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账，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也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喏喏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整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噗噗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问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们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不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不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噔噔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来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小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干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主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