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旅顺告急！1894年11月7日，大连陷落！黄昏时分，火光冲天，那是日军正在放火烧城；城内哭喊声、枪炮声一直持续到子夜时分。风雪中日军将城内居民驱逐到护城河外进行了报复性的屠杀，血水流进护城河，融化了河面厚厚的冰。
这时的紫禁城同样非常地热闹。华丽的中国戏——京剧在为寿典而特别搭建的华丽的戏台上已整整唱了三天三宿，百官均停止办公，前来为慈禧祝寿。早上7时，慈禧着精制的龙凤呈祥礼服，在校尉和太监、宫女的簇拥下，乘八人抬的花杆孔雀顶轿从宁寿宫到承乾宫拈香。皇帝、皇后、文武百官于韶乐声中行跪拜大礼，接着是盛大的皇家宴会。
养心殿正中央是用黄金特制的一个大大的“寿”字，“寿”字两旁贴满了百官献来的寿联。其中第一联即为奕訢率王公内大臣进献的，联曰：
玉树阶前彩衣竞舞
金萱堂上花甲初周
再旁边是李鸿藻、翁同龢代表军机处献的联：
甲子重新如山如阜
春秋不老大德大年
百官坐定，山珍海味、宫廷佳肴满桌。在一片觥筹交错、歌舞升平中，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陷落。刚刚拿起筷子的奕訢被背后的一阵急促的低语惊住了：
“王爷，有急电！旅顺陷落，请王爷速拿个主意！”奕訢还未反应过来，就已被庆亲王拉到了大殿的一侧。过了一会儿，奕訢才缓过神来，叹了口气道：
“先电令李鸿章迅速派兵增援，顶一顶，等过了寿典再说吧。”
奕訢确实忙不过来，祝寿大典和宴会刚过，他又要参与光绪帝召集的关于向各国祝寿公使颁发宝星（即纪念章）的会议；随后又带领各国公使在文华殿觐见光绪帝，递贺寿国书。连日来的折腾，又累又急的，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奕訢这下真的病倒了，外感风寒，几日不能下床，更不用说当值军机处了。
此时的军机处正在为上月月末洋员德人汉纳根提出的募集新兵10万交其训练的方案争吵不休。翁同龢依然主战，认为得此新兵，大局定能改观；荣禄则认为不可。翁同龢利用在上书房授读之机向光绪帝进言，光绪帝同意了他的方案。但汉纳根计划太过铺张，仅训练三万兵就须聘金、训练金一亿零四百万两白银。翁同龢是掌管户部的，非常清楚国库是拿不出那么多的银两的，也就不再提起，汉纳根练兵计划也就此作罢。奕訢本来对此事就不太感兴趣，也不再追问。
提起他兴趣的是收到李鸿章的亲笔信。一日，奕訢正斜躺在病榻上看前方奏报，忽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突然来见。张荫桓在榻前行过礼之后，奕訢忙问道：
“李总督怎么说？”
“连日来我与中堂反复斟酌，中堂大人认为，趁当前日本在战场上得胜之际，派大员直接求和，恐为其所轻，不若派一洋员前往，向首相伊藤试探和谈。中堂已选定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恭王意下如何？”
奕訢与李鸿章彼此交往已经三十多年，李鸿章办事的妥帖老练，奕訢是深知的。对李鸿章办事，他一向比较信任。听了张荫桓的传达之后，奕訢点头道：
“就照总督说的办去，我即去请圣旨。”
正当他们在谋划怎样使日本政府同意与中国议和之时，日本政府通过美国公使田贝传来消息说：日本政府同意由美国驻京公使及驻日公使接洽，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近两个月的议和努力终于由于这个消息的到来而让人有云开见日之感。
在病榻上躺了近十日的奕訢勉强撑着身子来到总理大堂。庆亲王见恭王大病还未痊愈就又来办公，甚为他的身体担心。奕訢说，即使躺在病床上，心里也还是乱糟糟的，不知形势如何，无法安心养病。恭王和庆王交换了近日来的形势进展情况，并要电召德璀琳回华。正好此时日本方面以德璀琳不是大清的全权代表而拒绝接待，奕訢等只好就此作罢，等待田贝的进一步答复。
这时，一位执事太监前来传旨，宣两位王爷进宫。二人在太监的引领下，来到了养心殿。太后、皇上和几位军机大臣都到齐了。慈禧说明了召集大家前来的用意，一是了解一下当前的形势，二是大家共同商量个对策出来。
庆亲王忙奏报：日本愿意美国居间与中国进行谈判议和，但目前中国方面的人选被日方否决，现正在等美国公使的消息。
一听到和谈消息，大家的神经似乎都变得敏感起来了，意见骤然分成了三种。
光绪帝首先发话，对日本提出议和甚为怀疑，认为：
“倭寇曾屡次对议和事加以挑剔和推阻，今又突然提及和议，其中必然有诈。今冬三月，天寒地冻，倭人畏寒，此正为我兵可进之时，而突言停战，必为倭人缓兵之计，有更大的陷阱！”
翁同龢自从天津回来后，绝口不提“和”字，对议和事自然是反对，马上附和光绪帝道：“中日断无和理，奴才以为还是练兵备战为上策。”他这时也正和志锐考虑推荐科学家徐建寅带领铁甲“定远”、“镇远”二舰直捣日本军舰。造船者必能驾船取胜，是志锐的可笑理论。
李鸿藻附和翁同龢的意见。
孙毓汶和徐用仪则表示：
“倭国日本乃弹丸之国，其欲与我大清久战，必为败局。今开战已久，提出和议，表明其已无力再战，万无缓兵之计事。”
