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的角度说，毛杰的案子还没有结。如果仅仅是没有结的话，那还算不上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这案子搞来搞去搞到现在，看样子象是结不了啦！
毛病全都出在法庭上。
在公安局进行预审的时候，毛杰就矢口否认对他进行贩毒活动的指控，一口咬定他只是替家里给一个开小店的亲戚送东西。他声称他送的东西仅仅是茶叶，到了船上碰上了他过去的女朋友，那女朋友让他把一只挺沉的帆布箱帮忙拎到岸上去，一上岸他就被捉，一打开箱子才知道里面原来是毒品。按照毛杰的这个说法，他不仅没有罪，不仅是无辜的，而且，简直就是被公安陷害的。
问题是现在法院都实行司法公开，独立判案了，法院只按法院的原则判，谁说什么都不顶事。法院的原则是什么？——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事实是什么？——法律上的所谓事实就是：证据。
毛杰的母亲在庭审中的供词，决定性地救了他儿子的命。她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没做任何招架便承认了她和被击毙的丈夫从事的贩毒勾当，但她表示她的儿子毛杰绝不知情。她说那天她和丈夫都生了病，才让毛杰到乌泉去取货。她只告诉毛杰找一个拿帆布箱的人，然后把旅行包交给他，把帆布箱拿回来，如此而已。她这个说法在情理上是成立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自己干就干了，干什么让孩子冒这个险！在审毛杰母亲的时候，毛杰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在法庭的质证之下，毛杰最后承认了他母亲的说法。他母亲把这事一口咬住了，明摆着是拼死保他！在法庭上，面对腿伤尚未痊愈还一瘸一拐的母亲，在母亲一再大声强调儿子完全不知情时，毛杰就哭了。然后他认同了这个供词。
法官面对毛杰的哭泣，沉默了片刻，问道：“你原来不是说是一个女的让你帮忙把那个帆布箱拎到岸上去的吗？到底是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拎到岸上去的，还是被告人梁凤芝（毛杰的母亲）让你把那只帆布箱带回来的？”毛杰泣不成声，他知道母亲的用意，他也知道如果他承认这帆布箱是他母亲要的他母亲就完了。他抬头看着被告席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看着他。母亲那张面孔看上去死板着，没有一点表情。审判长又厉声问了一遍，毛杰的声音全哑了，但他终于做出了以下的证词，他的证词不仅开脱了自己，同时也肯定了母亲的死罪。
“是，是我妈妈叫我把那个帆布箱带回来的……”“你知道那帆布箱里装了什么东西吗？”审判长问。
“知道。”毛杰还有些哽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我上岸的时候被抓住以后知道的。”“是怎么知道的？”“是警察说的。”“警察怎么跟你说的。”“警察说箱子里装的全是白粉。”……对毛杰母亲的审判进展得比较顺利，法庭在进行了充分的庭审调查和简单地辩论之后，宣判被告死刑，立即执行。宣判毛杰母亲死刑时毛杰不在庭上，但这个结果他在前一天出庭作证时就应该想到了。
接下来对毛杰的审判就比较麻烦了，虽然毛杰手执一箱毒品被当场擒获，但认定他犯罪的证据并不铁定。毛杰的拒不认罪和他母亲的关于毛杰并不知情的供词，控方在证据上无法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自然不能硬判有罪。休庭时法院向检察院和公安局通报了这个形势，请公安局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来支持对毛杰的起诉，否则，从法律上讲，只能宣布无罪，或者由检察院自己主动撤诉。主动撤诉对检察院来说，比由法庭宣告无罪面子上好看一点。
检察院说：也好，那我们主动撤诉，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公安方面连忙叫停，希望法院先别急着判无罪，希望检察院也别急着撤诉。公安局法制办的同志说：容我们再研究研究，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再说。
