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对自己的人，是很关照的。所以门生刘台就被分配到刑部当主事，随后又根据张居正的组织调整方案，转任都察院御史，也就是所谓的“言官”。因为言官的职责更多的是监督政府，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议员角色更接近，故我称之为“议员”。
刘台当上“议员”后不久，在万历三年，张居正又安排他巡按辽东。
巡按是什么职务呢？说起来很有意思。明朝有一套政治设计的原则，叫强干弱枝、小大相维。所谓强干弱枝，简单说就是中央集权，弱化地方。从权力配置上说，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差不多就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性质。从干部使用上，中央的干部，比如一个司长，甚至一个六、七品的小官，就可以派到省里当“一把手”，派去巡视地方的七品“议员”，甚至可以凌驾于地方一品大员之上。
所谓小大相维，简单说就是小官和大官相互制约，小官也可以管大官。比如，七品的“议员”，政治地位很高，和部长平起平坐的，没有对口监察六部的“议员”——给事中的签字，部长的命令是无效的。内阁首相也怕七品的“议员”，他们弹劾起首相来，一点也不留情面的。又比如，七品的巡按御史，到地方就可以监督省里的“一把手”，省里的干部都怕他，甚至把他当作上级看待。
巡按，顾名思义是中央派到地方巡视、监察的官。所谓的钦差大臣（严格说是钦差小臣）是也。不仅监察地方干部是不是贪污腐败，还可以检查地方各级政府是不是贯彻中央政令，行政、司法是不是有毛病。简单说吧，巡按级别很低，但权力很大；名虽为监察，实则无所不管。他们或者巡视一番就离开，或者常驻一个地方一两年，非常灵活机动。
巡按的选任，也有一套原则的。当时的说法是：“巡按专用少年新进”。就是专门选用刚刚进入官场的年轻人。为什么选用少年新进呢？少年新进四个字，意味深长。“少年”的性情一定勇于任事，而“新进”之人初入仕途，必无官场瞻徇习气。换言之，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作敢为，干这个最合适。
上述这些原则，就相当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张居正无论是不是喜欢，也不好不遵守的。所以，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刘台，就被派往辽东当巡按御史。或许，这是张居正故意点名的，因为刘台是他的门生，而辽东的领导张先生，是他的嫡系亲信，甚至比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还要亲密。要刘台这个门生去辽东，自己人监察自己人，有事好商量吧！
可是，张居正想错了。或许，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是刘台刘“议员”想错了。
也是，派到老师的心腹那里去检查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五字方针”：吃、喝、玩、乐、拿。结果一定是你好我好他好，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当然，前提是这个人学会了昧良心，或者，良知已然泯灭。
如果刘台是个小绵羊式的人物；或者刘台是官场老油条，那他或许会采行那样的“五字方针”。如果刘台真的采行这样的“五字方针”，那他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可是，刘台毕竟是少年新进；而少年新进，确实较少官场上的瞻徇之气。
不特如此。我推测，刘台这个人，责任心很强，却不太能够领会领导意图。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是从刘台的表现上看出来的。或许刘台认为，自己的老师兼监督对象兼国家最高实权人物既然把他派到辽东来巡视，那总不能无所事事吧，总要干出点成绩才好吧？这样也好让别人看看，张居正的学生，就是不一般！或者让自己的老师看看，刘台这个门生，不错！
还有一种可能，刘台对张居正的执政风格、为人处世，不那么认同，社会上对张居正的种种议论——比如说张居正太跋扈太虚伪，边帅们不少给张居正贿赂，他倒是很有同感，至少半信半疑。那他到辽东来，就要认认真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
反正，无论上述哪种情形，张居正都不会高兴的。也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之，刘台到了辽东，很认真，很负责任。到什么程度呢？辽东的“一把手”张先生知道张居正派他的门生来了，挺欣喜，没成想刘台较起真儿来了，搞得这个封疆大吏兼军事首脑、辽东的“一把手”非常紧张，正史记载的说法是“日夜惴惴不安”，不得不偷偷派人暗地里监视刘台行踪。
显然，刘台这样做，就和领导派他来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张居正一定多多少少知道些情况的，也一定不太高兴。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总不能说，子畏（刘台的字），你能不能不那么认真，责任感能不能不那么强，能不能吃喝玩乐得了！张居正什么身份？他对干部的要求，摆在桌面上的，就是要认真，要有责任感啊！所以他不好这么说的。那就只能暂时隐忍吧。
终于，刘台工作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
辽东是与后来的满清对峙的前线，打仗是家常便饭。可是，帝国的军队很腐败，战斗力很差，打次真正的胜仗不容易（往往捏造，甚至砍当地老百姓的头，冒领军功）。刘台在辽东巡视，国朝的军队打了个小小的胜仗，他就把这个消息先于辽东的“一把手”张先生向中央报告了。
