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富家子弟，靠着家庭的经济和知识优势，在教育上已经领先别人一步，而教父教母们又对他们一路扶持，弱势阶层就更难与之竞争。美国一方面有种族平权、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试图打破社会的既得利益，给下层社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优位阶级又通过这种教父教母的体制，将阶层之间被打破的墙再修补上。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来，国家对弱势阶层有一系列的扶助计划，但是贫富分化还是日益严重。贵族在改头换面地不断再生。
有句老话说，人在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选择谁来做自己的父母。美国最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社会流动的速度降低，贵族世家渐渐成型。造成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像中世纪的欧洲全靠世袭。相反，美国还是一个开放、竞争的社会。纯物质的遗产并不能保证子孙的社会地位。真正能够有效地隔代遗传的是教育。富裕阶层往往在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前，把所拥有的财富转化为孩子身上的本事，使之能够在未来的自由竞争中先声夺人。
即使不考虑父母的财富，富裕阶层在传宗接代上的行为也使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教育优势。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富裕和受教育的阶层，生孩子又晚又少。孩子越少，每个孩子享受的家庭教育资源就越多（包括父母花费的时间和学费）。生孩子越晚，父母的职业生涯就越接近顶峰，收入就越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25岁，如今则是30岁。而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一直是22岁。
除了教育资源外，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也非常大。经济学家Melissa Osborne Groves引用对195对父子的心理测试得出结论：父子在经济收入之间的关联性中，有11％是由他们相似的生活态度决定的。美国中高产阶级的父母，并不认为自己给孩子能够留下什么了不起的财富。他们传给孩子的，主要是品行和学识。这种家庭传统，成为中高产阶级的文化自信。一个“自我造就的人”（self-made man），其成功不仅是体现在他个人的职业生涯上，而且还在于他开创了什么样的家庭传统，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长盛不衰。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父母是谁就越来越重要了。结果，许多家长，觉得孩子有两个父母还不够，还要再有一些出色的长辈给孩子提供精神指导、社会关系，甚至必要的经济支持。这就是教父教母在美国大为流行的原因。
教父、教母本来是天主教的传统。按照这个传统，教父、教母在孩子出生后不久受洗礼时就在场，日后要负责给孩子提供精神指导。不过，在整个天主教的历史中，教父教母的功能更加实际。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帮助自己的教子教女改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后来教父教母的制度就更加世俗化，甚至在犹太人中也流行起来。如今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社会，教父教母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的习俗。有的教父教母，等于是备用父母。一旦孩子的父母因为意外身亡，他们马上根据事先写好的遗嘱获得监护权。所以平时很注意和自己的教子教女培养感情纽带。
那么什么人是教父教母的理想候选人呢？首先当然是有钱有势的，其次就是所从事的职业和孩子的成长密切相关，最后则最好是单身，比如单身妇女和男同性恋者就特别热门。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能够对自己的教子教女倾注更多的感情、精力和金钱。按这样的标准，一些知名的儿童作家、教育界的权威人士、橄榄球教练等，就成为大家追逐的对象。比如，哈佛大学本科录取部的院长菲茨西蒙斯就有5个教子教女。其中一个在成为他的教子前就已经成了哈佛的学生。另一个则是CNN财经节目大名鼎鼎的主持人多布斯（Lou Dobbs）的儿子，不过他没有报考哈佛。菲茨西蒙斯声称，如果他的一个教子或教女要报考哈佛，他就不得不避嫌，退出决策过程。可是，即使他主动避嫌，他手下的人难道就不知道哪份是他的教子或教女的申请材料吗？
单身的作家兼教授玛丽莲·凯（Marilyn Kaye）则有6个教子教女，包括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特莎·达尔（Tessa Dahl）作为知名儿童作家罗阿尔·达尔（Roald Dahl）的女儿、名模索菲·达尔（Sophie Dahl）的母亲，更是炙手可热，竟有22个教子教女。她要记住每个孩子的生日，按时送礼。她17岁的教女来纽约，她要陪着看歌剧、电影，忙得简直应接不暇。一些意志强烈的孩子，还自选自己的教父教母。比如一家医药公司的继承人约翰逊（Casey Johnson）不满母亲给挑的教母，自己一口气找了好几个教母，包括名演员的寡妇、大企业家的妻子，同时还挑了一个著名戏剧导演当自己的教父。
希拉里·克林顿喜欢重复一句俗话：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这个意思是说，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家庭，而且需要一个社区的关怀，当然也需要一些自己父母之外的长辈的指点。毕竟再好的父母，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一些成功人士工作繁忙，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问照顾，就更需要朋友们帮忙。教父教母之盛行，和这些恐怕都不无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当然有好处。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挣了钱忘了孩子，他们的子女其实很需要类似这种教父教母（类似中国的干爹干妈）的帮助。
但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这种教父教母的风气，只会深化各阶层间的鸿沟。那些能够找到有钱有势的人给自己的孩子当教父教母的，本身一般也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比如CNN的主持人可以和哈佛的院长通过教子“联姻”，一个工人则绝对进不了这个圈子。这些富家子弟，靠着家庭的经济和知识优势，在教育上已经领先别人一步，而教父教母们又对他们一路扶持，弱势阶层就更难与之竞争。美国一方面有种族平权、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试图打破社会的既得利益，给下层社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优位阶级又通过这种教父教母的体制，将阶层之间被打破的墙再修补上。所以，自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来，国家对弱势阶层有一系列的扶助计划，但是贫富分化还是日益严重。贵族在改头换面地不断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