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治风波，从引发、密谋、双簧表演，到铁腕打压，是对张居正个人乃至所有高级干部的严峻考验，不仅在当时的政坛引起不小的震荡，也对人心士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看一看张居正对这次政治风波的处理，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出张居正这个人的道德操守、执政风格、统治手腕，也可以让我们对人治官场、威权统治的实质，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那好，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发生在万历五年的这场政治风波吧。
这一年，已经进入张居正当国的第六个年头了。这一年，对张居正来说，是个百感交集的年头。应该说，开局不错。这一年的春闱，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同时高中进士。一门两进士，何等荣耀！
当然，议论很多。但是也仅仅是议论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高官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这个在别的时候足以引起严重抗议的科场弊案，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可是，高压之下，怨言积累起来，早晚会爆发，这也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有导火索才可以引爆的。说到这，诸位估计明白了，我所说的政治风波，不是这件事。
我要给诸位讲述的这场政治风波，是领导他爹引起的。
领导他爹，不是个省油的灯，引起的议论也不少。但是，也仅仅是议论而已。就是说，我所说的政治风波，也不是指的这个。当然，别人看在眼里，气在心中，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张老爷子死了，张居正硬要继续在北京上班，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治风波。
前面说过，张居正施展阴谋，与太监冯保里应外合，做出了不能为了死爹而放弃权力的决定。虽然他不得不三番五次表达要丁忧守制的决心，可是各级领导干部终于明白过来了，实际上那都是这个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虚伪表演，他内心是不想丁忧的。迫于形势，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不纷纷表态，请求张居正不要丁忧，而要继续领导国家，行使权力。
火候差不多了，不能总忸怩作态了。于是，张居正在小皇帝兼乖学生下达了第三道夺情的谕旨后，终于表态说，他不回家奔丧，也不丁忧了。
可是，自己的亲爹死了，作为长子，不奔丧、不守制，那怎么说得过去呢？张居正苦思冥想，终于发明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词：“在官守制”。意思也就是说，我张居正还是给亡父守制的，只不过不是回家守制，而是边继续做官边守制。为此，他请求二十七个月内不要工资，所有他具衔签名的公文，都加“守制”二字；另外服装上也要对此加以体现等等。
要我看，张居正的这个发明是有可取之处的。当然，他要是能够先回家奔丧，再回来“守制”，就和我们现在的做法差不多了。何必非要辞官回家待上二十七个月呢？如果张居正真的是改革家，能够把这个制度固定下来，而不是就只能适用于他一个人，那或许可以称得上是一大改革。可惜的是，张居正此举，是权宜之计，他把这个东西当成了自己不丁忧的挡箭牌了。这就成问题了。
守制，顾名思义是回家守孝，本来就是和继续做官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那你继续当官，家也不回，甚至没有在亡父的灵前扶棺一恸，怎么硬说是守制了呢？不丁忧守制，已经很不近人情了，又硬说自己守制了，那就更让人反感了。
揆诸人情，我估计，广大干部是很不理解的，也是很看不过去的。可是，迫于压力，高级领导干部都表态了，要张居正继续工作；“议员”们也有类似的“提案”。是不是表态，如何表态，俨然是一次是否忠诚于张居正的站队。不要说反对“夺情”，就是沉默，也是不被允许的。张居正的“组织部长”张瀚，坚持不表态，张居正立即勒令他卷铺盖回家。可见，对广大干部来说，不管内心的想法如何，都只能顺从张居正的意志，因为形势相当严峻、压力确实很大。
但是，即便如此，当张居正不丁忧的表态正式公布以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流言四起。公开的抗议也终于出现了。