说起来，这不是什么大事。本来，刘台是巡按，监察官；辽东的“一把手”叫巡抚，也是由监察官转变来的，甚至，照例都还兼任都察院的副院长之衔。张居正自己也承认，巡按和巡抚，往往职权划分不清楚，彼此越权的事情，经常发生。刘台先于张先生向中央报捷，出于理解上的不同，至多，也仅仅是手续上小小的失误。
可是，张居正很不高兴。如果联系到刘台到辽东的表现，就很容易知道张居正何以对这样一件小事大动干戈了。既然刘台不能领会领导意图——或许他不认为张居正是领导，就仅仅是他的监督对象？那就不能不给他点教训了。
于是，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公开给刘台严旨切责，也叫严旨申斥。什么意思呢？似乎相当于今天的通报批评？或者比通报批评更严厉些。受到这种处分的人，就会颜面尽失、灰头土脸，工作就不好干了。
估计刘台不会服气，也多少有些不解，因为不解，可能更加不服气。或许刘台明察暗访的情况，让他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原来，整天要求别人廉洁从政的最高实权人物，是这样不堪啊！这些加到一起，年轻气盛的刘“议员”，怎么可能不痛苦呢？而面对关照过并且一定还会继续关照自己的老师，作为学生，该怎么办呢？
恰在这个时候，中央又发生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说不大，是因为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要不是张居正当国，根本就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说不小，是因为四位“议员”因此被一举收拾了。一举搞掉四位“议员”，确实是件大事了。
这件事，是有一个叫傅应祯的“议员”惹起的。
说起来，傅“议员”也可以说是张居正的学生，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年纪轻轻，责任感很强，借给皇帝提意见的名义，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张居正。中心思想是皇帝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乃是“失德”；又暗指张居正钳制言路，喜欢吹捧谄媚，为政操切严苛。
张居正擅权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部群众敢公开指责皇帝，但是不敢公开批评张居正。刘台最强烈的感受，恐怕就是这一点了。
这个傅“议员”是刘台的同乡兼同年。事后看，他们的见解和性格都很相通。估计他们的关系也是不错的。傅“议员”提“议案”前是不是知会过远在辽东的刘台，不得而知；但是刘台从报纸上完全可以看到傅“议员”的议案的，估计他会击掌赞同的。
张居正读了弟子兼“议员”的议案，勃然大怒。他还担心，是不是背后有一股反对自己的势力呢？于是，傅“议员”被逮捕入狱，穷治党与，遭受严刑拷打，傅“议员”坚贞不屈，几乎丧命。还有三位“议员”，挺够意思的，到监狱探望同僚。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让张居正知道了，怒气冲冲，打发他们回家卖“红薯”去了。
小皇帝还要求给予傅“议员”廷杖——就是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打屁股——的处罚。估计这是张居正的“老大”、太监冯保的意思。但是，傅“议员”毕竟是针对皇帝提意见的，“罪名”是所谓“讪君”，而作为首相，按照惯例，凡是对因为批评皇帝受到处罚的“议员”，就要出面论救。
张居正虽然怒不可遏，也只能言不由衷地说，若论其罪（其实何罪之有），死有余辜，但是作为君主，要行仁政不是吗？廷杖，就免了吧；革职为民、禁锢终生就完了。这样的话，其他的人也得掂量掂量了，估计也不会有人再敢多嘴了。
给皇帝提意见，很常见；因此而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不多见——后来的万历皇帝所遭受的批评可以说连篇累牍，一般大臣如果不是硬和皇帝过不去，是不会受到任何处分的。去探视一下同僚就被开除，这种事在有明一朝差不多算得上绝无仅有了。当然，人们心知肚明，这一切，不是因为批评了皇帝，而是暗中指责了张居正。
远在辽东的刘台，从报纸上和朋友的信函中，了解到这个情况，真是五内俱焚，痛不欲生！他对自己的老师，从感激到失望，从失望到怨恨。估计这个春节，他是过得很不好的。辽东的天气很寒冷，但是，比不过年轻“议员”刘台的心里更寒！万历四年的春节，刘台是在严寒的辽东度过的。
夜，深了。摇曳的灯光下，年轻“议员”刘台，伏案奋笔疾书。一个人影闪过，伸长脖子偷窥了一眼，就慌慌张张向辽东的“一把手”张先生报告。“看得清楚？”张先生很紧张，追问说。“清清楚楚，”被派去监视刘台的特务肯定地说，“是有一个‘张’字。”张先生浑身冒出冷汗，茫然若失。抓耳挠腮半天，才有气无力地说，快准备，快通报，我要谒见刘御史。
张先生何以如此紧张呢？他自己再清楚不过：他的账上，问题不少，辫子挺多。而刘台又铁面无私，公事公办，他本来一直就惴惴不安，又听说刘台在写参折，参折上有一个“张”字，那他能不紧张吗？
辽东的“一把手”既然要谒见刘台，那他一定思忖好了，放下身段，卑躬屈膝，求情告饶。“哼哼，”刘台见这个省级军政首脑一副奴颜，颇是反感，不禁冷笑，不屑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张先生一愣。“明人不做暗事，”刘台正色道，“刘某要弹劾的，是张居正，岂愿与你论是非？”
张先生听到刘台当面叱责自己是狐狸，牙根恨得痒痒；可是，又听到刘台弹劾的是张居正，不免又暗自庆幸，长出了口气。“这个……”张先生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