当天，公安局内部经过一番紧张研究，决定由潘队长连夜赶到广屏。第二天潘队长便找到了安心婆婆的家，连看望安心母子，带说这件事情。当然，主要还是说这件事情。
老潘说：“我记得你说过你和毛杰在船上交货的时候还聊了几句，毛杰让你以后别再干这种贩毒的事了，他说这种事不是女孩子干的，你还记得他说的这些话吗？”安心说：“记得呀，好象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时候船快要到岸了，周围人都挤着下船，我们也不可能说得太多，话也不可能说得太明。”老潘说：“这就够了，这就证明他和你交接手上的东西时，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潘队长，还有队里的其他一些人，陆陆续续地向安心讲述了毛杰和他的母亲在法庭上互相开脱掩护的情形。安心听着，想象那个场面，不免怦然心跳。当然，她也懂得，他们贩毒运毒，罪在不赦，但从母子之情以死相救的单纯角度，确实让安心的心里震动了一下。
潘队长对安心说：“我们已经和检察院、法院都讲好了，大后天继续开庭。毛杰拘押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所以大后天，要么判了他，要么放了他，法院方面表示不好再拖了。所以你最迟后天就得赶回南德去，我们还要和你一起再仔细研究准备一下。大后天，你要作为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孩子你离开几天行吗？不行你就带着他。”安心一下子愣了。她明白她一直想要躲避的事情，不但躲不过，而且还不偏不正地落在她的头上了。她愣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潘说：“你如果有困难，希望你无论如何要克服一下，好不好？”安心躲开了老潘焦灼的目光，低头结巴了一句：“哦，没，没有。”那天在铁军母亲带着孩子扫墓回家之前，潘队长就走了，他乘坐中午的火车赶回南德去了。在老潘走后的第三天一早，安心按照命令，也乘坐中午的火车，返回南德。关于她回南德的原由，她没有跟铁军和婆婆说得过于具体，只说队里要她回去一趟，过去有个案子是她经手的，有些情况要回去交代一下。因为这件事涉及的对象是毛杰，所以她不想跟铁军母子说得那么详细。
路上，她脑子里反复想这件事，这件事让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的心情。尽管，她知道，她是一名警察，作为一个在诱捕现场执行任务的警察，到法庭上去证明罪犯有罪是她的职责。但是，就本心而言，她确实不愿由她本人站到法庭上去面对自己昔日的朋友。她是问过老潘的，毛杰如果被证实有罪，能判多少年？老潘说：应该是死刑吧。其实不用问她也清楚，她在公安专科学校上学时做过班里的法律课代表，毕业后又在缉毒大队干了那么长时间，那帆布箱里有多少克海洛因她是知道的，多少克海洛因该判多少年刑她也是知道的，就凭毛杰从她手里接过那个帆布箱子这一件事，如果被认定是参与了贩运毒品的话，他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的。也许是因为安心从一开始就跟老潘说过她和毛杰之间已经什么也没有，她说过她对毛杰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感情，所以老潘才这样毫无顾忌地、实事求是地、就事论事地、轻松地，说了“死刑”两个字。
是的，她和毛杰，没有感情。她想，她对他，大概从一开始就确实谈不上感情，最多只能说有好感罢了。再往本质上说，只是异性相吸的情欲罢了。她想原谅自己——现在这个时代姑娘和小伙子，小卜哨和小卜冒有这种事，并不一定非要以结婚生育传宗接代为目的。当然按道理说男女只有相爱才可以行其事，但现在不为了永远相爱就发生关系的年轻人有的是。在上大学时不少同学就认为性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应该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使用和处置自己的身体，只要发生这种关系是两相情愿的，就不算什么错误。当然，她知道，这观点也就是在年轻人当中有点共鸣而已。