他们难道不怕？也不能说一点不怕，怎么可能不怕呢？都是人啊，都是经过十年寒窗、激烈竞争，才有了今天的位置；父母的希望、老婆孩子的依靠，一旦站出来，可能瞬间就化为泡影了！所以我说，这些人，绝对是热血男儿，他们忍不下去了！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翰林院编修、张居正的门生、常州人吴中行。
吴中行中进士、修庶吉士，当了编修，属于“储相”之列，这个位置来之不易，前途光明；他不是“议员”，没有言责，不是大臣，保持沉默也不会有什么道义的责任。如果他再积极些、上蹿下跳为张居正夺情奔走，那作为门生，吴中行的仕途官运一定很顺遂了。
可是，吴中行站出来了。这天，他来到张居正家，拿出自己写给皇帝的奏疏副本，请张居正过目。张居正一看，只见吴中行写道：“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谓父子相别十九年矣……”文章很长，简短解说吧，吴中行大意是说，领导和他的父亲十九年没有见面，如今老人家去世了，难道领导不应该回家看一眼吗？哪怕是回家哭一声，再回来上班，怎么就不行呢？
“呈上去了吗？”张居正愕然道。“不呈上去，不敢报告师相。”吴中行镇静地回答说。张居正内心一定是很恼怒的，但是，事已至此，他在吴中行面前，就不好说什么了。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门生是替他在皇帝面前说情的啊！
第二天，吴中行的同事，翰林院的检讨（比编修低一级）赵用贤也上疏了。他的意思和吴中行差不多，用语上似乎不太客气，有谴责张居正的语气。他说，张居正能够以君臣之义效忠数年，怎么就不能以父子之情少尽一日呢？他认为，无论如何，张居正应该回家奔丧，临棺一哭，然后再回京继续上班。
吴中行和赵用贤，都是进士及第后选庶吉士，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工作的。俩人事前是不是商量过，不好考证了。
接下来，也就是赵用贤上疏的第二天，刑部两个级别不高的干部，副司长、张居正的同乡艾穆，处长、浙江人沈思孝，俩人联名上疏，抗议夺情，要求张居正丁忧守制。
刑部的这两个干部，就不像吴中行和赵用贤那么善解人意了。他们对张居正大加讥讽、抨击不说——比如他们说张居正欺君而媚阉；提出的要求也更加厉害：不能夺情，也不应该夺情。张居正要回家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才是。
张居正原先防备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和“议员”，连打带吓的，高级干部和“议员”倒基本上乖了；没有想到中低级干部里面出了问题。他们接二连三，密集上疏，其中，有自己的学生，还有老乡！这个情况，张居正似乎估计不足。
看到这个局面，张居正没有别的，唯有愤怒。他怒不可遏，牙根痒痒。怎么办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高级干部就会动摇、“议员”们也会不好意思，不能不跟着提出同样的要求。万一出现了一股风，都替他张居正“说情”，非要皇帝收回夺情的成命，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遇到难题，张居正还是按既定方针办——找他的“黑老大”冯保商量。很可能是，张居正看到门生吴中行的上疏副本时，就和冯保沟通过，要冯保压着——当时称为“留中”，即参折或者上疏，留在内里，不下发，不登报。接连的四人三疏，让冯保给压在御案上不发。
但光留中不发是不行的。于是，张居正压抑着满腔怒气，装作悲伤的样子，以讨好的神情，来拜见自己的“黑老大”冯保，紧急研议对策。
必须严厉惩处！必须立即遏制住，不能任其蔓延！冯保和张居正，躲在密室，策划着如何处理这场实质上是因为张居正不愿意放弃权力而引发的政治风波。
从张居正以霹雳手段，断然解除吏部尚书张瀚的职务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看出，作为铁腕人物，遇到反对势力，乃至纯粹是善意的提醒，他也会不论青红皂白，只是一味高压。很显然，对待这件事，他也不会稍有缓和。
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的结论是：对公开站出来反对夺情的人，使用非常手段——廷杖！
廷杖是国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的发明。这一招很损。有没有错，不需要审判，说打就可以打。而且是当众打屁股。这对受到廷杖的人，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肉体上也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轻者重伤，重者当即毙命。朱元璋这个老农民很率直，他公开说，作为皇帝，他不与臣下争是非，要争意气。说白了，是鹿是马，无关紧要，关键是看到底谁说了算。所以对于他认为不听话敢把鹿说成鹿的大臣，就当众打屁股！他的不肖子孙没有继承乃祖的勤政，倒是把他的那套损招发扬了下来。不过后来的君主，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敢轻易使用这个手段的。