礼亲王垂首不语，太后正了正身子，想听听恭亲王的意见。奕訢的内心是希望积极争取和谈的，但他也不否认日本有借此缓兵的可能，他于是很小心地回答道：
“奴才以为，大清和战皆不足恃，当前惟有实行能战而后能和，议和为上，方为要策。此次倭人求和，奴才以为可做两手准备：一来选派人员赴日，二来近日有人献策——先训练五千人众的新兵，四月乃成。臣以为此策甚为可行。”
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无定议而散去。但随之而来的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证明了光绪帝的判断是正确的。
日军占领旅顺后，对这座城市的居民实行了比大连屠杀更为惨绝人寰的杀戮。据1894年11月28日的《纽约与世界》报道：“旅顺的日军从攻陷旅顺的第二天开始，连续四天杀害了约2万名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在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清国人不过是为掩埋尸体而幸存的36人。”从旅顺东面的上沟到西面的太阳沟，都堆满了中国男女老幼的尸体。
旅顺失守大出枢臣们所料。慈禧将原因归之于光绪帝受了主战派的包围，于是借机大肆剪灭主战势力。在光绪帝的鼓励下曾轮番上奏恳请停办贺寿景点的南书房、上书房人员，如高燮曾；要求罢斥主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的志锐；要求严惩李鸿章的大臣，如安维峻等，受到了慈禧近似疯狂的打击和报复。盛怒之下，慈禧下令撤了满汉书房，使光绪帝再不能与亲信近臣接近；调志锐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远离京师；以“肆口妄言，毫无忌惮”之罪名，发配安维峻前往军台效力赎罪；主战的光绪帝也未幸免，他的两个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瑾妃均以非分干请的罪名，被降为贵人。
此时大家均在耐心等待田贝那边的消息。不几日，田贝来到恭王府，告知奕訢日本方面已经不愿美国居间调停了，若中国有意谈判，则必须直接派员。日本在议和问题上如此反反复复，年迈的奕訢与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可被折腾得够呛！但田贝的答复也给大家透露了这样一个讯息：日本方面表示可以直接谈判。
于是，慈禧在削弱主战派势力的同时，旋即又作了另外两项决策：一是指令奕訢入直军机处，位列礼亲王之上；二是决定派员正式去日本求和。
奕訢走马上任，马上着手贯彻其能战而后能和、无战则无和的战略思想。战争方面采纳翁同龢、李鸿藻的意见，以湘军代替淮军，由刘坤一主持，吴大瀓、宋庆为帮办；同时决定调湘军魏光焘和陈湜两军出山海关，援助宋庆，另从国库拨银十二万两作为两军两个月的兵饷。和议方面，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庆亲王提议道：
“可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前往。张是总理大臣，又曾为驻美公使，邵为湖南巡抚，曾任驻俄公使。此二人，既为大清的疆臣大吏，又有美、俄背景，日本当不可小视。”
一切战、和事项安排妥当后，光绪帝发布上谕，为各项决策的执行开绿灯：授刘坤一为钦差大臣，令其节制关内外抗敌各军，授张、邵二人为赴日谈判全权代表。然而，绿灯是亮了，行人却迟迟不愿挪动。刘坤一坚决请辞，张、邵二人更是磨磨蹭蹭、逡巡不进。奕訢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终于说服刘坤一去了山海关，对于张、邵二人则只有采取“君命不可违”等强迫和屡屡催促的方式才将他们推到广岛。
这时已是农历新年。整个大清的天空被战争的乌云笼罩着，全紫禁城的人都没过好这个年。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更是一筹莫展。当此危难之机，战无精兵，和无良臣，光绪帝内心焦虑不已，却于事无补。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与陆军一起炮轰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由于日本政府认为此时他们还没有击垮清军的海陆军实力，所以并无诚心谈判。对初六日到日的张、邵二人百般挑剔，拒绝谈判并驱逐他们出境。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正当光绪帝为求和受辱暗自幸灾乐祸时，翁同龢一路跑来，神色惊惶，半晌说不出话来。