是的，她和毛杰没有感情，但让她去指控毛杰，并且最终把他送上刑场，对安心来说，思想上感情上，都有些障碍的。她受她母亲文人气质的影响太大了，在感情上和心理上还没放得这么开，那种特别无情特别狠的事，她有点干不来。她知道她内心最深的那个地方可能过于柔软了，和她的职业和她的经历不相吻合。无论是公安学校、跆拳道训练队还是缉毒大队，她呆的地方都是充满着朝气、野性、骠悍和残酷气氛的。尽管她表面上的个性还算开朗、明快、直率、泼辣，看上去在这气氛里还算适应，其实她才软弱呢。除了她的爸爸妈妈和后来的我之外，其他人，也包括铁军在内，谁也没有发觉她在深层气质上和别人有着特别重要的区别。
她回到了南德。当天晚上与市局法制办和检察院的人，还有潘队长，一起商量斟酌她将要向法庭提供的证词，一直商量到深夜方散。安心回南勐河边她那间宿舍里住了半宿，半宿没睡着。从晚上开会时大家的表情上，她知道明天的开庭，很可能将是最后一次对毛杰的审判，是杀是放，都在明天！
天亮的时候她竟然睡去了，鬼使神差，居然梦见了毛杰。梦中的情景无疑是他们初识时的样子，好象是在什么地方一起吃饭，然后又到了什么地方，有了一段缠绵。正在柔情万般之际毛杰突然冷笑，笑着笑着变成了坏人，进而又变成一个青面的鬼魅……她一下给吓醒了，醒来后听见有人敲门。
敲门的是潘队长，他开车来接安心去法院。
那是个雨天。安心坐着潘队长的吉普车，轧过城内旧街湿碌碌的石板路，开向位于市中心的南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那座大楼我后来看见过，新建了没几年，从基到顶，一律白砖挂面，看出来花了不少钱，其建筑风格虽然与周围旧式的街巷完全说不上话，说难听点是对这个城市南召古风的一种肆意破坏，但单独来看很难想象南德这样的小地方会有这么气派的法院。不光法院，南德的检察院、公安局，大楼一个个盖得都很牛逼。所以我还一直想不通以前安心为什么老说他们缉毒大队的干警都特穷。
这一天上午九点整，安心准时坐在了法院大楼二楼的一间证人休息室里等候传唤。这屋子挺大，只有她和潘队长两个人。老潘很沉默，站在窗前看外面淅淅落落的雨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安心坐在屋子的一角，那一角摆着一排木制的长椅，她坐在长椅上，同样默默地发呆。
庭审应该是九点钟开始的，安心知道前边要进行一系列的入庭程序，公诉人和辩护人要唇枪舌剑地再亮一遍各自的观点，她和潘队长大约在这间屋子里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人过来传唤他们。来传唤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庭工作人员，他急匆匆地走进这间屋子，急匆匆地说了一句：“证人出庭！”又急匆匆地走了。安心和老潘互相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也毋须再说，便一起走出了这个沉闷的房间。
从这个房间通向审判大厅的，是一条又宽又长的走廊，走廊上没有人。她和潘队长顺着这条走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皮鞋敲在瓷砖铺就的地面上，声音显得特别的孤单也特别的空旷。那声音仿佛是别人的，别处的，就象梦中遥远的回响。
安心这时脑子里不期然地闪回了那个清晨的恶梦，虽然梦的主体内容是欢快的忘情的和缠绵的，但在这个时候梦见毛杰，对安心来说，无疑是个恶梦！恶就恶在，这个梦提醒她别忘了，她和毛杰，确实有过，不容置疑地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且不论那段时光的长短！
安心和潘队长并肩穿过这条漫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双开的厚重的大门。潘队长先迈一步推开大门，看得出他对这地方已然很熟。安心却是头一次来，她没想到南德新建成的这个法院会有这么漂亮的审判大厅。也许是南德电视台曾经对这个案子做过两次专门报道的缘故，这一天来旁听的人还真多。因为破案那天发生了枪战，当时在社会上成为轰动的新闻，市民都很关心这事的结局，所以这案子在南德算是大案名案。在一周前毛杰的母亲被依法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电视新闻也播了一下。对她儿子毛杰的审判尽管已开庭多次，审得旷日持久，但从今天法庭的上座率看，人们的兴趣并未与日俱减，阶梯式的旁听席上，七八成的听众已经坐了黑压压的一片。