张居正作为大臣，本来应该是万分痛恨并坚决反对使用这种非常手段的。可是，现在，他居然和太监冯保秘密策划，要用这种非常手段，对待同僚，镇压反对者，平息政治风波！
在张居正和冯保密谋镇压的过程中，似乎是爆发前的短暂平静。但是，了解张居正为人的人，都为吴中行他们四人捏了把汗。有道义责任的领导干部，已经预料到事情不妙，急忙出面缓颊。
礼部尚书马自强率先为吴中行四人辩解。他来到张居正的府邸，当面求情张居正，试图阻止他对吴中行四人的惩罚。马部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去考证了。总之，史书上说马部长说了一番话以后，张居正语塞。也是啊，迄今为止，摆在桌面上的，是张居正要丁忧，皇帝不让。那吴中行他们不就是替他张居正说话吗？如果皇帝要惩罚他们，张居正不得出面替他们说情吗？何况，作为国家全体文官的代表，首相本来就有道义的责任，阻止皇帝惩罚仅仅是提出不同意见的干部的。
那马部长请求张居正出面为吴中行他们说话，他能不语塞吗？可是，马部长高估了张居正的人品操守。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在无言以对的情况下，一改往日的深沉矜持，也不再顾忌威严和风度，居然“扑通”一声，跪在马自强的面前，口中还连声说：“公饶我，公饶我！”马部长吃惊之余，也只能慌忙告退了。
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王锡爵也坐不住了。四个公开站出来抗议的人中，两个是翰林院的干部。王院长有道义的责任要替吴中行他们说话。可是，他担心自己一个人在张居正面前会碰钉子，于是，就会集了翰林院大大小小的干部几十人，集体到张居正家里去请愿。
门房通报了这个消息。张居正拒绝接见他们。怎么办？越是这样，越说明事态严重了。于是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王院长索性带着一大群人，径直闯进张居正的府邸。张居正不得不出面见见了。
“他们上疏，是为了元翁的事，万万不可处罚他们的。”王锡爵说。
“是皇上生气了，圣怒不可测啊，我有什么办法呢？”张居正回答说，反正假话说惯了，已经习以为常。
事实是张居正生气了，皇帝生不生气其实根本不重要。皇帝虽然十五岁了，可是他对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怎么明了，一切都是张居正和冯保在操纵着。
王院长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只能顺着张居正的话说，“皇上生气也是为了元翁的事，只要元翁劝劝皇上，那皇上的气也就消了。人所共知，皇上是很尊重元翁的意见的啊。”
这下，张居正又无言以对了。“扑通”一声，张居正又跪在了王锡爵等众人面前，一边大声叫喊，“拿刀来，快给我拿刀来！”一边做抹脖子的样子，“皇上强留我不让我回家奔丧；那几个人又卖力赶我走，让我怎么办呢？还不如杀了我吧！”
想得到吗？堂堂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突然露出了泼皮无赖相！王锡爵和众人都大惊失色，不知所措。
“你来杀我吧！你来杀我吧！”张居正还在喊叫着，双腿跪地，向王锡爵跟前挪动。
王锡爵是不是喊了声“我的妈呀”，我已无从考证，反正史书上记载，看到这个场面，王锡爵吓得连忙逃出了张居正的府邸。
这下子，中央的干部都彻底明白了，所谓夺情大戏，张居正本人正是幕后导演！此前他连篇累牍地请求所谓丁忧的报告，都是假的，虚伪的表演而已。毫无疑问，反对夺情的人受到惩罚，是不可避免的了。果然，廷杖四人的命令随即就发布了。
可是，还是有人不甘心。他们还想设法挽回。
也是，过去，皇帝发布惩罚臣下的命令以后，每次都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当时称为“论救”。有时候，这等于给双方一个台阶，所以，论救成功的事例，很多。于是，翰林院的一帮书生，什么李长春、沈懋学，总有七八个人吧，又纷纷上疏论救。
我估计，有关部门接到了冯保和张居正的指示，所有的论救报告，一律不得接收！结果，那些上疏根本报都报不上去。
沈懋学还不死心。他和张居正的儿子是同年，于是，火急火燎地给张居正的儿子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试图打动张居正，请他稍加宽容。一连写了三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效果。沈懋学看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辞职回家了！
其实，干部们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张居正铁腕镇压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