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张居正推崇备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居正当国后，通过努力，扭转了国库空虚的局面，由入不敷出，到大大盈余。可以说，张居正能够富国。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让国家——具体说是国库——富起来。事实摆在这，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换句话说，张居正最大的功劳，就是富国。
那么，张居正的富国之策是什么？他怎么做到的呢？或许有人说，通过改革啊！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说过，张居正的新政，基调是整顿，不是改革。属于改革性质的一条鞭法，也是在他去世前才在全国推行的。也就是说，在张居正执政的前九年里，并没有经济改革的措施出台，而改革措施出台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
显然，富国的奥秘，不是因为一条鞭法这样的改革措施。所以，总体上或者宏观上说，张居正的富国策，还是整顿。
这里，我得顺便说说这样一个观点：国富，并不等于民富，有时候还可能相反。根据我的观察，民主体制下，国富必然民富，或者说，国富必然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甚至民很富而国（政府）颇穷；在专制国家则不尽然。有的专制国家，表面上看，国家可能很强盛，老百姓却苦哈哈的，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道理很简单。专制国家，干什么事情，不需要征求老百姓同意。如果当局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集中到一起，用于豢养军队和警察，用于军备竞赛，表面上看，国家还是很强大的，领导人的腰杆挺硬，派头挺足；可是，老百姓的肚子挺饿，面色挺灰。
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其实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不分青红皂白，看到能够使国家表面强大的领导人就崇拜，是很可怜的！我的观点是，不能认为，凡是能够富国的人，就值得肯定，就说是伟人。归根结底，能不能富民，才是衡量一个领导人是不是伟人的最基本标尺。道理也很简单。国家的强大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富足的生活，那强大不强大，意义何在？甚至，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的，那就更成问题了。所以，绝对不能一听到一个领导人使得国库收入增加了多少，就觉得这个人挺好。
张居正是富国的功臣。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他是不是富民，我不敢肯定。那要看他的富国之策到底是什么了。张居正的说法是不加赋而国库足。从这个口号看，不错的。如果就是通过一味增加老百姓税负的办法从而增加国家的收入，未必是办了好事。不增加老百姓税负就能够增加国家的收入，虽然不能简单说就是上策，但是至少是高明的政策，也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这一点，张居正多多少少办到了。
也应该说，张居正为天下理财，确实非常辛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可谓勤勉敬业。
有的专家说，张居正理财，增加国库收入，首先就是开源节流。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
节流，具体说是削减冗费，确是事实。张居正提倡勤俭。从皇帝到各级政权机关、各部门，都被迫压缩了开支。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皇帝让张居正看他的衣袍是什么颜色，结果张居正没有说对。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的颜色褪色了！张居正于是说，既然这种衣料爱褪色，那就少做几件。还有，过元宵节，张居正把宫内的灯都减少了。控制开支，就到了这个程度！所以，节流，他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工作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开源，却未必。开源，顾名思义是开辟新的税源。也就是说，不是培植新兴产业，就是对过去忽视的行当课税。不然怎么能叫开源呢？可是，张居正当国，这个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
被张居正推翻的高拱，是坚定主张对外开放的。如果按照高拱的治国方略，那贸易税就应该是典型的开源，因对外开放还可能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又会增加税源。可是，张居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者，他执政后把所有和开放有关的政策措施都停掉了。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帝制时代，像高拱那样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的执政者，可能绝无仅有。可惜，他被张居正推翻了，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张居正对工商业并没有执行新的抑制政策，但是他对促进工商业发展，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更没有发行实质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张居正和别的领导人面对的税源都是一样的。所以，民国时期写出《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除了整理田赋以外，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国库的收入，弥补岁入、岁出的巨大差额呢？那么，说张居正开源，不知所谓何来？
依我看，张居正的富国要领，还是整顿。所谓整顿，就是严明纪律，该征收的必须征收到位。张居正自己就说：“方今言理财者，其说纷纷，皆未知设法以督完正供之为便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完成国家规定的税额，才是最为重要的。韦先生也说，张居正并非有鬼输神运之功，“关键在于敢于严申纪律，大行赏罚以贯彻法令。”
张居正上台后，调整人事。清除异己的同时，就着手整顿财经纪律。他宣布：如果规定的赋税没有足额征收并上缴国库，省级的一把手——巡抚和负责监察的巡按御史听纠，府、县一把手听调。而且基本上说到做到，真的撤了若干个巡抚、府县领导的官。用朱东润先生的话说，事态变得很严重了。所以，地方领导都不敢怠慢了，为了乌纱帽，千方百计也要完成税收任务。
这就是奥秘所在。
要说，张居正也不是一点也没有做开源的工作。他以铁腕整顿税收的各个环节，还在后期推动丈量土地。整顿税收环节，关键是促使有关干部守法杜弊，打击贪腐、惩治姑息，采取了不少动作，得罪了不少人。清丈土地，张居正更是花费了大量心血。
所谓欲清其源，先正其田。过去的执政当局也做过不少这种清丈土地的工作。张居正在执政的后期，在部分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将之在全国铺开。应该说，清丈土地，对老百姓是有利的，而对各级官员和富豪权贵就未必了。所以张居正得罪的人也不少。但是他态度很坚决，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话说，就是任凭“谤议四起”，他“终不为动，任之愈力”！虽然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开源还有距离，但是毕竟，把以往偷逃税收的人、土地给清理出来，是会增加税收的。
应该说，张居正的富国策，完全是传统的，并没有任何新意。简单说，就是他基本上做到了该收的税收上来。可以说，这是人治短暂成功的范例。
当然，既然是人治，是传统的做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地方的领导为了帽子，损招很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啊！比如清丈土地，本来应该以查清底数为目的。但是，在张居正的指导思想上，实际上有清丈乃是为了追求溢额，要求清理出更多的纳税耕地的意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层层加码，弄虚作假，虚报冒报，只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朱东润先生说，从书生的立场上看，张居正的这个做法只觉得操切。韦先生也说，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是有欠缺的。但不管怎么说，通过严明纪律，该征的税都足额征缴了，于是，国库收入增加了。
开支控制住了，收入又增加了，国库就盈余了。
顺便说说，此前，由于高拱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已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大明帝国的北部边防问题，化干戈为玉帛，国家因此减少了大量开支。总体上说，张居正当国的十年，没有大的战事，是和平的局面。而以往国库空虚，很大程度上是军费开支过多造成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时代的国库，确实是充盈的。
但到底老百姓是不是也同时富了呢？我说不清楚。
我并不是苛求前人，因为他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就说他保守。但是，我们可以把张居正的政策和被他推翻的领导人的政策比较，这不能算是苛求吧？如果按照高拱的政策，一是对外贸易，二是大力发展工商业，那么富国强兵应该是有希望的；而且这样的富国强兵，不仅必然建立在老百姓富足的基础上，而且很可能会催生出一个新局面。从这个角度说，张居正和高拱，应该高下立判了吧？
人治和制度的两难选择
人治国家，并不是没有制度。人治官场的领导人，其实也反复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也连篇累牍地制定了不少制度。但问题是，人治国家，许许多多的制度，靠不住。
威权国家、人治官场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制度挺多，挺严，挺能让老百姓感动，可就是执行不下去。大大小小的干部，也知道有制度，可是谁也不当回事儿，不当回事儿也没什么事儿，长期如此，制度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制久而弊生。
这里，就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大明帝国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出身贫寒，挺能体谅民间疾苦的。他也很勤政，兢兢业业地干，定了不少制度。其中，就有一个驿递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