安心走进审判庭，看到了这黑压压的听众，这黑压压的听众也一齐看她。再加上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书记员检察员以及律师和法警，目光全都集中在她的脸上，并且一直严肃地跟随着她，移向证人席。安心紧张得步伐有点慌乱，她感觉走了好久才走到了证人席上。证人席在法庭的一侧，与审判长和被告人势成鼎足。安心深深吸气镇定自己，然后抬头目视审判长，审判长随即发问：“我叫安心。我是南德市公安局缉毒大队见习警司。”安心发出的声音，情不自禁地又细又小，她情不自禁地，有种逃避的心理，好象她生怕别人，特别是怕毛杰，听到她姓什么叫什么和干什么似的。审判长对她的口齿含混没有计较，继续问道：“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拒不作证和作伪证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你清楚吗？”尽管，向法庭作证不仅是她的义务，同时，也是她的职责，她不仅是一个普通公民，同时也是一名缉毒警察；尽管，她赶回来作证，怎么作证，甚至连每一句证词组织上都和她商量好了，但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她的回答不知为什么还是有几分可以察觉的勉强。
她的目光下意识地，回避了法官的注视，她答道：“清楚。”“证人，去年九月十三日南德市公安局在乌泉因被告人倒运海洛因而将被告人逮捕，你参加了那次逮捕行动吗？”“参加了。”“现在请你看一下，那天你们抓捕的那个接运毒品的人是被告人吗？”安心转头将目光投向被告席，这是她走进这个审判大厅后第一次正视毛杰。在这之前她一直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目光移向那里，尽管她知道毛杰就在那儿，就站在被告席上。现在，她终于，也必须，正面地去注视他了。她和他的视线灼灼相对！她从毛杰的眼睛中能感觉到，从她走进这个大厅的那一刻起，这双眼睛就一直盯死了她！
那双眼睛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有的，那眼睛已经没有一点光泽，没有一点生气了，已经呆掉了。安心甚至已经分辨不出那眼神中究竟是漠然还是凶毒，是憎恨还是恐惧。毛杰看着她的神情姿态犹如一具不动的僵尸。
他们对视了多久？谁也说不清楚，法官和听众只是很快听到了安心的回答：“是他。”法官说：“请证人把那天逮捕被告人时发生的情况，向本庭如实提供证言。”安心从毛杰脸上收回了目光，她的心里那一刻一片混乱，她几乎象背书般地开始发表证言。她的证言在昨天晚上的会上经过了集体讨论，逐段逐句地拿捏过了，结构简明用词严谨。她首先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概念性地叙述了一下这个案件的背景，如何立案如何长期侦察，如何在那个小旅馆里擒住那个携带帆布箱的年轻女人，然后怎么决定去乌泉诱捕接货的人。再之后，她语气呆板地讲了她在乌泉的船上，如何看到毛杰快到岸时才从一只尼龙带里突然取出那只大象牌旅行包，说明只有刻意的掩护和伪装才需要这么做。又讲到当时她看到毛杰时非常吃惊，因为她以前认识他，是在一个小餐馆里和几个醉鬼打架时认识的。在她讲到这里时审判长插了话，审判长的突然插话令安心有些心慌意乱，她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心情紧张说错了什么，其实审判长只是详细地问了安心和毛杰相识的过程，目的似乎是为了让旁听的群众能听得更明白一点。之后，审判长开始提示安心叙述最关键的那段话。
“证人，当你和被告人发现互相认识以后，被告人和你交接那只帆布箱了吗？”安心迟疑了片刻，这片刻的迟疑出自她无法克制的本能，她象是低头思索了一下，才很不顺畅地回答：“交接了。……我看到他拿出那个旅行包，就上前对他说了暗语，我问他：‘你知道今天下雨吗？’……他接了我的暗语，他说：‘今天不下明天下。’当时我们把箱子和旅行包都放在地上，他下船的时候主动拿了我带来的那只帆布箱。”“你有没有主动提出让被告人帮你把那只帆布箱提到岸上去，有没有主动提过这样的要求？”“没有。”“那么被告有没有提出帮你把这只帆布箱提到岸上去的建议？或者他拿了你的帆布箱有没有可能是被告想要帮你？”“没有，不，不可能。”“你为什么觉得不可能？被告当时跟你说了什么话吗？”“说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让我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安心在做出这句回答时，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回首往事，毛杰的这句告诫确实能够证明他贩运毒品的本质，但同时也说明了他对她的关心。安心知道，她不爱毛杰，但毛杰爱她！
