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分化群众。墨子把“下比之心”（拉帮结派）视为尚同的大敌，尤其严禁“下比而非其上”，即在群众里传播谣言，非议领导和主流价值观。
第二是广布耳目。对大同世界里群众的要求是：
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
看见社会上好的坏的都要举报，不举报的，也要惩罚。作为富有军事经验的领袖，墨子深知间谍和群众举报的作用。一个人私下里有什么行为，他身边的人还茫然无知，天子对他的赏罚却已经发布下来，这可以起到绝大的心理震慑效果，也有利于天子神化自己。要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遍布耳目。
第三是严格赏罚，和领导一致就赏，和领导有不同意见就罚。
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古代的圣王发明五刑，就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五刑就像是丝线的纪，罗网的纲，就是用来控制普天下不和天子保持一致的老百姓。
第四是群众运动。光是上级惩处还不够，还要开批斗会。墨子说，你跟领导不一致，“万民闻则非毁之”。
总之，墨子的这些手段，和后来的商鞅、韩非已经没多大区别。第四条甚至是走纯高层路线的商韩所未及。事实上，确实有不少学者认为，二三传之后，墨家就与秦国有莫大关联；有的甚至认为就是墨家缔造了秦国。
当然，我们始终不能忘了，墨子设计这样一个世界，用心是为老百姓谋福利。
天子最好，一切听天子的，于是天下就好了。这固然是个简便的法子，但万一天子变坏，岂不是也就坏透了？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说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但一旦堕落成僭主制①，它就是最坏的。
而这个问题，墨子也是考虑到了的。所以他还留了一手，专门用来监督天子。
那就是天。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老百姓和天子保持了一致，但还没有和天保持一致，那就会发生很多自然灾害，比如狂风暴雨连绵不断，就是上天在惩罚没有和天保持一致的老百姓。
虽然这句话说的还是惩罚老百姓，但毕竟百姓和天不一致是天子造成的。这里面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天灾不断，就说明天子已经和天产生了分歧。而既然天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和天不一致的天子，就是可以而且应该推翻的。就出发点说，墨子和后来的韩非之流毕竟有本质不同——不管在现实面前，最初的动机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被天下人抛弃的墨子
怀揣善良的动机，实践起来却是个悲剧。满心想为人类谋福利，结果却设计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社会。这样的故事说来令人感喟，而更悲剧的是，这并不是偶发事件。
跳出肮脏沉重的现实，关起门来开动脑筋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几乎就没有不悲剧的。前面提到过的柏拉图大师，他的共和国里气氛恐怖阴郁，比起墨巨侠的大同天下，绝不逊色半分。墨巨侠提倡用暴力统一意见，好歹大体还算来得光明正大；柏拉图大师可是主张政府有撒谎的特权，他说这就像医生有开药方的特权一样。
后世还有乌托邦、太阳城之类，随便可以数出一大串。空想家和理想社会的关系，大概很少能逃出这样的轮回。
墨子、柏拉图们之所以会有设计理想社会的雄心，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整体主义者。
柏拉图说，“万物从大的方面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墨子则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天下”。墨子喜欢谈利害，但个人很少提。说到利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利”，说到害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害”。事实上，墨子的文章里，几乎没有哪篇不提“天下”二字。
在天下之大利大害面前，个人的小小悲欢，算什么呢？
《鲁问》中有这样的故事：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籴，雠则愠也。岂不费哉！”
鲁国有个人让自己的儿子追随墨子学习，这个儿子后来战死了，做父亲的责怪墨子。墨子回答：“你让你儿子做我的弟子，学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死，现在真死了，你恼火什么？这就像想卖米，结果卖到脱销却反而发怒，不是让人费解吗？”
在伟大理想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更多人的生命殉葬，也只是增加了理想的光彩，着名的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就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里，对墨子有一段议论，不像儒、墨相互攻击时那样说得剑拔弩张；相反，态度很平和，也很沉痛。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段子为证】
墨子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也是不介意使用谎言的。墨子看中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光的年轻人，想收他做弟子，就对他说：“跟我学，我给你找官做。”一年后，这个年轻人要求墨子兑现诺言，墨子于是讲了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大儿子是个酒鬼，不管父亲的丧事。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我们将给你买酒。”葬后，大哥向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不给，说，安葬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所以我们才骗你的。于是墨子结论说：“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公孟》）
专制从何而来
《庄子》《淮南子》都说，墨子是崇拜大禹的。《庄子·天下篇》还提供了一些很好玩的细节。比如墨家后学的发展趋势是凑到一起，相互盯着小腿肚子数腿毛；谁的毛少，就算学大禹学得更到位——大禹治水，长期泡在水里，小腿上的毛自然是掉光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另有看法。因为《墨子》里，提到古代的圣贤，也是一张嘴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儒家没什么不同，很少单独把大禹拎出来说事。所以，说墨子用夏政，《墨子》的文本自身没有提供依据。
