仅35岁，是哈佛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社会上是自由派的旗帜，甚至不惜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分庭抗礼。他在《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文章，题为《新教育》，勾画出美国教育改革的蓝图，成为现代美国大学之父。他直言不讳地用他的社会理想和教育理想“布道”，要培养“有品格”的“绅士”。他认为一个绅士不应该由出身决定，而是由其品行塑造。这种品行说到底就是“民主”的人格。真正的绅士必须“体谅他人、慷慨、勤奋，从来不伤害弱者”。这些理念，明显是对19世纪末美国弱肉强食式的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合乎当时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理念。所以，他要求哈佛向各种阶层开放，让学生随便选课，享受思想自由。
而他的继任者A.劳伦斯·洛厄尔则是一位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同样观点鲜明。他反移民，反犹，反同性恋。有位教授因为是同性恋被开除，许多人向他为该教授打抱不平，认为该教授为哈佛尽心尽力服务一生，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开除？甚至有的教授愤怒地质问洛厄尔：“将心比心，如果你处在对方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洛厄尔竟说：“那我就去买把枪自杀！”
这就是那时哈佛校长的“言论尺度”。那时当校长，常常是学术、思想第一。校长首先是学界的领袖。学问好，思想丰富，不管属于哪派，都能服人，嘴也不必要把得太紧。其实极右的洛厄尔，进哈佛还是受自由派的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提携，虽然后来他竭力反对后者继任校长。
“二战”后，风气渐变，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观点鲜明的校长几乎看不到了。美国的政客，虽然不可能事事讲真话，但毕竟还是凭借政治立场吃饭，有自己的主张。大学校长则比政客还乏味，对什么公共事务都不发表见解，甚至对教育问题也顾左右而言他，你搞不清楚他们的思想是什么。校长的首务是给学校募捐，思想还有什么用？甚至学术成就和背景也越来越不重要。乃至有些学校，竟开始雇用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资格当教授的募捐专家当校长。
哈佛在这方面，算是比较能坚持学术传统，雇用响当当的学者当校长。有些校长，不仅自己是优秀的学者，而且常常出自学术豪门。比如前面提到的德里克·C博克，从1958年在法学院当教授，后来当法学院院长，1971年当了校长。他的岳父岳母，都是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岳父贡纳尔·默达尔（Gunnat Myrdal）于1974年和哈耶克一起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岳母阿尔沃·默达尔（Alva Myrdal）于198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萨默斯则出身于经济学世家，父母全是经济学家。他的叔叔，就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他们家本来就是姓萨缪尔逊，是他父亲把姓改成了萨默斯（Summers）的。他的舅舅，则是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本人28岁成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学终身教授。有人甚至说他如果不早早走出学术圈，说不定也会拿诺贝尔奖。
大概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学术精英，萨默斯不甘心顺从流俗，当一个没有意见可说、不教书、不做学问、埋头搞钱的募捐人。在他的任上，哈佛获得的捐款虽然有所增加，但各校的捐款都在上涨，况且哈佛校友的捐款率这期间还有所下降，可见他搞钱并不成功。不过，他更像个学术领袖和教师。他不仅亲自教一年级本科生的讨论班和大课，而且对学生的思想和经验充满热情。他非常耐心地听学生发言，从道德伦理、干细胞研究，到伊拉克战争，无所不谈。他和学生辩论各种问题，通过提问迫使学生进行思考。他还常常光顾学生食堂、橄榄球赛、舞会，甚至被学生逼着跳舞。你看看现在美国的大学校长，一个个全像是生意人，哪里还有这样的老派校长？
这也不奇怪，2005年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中积极参与为什么女科学家少的讨论，提出男女之间是否可能有先天不同的假设，引火烧身。这无非是说明他当教书匠太忘情，一心想刺激大家的思想，乃至忘记了当校长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受媒体的煎烤的同时，在哈佛学生中却深受爱戴。他宣布辞职后的民调表明，哈佛学生有57％认为他不该辞职，只有19％认为他应该辞职。哈佛的学生报纸一直支持他，在文理学院教授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后，哈佛历史最悠久的学生报纸《哈佛深红报》发表社论，题为“对不信任案的不信任”，坚决站在他一边。
所以，当文理学院的教授们“倒萨”成功后，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场公共关系危机。许多媒体质问：大学是属于谁的？是为谁服务的？萨默斯一心为学生服务，事事把学生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要求那些只顾自己研究的教授给学生上大课，惹恼了教授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不想教书的教授，希望找任何借口把萨默斯搞掉，以求继续过自己不教书但名利双收的神仙日子。
在政治上，这些哈佛教授更是受到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的攻击。乃至萨默斯这么一位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下子成为保守主义的烈士。保守派人士戴维·霍罗威茨（David Horowitz）大骂：“萨默斯是自由派，但是我们的大学已经被占领。那些搞掉他的10％的教授根本不是自由派，而是斯大林主义者。”哈佛法学院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十年前曾经出任杀妻案中的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律师，频受保守派的攻击，自己还曾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进行政治辩论。他则说：“我在美国，属于20％最倾向自由派的人。但是要在哈佛文理学院，我就是10％最保守的人。”一句话，哈佛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已经让一些明显有自由派倾向的人也感到窒息。
上述反映，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颇能说明这场“倒萨”运动给校园和社会带来的分裂。要立足未来，就必须摆脱暂时的情绪冲动，通过萨默斯倒台冷静分析一下美国大学制度的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