审判长声音依然冷静，按部就班地问道：“根据你的理解，被告让你以后千万别再干这种事了，是指什么事？”“是指贩毒运毒。被告当时对我说：你以后别干这个了，这种事不是女孩子干的事！他还说不管我干这事多久了，希望这是我干的最后一次。”到这句话为止，安心整个证词的主要内容，主要想说明的问题，都说出来了。她的证言有力地支持了检察院对毛杰的指控，这从现场听众嗡嗡嗡的议论声和对面两个辩护律师交头接耳的动作上就能看出。
安心说完，看了一眼毛杰，只看了一眼。或者说，她的目光很自然地，在毛杰的脸上扫了一下。她看到毛杰依然象木偶一样表情呆滞地坐着，但他的目光已不在她的身上了。
审判长要求场内肃静，然后向毛杰发问：“被告人毛杰，证人上述证词，是事实吗？”毛杰呆了片刻才回答，他的冷淡的面容让人几乎分辨不出是过于镇定还是有点迟钝。
“不，不是。”“你大声回答。”“不是。”审判长也迟钝了一会儿，才继续发问：“请你详细说明，哪一句不是事实。”“哪一句都不是。”“你到快下船的时候才把旅行包从尼龙袋里拿出来，也不是事实吗？”“这个是事实，船上很脏，我是怕把旅行包弄脏才装到尼龙袋里的。快下船的时候我才拿出来的。”“你对证人说过不希望她再干这种事的话了吗？”“没说过。我因为和她认识，就和她聊天，好象说天气气候了，忘了说没说下雨的话了。船到岸的时候我问她那箱子是给我爸爸妈妈带的吗，她说是。我就拿了那个箱子。”毛杰说这些话的时候，嗓子完全喑哑，声音呆板，了无生气。他用了无生气的声音，全部否认了安心的证词。
接下来应进行的程序，是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发问。公诉人表示没有什么问题了，不再发问。辩护人问了安心几句你和被告人怎么认识的，你们后来又有什么交往，你以前对被告人印象怎么样，你想到他会干贩运毒品这种事了吗，等等。安心的回答，据散庭后公诉人和老潘的评价，应对得还算妥当。关于她和毛杰认识的过程，她重复了她在证词里的说法，是在小饭馆和醉鬼打架认识的；关于后来的交往，她说：交往不太多，后来毛杰来找过她几次，也就是聊聊天什么的；关于对毛杰的印象，她回答：了解不太深，表面上看毛杰性格比较冲动，等等。都是一般的话，不易被对方抓住什么漏洞。
然后，审判长让安心退了场。安心退场前用眼睛的余光最后再看了一眼毛杰，那余光告诉她，毛杰也在看她。余光毕竟是模糊的，她没能看清毛杰最后投给她的目光是呆板的还是平常的还是特别的狠。
当天的庭审就这么结束了，从法院回来的路上潘队长和参加现场旁听的市局法制办的领导都挺轻松。尽管安心在整个作证过程中头脑发蒙、语言僵滞，但从领导们在车上交谈的口气中听来，他们似乎都认为今天效果不错，对把毛杰判了都比较乐观。
安心从法庭出来后就一直沉默，从心情上讲，她当然不可能为自己在法庭上的表现受到肯定而沾沾自喜。证人这个角色对她来说，始终是一片阴影。她一回到缉毒大队就向潘队长提出，如果她的任务完成了的话她想早点回广屏去，现在孩子太小还离不开她。
潘队长同意了。
下午，潘队长放下手里的事情，亲自用车把安心送到火车站，帮她买了票，告诉她已经替她往家里打了电话，到时候铁军会去车站接她。
在站台等车的时候安心情绪沉闷，默默无言，列车进站以后，她和老潘握手告别。老潘面容慈祥，突然说了这样的话：“安心，我知道毛杰这事你心里头不大好受，这心情我理解，你们过去，过去……毕竟朋友一场。可他毕竟也干了这种事，这种沾毒的事，是没法原谅的。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往死里整他，是他自己，干了杀头的事情。”安心抬头看一眼老潘，老潘那张脸显得特别憔悴特别苍老。她说：“我也理解你队长，你父亲是被这种事弄死的。我恨毛杰干这个，可你比我更恨！”老潘没有马上应答，他和安心对视了几秒钟，似乎在琢磨安心的情绪和安心的话。他接下来的口吻有几分不快，语调也变得严肃起来：“安心，如果你觉得，我，还有队里其他人，我们干缉毒是出于个人感情，是因为我们跟那玩意儿有仇，那你可就错了。你要这么想可就错了。”安心听完，没有回嘴，突然哽咽了一下，哭了。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哭，是因为老潘第一次这么板起脸来说她吗？是因为毛杰终将因她的证言而死吗？也许她这一代人和老潘这一代人在心理上和世界观上总是有那么点不同的。老潘他们把对国家、社会、党，之类的原则和责任看得很重、很固定，而现在安心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却更关注个人的感情、感觉和单纯的人性，评定一件事的对与错，更凭个人的感受和心情而定。她和老潘毕竟是两代人，尽管他们都是警察。
