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明仍然没有动，胳膊支在桌沿上，一只手插进厚厚的头发里，两条长长的眉毛打成一个团。严君又说：“其实，回避倒也松快，反正这个案子的精彩部分你都参加上了，现在进入了结案阶段，剩下些扫尾工作、清理工作，不干也没什么，你……”她觉得枯肠索尽，实在找不出什么宽解的话了。
周志明仰起脸，若有所思地望着她，半天才说：“我是觉得这样做对他反而不好，反而不好……”
“谁？”她莫名其妙地眨眨眼睛。
“对季虹的家里，对她爸爸，对市委，对党的威信，都不好。决定教养而不判刑，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算犯罪，出卖国家情报都不算犯罪，这是明明白白的姑息养奸，群众会怎么想？”
“咳，”她拦住他的话，“你把心都操到哪儿去了。”耽了少顷，又放重语气，说：“志明，有句话我一直不想跟你说，可现在我觉得应该跟你说，你……应该在事业上有个稳定的环境了，生活上，也该有个幸福的家庭了，这些，其实都已经摆在了你的面前，你，你不要破坏它。这个案子，你不再插手，对你只有好处，况且，况且一个政法书记的女儿，判教养三年也就算可以了，总比一点儿不判好吧？”
“政法书记的女儿就可以重罪轻罚吗？”周志明没有被说服，反而情绪激动地站起来，好像要冲她发一顿火儿似的，但却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平静地说：“你知道，我也是个干部子弟，从感情上，我特别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有威信，真正受尊敬，受爱戴，因为在人们的眼睛里，他们是代表了党的。所以我一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办些不自觉的事情，心里就沉甸甸的放不下。你说我操心太多了，对了，我是太爱操心了，没办法呀。现在常常能听到对党发牢骚和抱怨咱们国家的话，说实在的，不管这些话有没有道理，我在感情上都是不痛快的，就好像别人骂了我自己的爹妈一样，总忍不住想跳出来说几句解释的话、维护的话。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发牢骚，因为看到的那些事，更叫人不痛快。”
严君沉默了。
“小严，你不觉得乔部长今天专程到这儿来讲的这番话，在冠冕堂皇里面掺杂着私情吗？我是觉出来了。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回避而生气，就说是正常工作中量刑偏轻，那也没什么。可乔部长以政法部的名义跑到办案单位来直接定调子，而且又轻得失去了原则，纪处长不认真考虑就随声附和，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知道我提意见没有我的好处，可我偏要提，把话说出口，我心里就无愧了。”
“唉！”严君不能再劝什么了。
中午，她从食堂回到办公室。屋里只有小陆一人独坐桌前闷闷地抽烟，她连看也没有看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本书看起来，就像屋里没有他，就像上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她现在对小陆反而很平静了。
“你恨我吧？”小陆阴沉沉地把一口呛人的烟气吐过来。
隔壁，有人在打扑克，一阵喧哗笑骂声穿墙送过，把这间屋子里半凝固的酸苦的空气稍稍冲淡了一点儿。窗外，大概很远的地方，噼啪地响起了零星几声鞭炮，像是急性的孩子在催促着春节的到来。鞭炮声很脆爽，听来仿佛是从自己压抑的心里迸出的几粒小气泡。
“我可怜你。”她竭力平静地说，连头也没抬，但却能感觉到他射来的疑惑的目光。
“我上午只不过是披露了一下事实，难道也有什么不对吗？”小陆朝天长长地喷了口烟气。
“行了，”她抬起头来，“又没有人谴责你，既然你问心无愧，何必要急着表白解释呢？”
“我看得出你生气了，你恨死我了。可我声明，我揭发他绝不是为了你，绝不是！”
“你揭发他？你有这个资格吗？对他你只欠着情分，只有感激的义务，报答的义务，而没有落井下石的权利！要是我，绝不为了你那点儿本来就活该的委屈去坐牢！”她压不住一腔的愤慨。
“他为我坐牢？难道当初是我请他曝毁我的胶卷的吗？哼，现在一说起来好像都觉得我欠了他多少恩典似的，我就不服这个气！”
“你的胶卷？那是你的耻辱，耻辱！”
“得了，别跟我来这一套了，你没镇压过群众？周志明没镇压过群众？没镇压，你们七六年上广场干什么去了？说穿了，他当时要不是为了未婚妻的身家前途，也未必要毁那个胶卷，不然，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守口如瓶呢？不就是想让人说他是出于公心吗？这点把戏我还不明白吗？哼，我看咱们全一样，谁脑袋顶上也没有一层圣洁的光圈。”
严君气得直打哆嗦，“你，你当然不会懂得他的，他为什么要毁掉胶卷；为什么挺身出来承担牺牲；为什么不把救命之恩告诉给当了政法书记的施万云同志和他的一家。不！你根本不懂，他的为人，你是绝不会懂的！”
陆振羽的嘴巴鼓了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内心里已经把她和周志明想到什么阴暗的地方去了。她镇定地等待着难以入耳的讽骂，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烟狠狠地拧灭。她也不再理他，把头埋进书里。
然而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她的心里乱纷纷的。的确，以那样一个理由决定周志明对１１·１７案的回避，是不公正的，但这不公正却并不全然是陆振羽泄私愤所能造成的，他不过是用这个胶卷的事情印证了乔部长和纪处长的偏见，可他们，这么有水平的领导，干吗要死抱着那个没道理的偏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