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利特的可贵之处，是没有因为自己是个超人，就要求别的女性也去当超人。20世纪前半期，日本出了个著名的女诗人，也是国际闻名的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她嫁了位江郎才尽、无法养家糊口的诗人，又和他生了11个孩子。一家13口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人的稿费承担。她甚至还有钱送丈夫去巴黎，帮他恢复诗人的灵感。她由此得出结论：女人完全能够自立！并号召日本妇女不要要求国家的特别照顾，甚至连产假也反对。当时的许多女权主义者批评她说：我们为你而骄傲。但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妇女，因为日本的女性中很少有人能够具备你的才能！
正如《纽约时报》的书评所指出：“休利特提出的是下一代女权主义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妇女对这一问题的关心，要远远超出对性骚扰的关心。”众所周知，大学毕业后的20年，是奠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20年，也是妇女生儿育女的20年。普通的职业妇女要混到年薪10万以上，常常要全身心地去为事业拼杀，很难在这段时间顾得上要孩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以来，大批妇女得以在男人垄断的传统领域获得成功，但这些敢为天下之先的妇女如今正好过了生育期。于是，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是的，我们是赢了。但是代价是什么？我们的胜利是否值得？一位错过生育期的女权主义者还上电视，讲述看到别人与孩子享受天伦之乐时自己欲哭无泪的感受，劝年轻一代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如今耶鲁的女孩未必读休利特的书，但她们的母亲会提供休利特式的建议。从她们母亲身上，她们学会了面对现实。即使是那些事业和孩子两全的妇女，也常常不得不承认，事业的追求几乎肯定会使自己亏待孩子。因此，不能让孩子为自己的事业付代价，已经在一些妇女圈子里成为新的道德标准。一些放弃了职业生涯的母亲听到自己在常青藤读书的女儿准备将来回家看孩子时，心理上大为满足。她们觉得，养儿育女是人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而社会上竟觉得这些母亲待在家里不劳动。女儿的选择，多少说明她们知道、珍惜母亲为她们做出的一切，并认为这些是有意义的，所以自己也准备走同样的路。上面提到的耶鲁女孩辛西娅·刘的母亲显然就是这样的观点，而且影响了孩子。辛西娅·刘的同屋埃米莉·莱希纳（Emily Lechner）也准备到时候回家当母亲。她的妈妈卡罗尔（Carol）听到后非常高兴。因为自己当年就是为了孩子放弃了事业。她自豪地说：“我见过许多30多岁的职业妇女，她们有孩子，家里雇用全职的保姆。我不相信这些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事实上，到美国的学校观察一下就知道：平均而言，母亲辞职在家养出来的孩子，不管是学术表现还是待人接物，都明显比那些父母都有全职工作的孩子要好。不久前一位母亲投书《波士顿环球报》说：“我辞职在家养孩子，我们买不起大房子。但是我为社会培养了更健康的成员。难道我不该为此得到奖励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只崇拜大房子、豪华车，而不珍惜对未来的责任？”言下之意，她安贫乐道，是在为社会培养美德。电视晚间喜剧节目的笑星也拿一条广告开玩笑：“这里有一个教人家小孩骑车的工作。一小时60美元。听见没有？不过教教骑车而已。60美元！大家快去赚呀！（美国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还不足20美元，看孩子的工作一小时也就10美元左右）父母难道忙得没有工夫教自己的孩子骑车吗？你要知道，比起以后你要给孩子请心理医生的价钱来，现在这60美元还算便宜的。”他嘲笑的是那些忙着赚钱而没有时间当父母的富人。他们的孩子最后往往心理畸形。
不过，忙得顾不过孩子来的，其实大部分并不是富人。相反，回家当专业妈妈的潮流，主要发生在中高产阶层。计划在30岁左右回家看孩子的女大学生，集中在常青藤盟校。这里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些女孩子的社会地位高，她们的配偶，一般来说也是和她们一样是常青藤毕业的精英，收入非常之高，家里不需要第二份收入。相反，一般老百姓的家庭，非有两份收入才能生存，一般的女大学生也就不敢想结婚后回家看孩子的事情。第二，常青藤的女孩子，一般来说从小家教甚好，知道父母的悉心培养对自己现在的成功是多么重要，也知道教育上的竞争是多么激烈无情。要让自己的孩子延续她们现有的优势，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教育。这里的利害，一般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子弟没有她们体会得深。