火车就要开了，列车员开始收起车厢门口的梯子，有人在车尾处的站台上挥起绿色的小旗。安心说了句：“再见队长。”便低头上了车，火车随即咣当一声开动。她看到老潘转了身，向站台的出口走，风把他好久没时间去剃的头发刮了起来，象黑色的火焰一样甩动着。
她想：老潘这辈子，也非一个“苦”字了得。老潘过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安心回到广屏，看到铁军到车站来接她，她的心情变得好起来。才两天不见，她想孩子已经想到心疼的程度。当然，也想铁军。铁军问她：队里的事情处理完了吗？她说完了。她默默地想，这事也该完了，她和毛杰，早就应该完了，只是没有想到是今天这么个完法。
她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努力忘掉过去。忘掉过去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而能够忘掉过去则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汲取力量。她想，这个力量就是她的家庭，爱人，和孩子！
是的，在她的心里，家庭、爱人和孩子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事业什么的一下子无所谓了。现在最让她感到温暖安慰的，最值得她去珍惜的，就是这个家。铁军和婆婆一直希望她在南德实习结束后能够分配到广屏来，并且为此积极努力地上下活动。可惜广屏市公安局不巧正在精简机关，这一年也没有接收大学生的指标，安心即便能进广屏市局也只能安排到基层去。所以铁军的意思是，不干警察也没什么。广屏公安专科的毕业生分到哪儿的都有。于是铁军的妈妈联系了市人大，他们那儿要扩充信访办，正需要进人，主管信访工作的人大副主任已经点了头。但安心离实习期结束还有七个月，人家不可能空着编制等她。铁军的意见，让安心索性把产假再续长一点，一直续到实习期结束，在休产假期间，可以先到人大信访办上班去，先把位子占住，再说。
本来，安心并不想离开南德，离开缉毒大队，她对那里已经习惯并且有了感情。但在从南德出庭作证回广屏的路上，她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忘掉南德，再也不回去了。
在回家的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婆婆对安心说今天市人大的邢副主任过生日，我送点东西去，顺便再说说你调到信访办的事。你这次回去，续假的事和你们领导谈了没有？你们领导怎么说？安心稍稍犹豫，抬头看铁军，铁军也看她，安心便把心一沉，转脸对婆婆说：还没呢，不过这个假，我想应该续得出来吧。
她这样说，等于是一个表态、一个决定。对南德，对缉毒大队，她心里依然有点留恋，也有点伤感，但还是这样说了。婆婆和铁军都很高兴。铁军还说，等过两天你再回队里一趟，把这事办牢靠了。你就说你和孩子现在身体都不好，需要医生证明的话我可以去搞。安心说不用，我们潘队长对我不错，人也通情达理，过两天我给他打个电话，说说就行。
一周之后，安心还没有打这个电话，潘队长倒先来了电话。电话是在午饭后，安心和婆婆和孩子都刚刚睡下的时候打来的。第一个被电话的铃声吵醒的是孩子，吭吭唧唧地哭起来，安心哄孩子，婆婆一脸烦躁地爬起来去接电话，问了一句便把话筒递给安心，说：“找你的。”电话里，是老潘的声音，好象在火车站送安心时的那点气还没消似的，声音沉闷。安心问：“队长，有事吗？”老潘闷了半晌，才说：“今天上午，毛杰那案子，法院已经审完了。”安心的心忽一下提了起来，尽管她已发誓忘掉过去的这段往事，但一听毛杰两个字，她还是急切地问了句：“噢，怎么样？”“检察院在宣判前主动撤诉。今天中午，毛杰被无罪释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