《淮南子》可以认为是汉朝人胡说，但《庄子》的作者们，却应该是和墨者打过不少交道的。折中下来看，或许是墨子本人确乎没有独独推崇谁，到了弟子辈，却倾向于单单表彰夏禹了。也好理解，谈文王、武王，是有很多“文本上的依据”可利用的，偏于劳工阶级的墨家，要在这点上和儒生较劲，未必有利。不如拿个本来就缺少文献记载的人物说事。
大禹确实是被塑造成了最符合墨家理想的偶像。
他的业绩是治水，搞工程出身，和墨子是同行。
他爸爸鲧，是天下四大恶人之一（“四凶”中的梼杌），这样的爸爸却生出了禹这样的好儿子，比杨康、杨过父子对比还鲜明。墨子说贤良不问出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
鲧早就被处死了，禹又据说是从亡父肚子里跳出来的，没妈，则孝悌的事迹，和禹自然无关，这就和儒家拉开了距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甚至因为他而石化。上无父母可孝敬，下有妻子不疼爱，真是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堪称兼爱的光辉典范。
整天耗在治水工地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究宫室吃穿。“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状态，刚才说了，这已经成了墨家弟子的生活原则和竞赛项目了——至于也有资料说，大禹平时穿得差，但礼服还是讲究的，可以认为是儒家为了把禹拉进自己的圣人系统而搞的小动作。
另外，《墨子·尚同篇》说，下级要绝对服从领导，要用酷刑收拾自作主张的屁民。这样的霸道和杀气，也只在治水的大禹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治水这件事，据西方人说，和东方国家的专制传统有很大关联。
这个观点，源头极早。近代以来，更有亚当·斯密唱之，卡尔·马克思和之，到魏特夫的着作《东方专制主义》，算是集了大成。
治水超过部落范围时，往往即成为综合性的活动。大多数作者提到治水农业合作方面时，主要是考虑挖掘、疏浚和筑堤；而这些劳动中所需要的组织工作肯定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一项主要治水工程的计划者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多少人，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人？根据以前的登记，计划人员必须决定挑选的定额和标准，然后发出通知，再进行动员。集合起来的人群常编成准军事队形进行活动。……即使最简单的形式，农业治水操作也需要牢固的一体化行为，当它们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时，他们就需要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
这件“组织计划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对之加以掌控，于是专制统治者也就产生了。欧洲为啥基本没这样的事呢？地理差异摆在那里，欧洲的河，大都是很小的。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伏尔加河，然后就有了俄罗斯。
抛开魏特夫那些上纲上线的论断不谈，要说治水这档子事会扩大领袖的权力，还是颇讲得通的。只是何以会如此，魏特夫并没抓到要点。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一篇随笔，就谈大禹治水的问题，很值得推介。治水靠疏导，其实很常识。禹的爸爸鲧，也是部落民主议会推举出来的治水专家，可见业务水平大家向来都认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
恐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所谓疏导，其实就是指定一块地方，说，往这放水，把这儿淹了，保全大家。要知道，那时是很民主的，每个部落都可以强调本部落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鲧想放水的话，淹哪儿，哪儿都不干。跟人讲牺牲你们保全大家的道理，作善意的想象，应该是每个部落都有些高尚人士，表示能接受。但回去一投票，他们总是少数派，即使不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吃里爬外的名声是少不了了。
所以，是否用疏导的办法治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鲧手里没权，只好选择硬堵，以求在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尽可能延缓灾难的发生。结果就是人力物力投入越来越多，堤坝越筑越高，洪水越来越大，最终决堤，“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大家都没日子过。
所以，鲧的失败，是原始民主制度的失败，是私有权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失败。尧、舜和部落议会当然可以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鲧头上，但最终，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人，面对浩浩汤汤的洪水，他们还是只有靠边站。
鲧的儿子禹出场了。
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防风氏来晚了，禹就将之处死，然后展览尸体。迟到而已，何至于闹得这么严重？
史料上说，防风氏的个子特别大，遗骨就能堆满一辆车，显然也是个强人好汉。禹杀他，是立威。
禹在给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我要淹你家，你得认，不然我杀了你——这是在为疏导治洪的方案扫除政治障碍。
古防风国在今天的浙江德清。我看到有德清人写文章，鼓吹防风氏是一位企图阻止禹建立专制统治的古代民主斗士。真别说，这个判断，可能大概也不错。
只不过，被洪水折腾惨了的普天下人民，那时更愿意接受的恐怕还真是可以消除洪水的专制，而不是拖着大家一起完蛋的民主。①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
古人经常这样比喻，乱世就像洪水。《尚同》中的专制气味，底下确实是大禹治水一般的雄心。
看见这样的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黑格尔，西方传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措辞倒往往是客气些了）：东方民族，命里注定是要犯贱的。
墨子不信命。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