这一回归传统的“贤妻良母”运动，虽然只发生在精英集团中，但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迄今为止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高教育、高收入的阶层出生率低，穷人出生率高；白人出生率低，少数民族和移民出生率高；发达国家出生率低，第三世界国家出生率高。道理很简单：发达社会和富裕阶层的妇女教育程度高，因为高中毕业要上大学，婚龄推迟，生孩子较少。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人口萎缩，就是上述这些现象的一个后果。不管政府推行什么倾斜性政策，鼓励多生，也无法扭转人口下降、老化的趋势。但是，目前耶鲁女孩子们开始领导一个相反的趋势：受教育越高的妇女，越有条件回家看孩子。现在美国白人妇女的平均收入比黑人妇女还低，就是因为大量经济条件好的白人女性回家看孩子，根本不挣钱。这个趋势如果发展下去，可以改变人口结构，使上流社会的人口增长加快，甚至有助于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这些耶鲁女孩代表的，可能是未来最为精英的一代母亲。首先，如我以前曾经指出的，过去的上流社会，对家族、血缘依赖甚重。男人爬得高，也未必是靠自己的本事。所以严格地说，昔日的上流社会属于贵族而非精英。如今要进入上流社会，第一，要拼进好大学，要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竞争，最后出头的，是人中之人、地道的精英。第二，过去的上流社会，是男人垄断的天下。那些嫁给百万富翁的贵夫人，自己未必才智出众，甚至受的教育也不甚高。她们即使留在家里，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智商所限，对孩子的教育也未必有效。
如今上流社会的夫妻，双方在教育和智商上不分上下，全是经过激烈的常青藤竞争出来的。这些常青藤打造的母亲，如果专职在家教育孩子，就仿佛是一个小学给每个孩子配备一个耶鲁毕业的老师。这其实等于是一个最为昂贵的家学教育。第三，过去不管是多么上流的社会，男女的婚嫁之事，都没有经过这样严格的智力筛选。夫妻在基因上给后代的遗传，不可能比其他阶层有太大优势。如今的上流社会的婚姻是严格智力竞争的结果。比如父母分别出自哈佛、耶鲁，双方当年的SAT分数都接近满分。这样的超人之间婚配的结果，就是优生，使他们的后代比其他阶层在生理结构上占有优势。可以想见，现在耶鲁这些女孩，就是未来的精英之母。她们的孩子，才更加令人生畏。
普林斯顿的女校长雪莉·M蒂尔曼（Shirley M．Tilghman）的反应就非常说明问题。她2005年在欢迎新生的致辞中说：“普林斯顿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21世纪的领袖。当然，许多人一提领袖就想起总统和企业总裁。但我的领袖概念要广泛得多。”她接着列举了教育、医疗、工程等一系列需要领袖的领域。但是这位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自己奋斗上来的超级女性，就是没有提当家庭主妇的妇女。后来在和记者的电子邮件通信中，她不得不说：“作为一位领袖和在家当主妇主夫并不冲突。我认识许多妇女和一些男性，他们留在家里，但对社会和他们的社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看来，这些精英之母对社会的贡献，你不管怎么不情愿也得承认。就教育而言，你怎么能说待在家里的妈妈和待在教室里的教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你可以说这些精英之母只教育自己的孩子，教授则教育公众的孩子。但是，这种精英家庭的教育优势，并非对别人没有正面影响。比如，这些精英母亲留在家里，孩子上学后自己精力没有地方消耗，对老师又不放心，就跑到学校当志愿者。结果，许多富裕的学区的公立学校，因为这些母亲（许多是名校毕业或博士）的存在，招募志愿人员呼一来十，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这些公立学校，等于免费使用一些本来可以干更高端工作的、自己根本雇不起的人。但另一面的问题是，在一些穷社区，父母不得不全出去工作，勉强维持家庭收支平衡，没有时间管孩子。学校本来就穷，招募志愿人员时，大家自己还顾不过来，谁还肯来？所以，以后美国最大的问题表面上是贫富差距，本质上是教育差距。两者互为因果，社会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