光绪帝令人取过翁同龢手中的奏报，面色霎时变得灰暗：威海卫失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大清王朝苦心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号称精锐之师的北洋海军就这么不堪一击，这怪谁呢？自1875年始，为加强海防，奕訢等建议创建近代新式海军，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1888年，经过几次增购战舰，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大小舰船20余艘，并建成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主要海军基地。北洋海军已成长为清军的主力海军，也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从舰只数量、吨位和火炮口径来衡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六；而当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不过10万余人，海军实力居世界第16位。然而，半年的军事与外交的较量，让中国人再一次感到了莫大的耻辱！
是清政府的腐败最终葬送了北洋海军，也葬送了帝国的体面！
实际上，清政府海军的所有军舰均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前购买的，直到战争爆发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都明令禁止海军再购军舰和更新设备。原因只是王朝的皇太后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园——颐和园，海军军费被“暂时”挪用了。海军军费到底被挪用了多少？无从清算，只知道慈禧修建颐和园的钱足以让清政府拥有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清朝的海军实力停滞不前，日本的海军实力却由于有明治维新后迅猛发展的国内经济作后盾而突飞猛进。加之清政府自上至下多数官员腐化和畏战，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战败消息到来的时候，光绪帝立即召见军机、内阁、六部、九卿诸臣议事，询问御敌良策。众臣汗流沾衣而无一策，光绪帝十分恼火，愤然离去。这一天奕訢迟到了，等他到达乾清宫时已散朝。礼亲王把皇上召见的事叙述了一遍，奕訢甚为震惊，没想到日本人如此言而无信，蛮横无礼！事情到这种地步，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其真正目的何在？
奕訢立即请美国公使田贝先生过来会面。
不一刻，田贝乘马车来到了总理衙门，奕訢迎进大堂。顾不得礼节，直奔照会主题，问：“田贝先生，日本人一面提出和议，一面又攻占我军军港，不知为何意？日本人停战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田贝摇摇头说：“对不起，这次会议系中日直接谈判，与我国无关；日本人的真正目的本人也不太清楚。据本使了解，日本人只愿与威望最尊、素有声望的李鸿章进行谈判。”
得此消息后，奕訢立即往乾清宫和养心殿。光绪因病未临朝，慈禧接见了奕訢和奕劻，并提出派李鸿章前往议和，这正中奕訢的下怀。光绪帝这时也被迫收回成命，赏还李鸿章因辽东战败而褫夺的花翎和黄马褂，任命其为头等钦差大臣，并迅速进京请训。
谁都知道这是要背黑锅的事，但是背黑锅也得有人去做。
在出发之前，奕訢和李鸿章这两位多年的挚友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王爷，割地一事奴才实不敢承担。但连日来与各国交涉，他们只表示道义上的同情，均无切实相助之语，看来割地在所难免。”李鸿章将客观形势分析了一番后无可奈何地说道。
奕訢也点头表示有同感：“只是要苦了中堂大人了，让你来扛这副谁也不愿担的担子！”奕訢语重心长地说。
李鸿章苦笑着回答道：“为了大清和百姓，背黑锅不要紧，只是怕日后又遭朝廷怪罪，性命将不保！”
“割地一事必须由皇上、太后许可，才可执行。否则，断不可为，本王会尽力为大人开脱，洗脱罪责。”奕訢道。
“有王爷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李鸿章叹了口气道。
以后两日，奕訢、李鸿章分别见了光绪帝和慈禧。数日来慈禧一直称病，欲推脱责任，当光绪帝将奕訢和李鸿章意见向慈禧汇报时，她竟气恼地说：“任你们做去，不要禀告我”，完全是临阵推卸责任之词。好像光绪帝要割地求和，她倒是反对议和似的。
光绪帝和奕訢不再犹豫，遂由奕訢传皇帝口谕：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权力。奕訢紧接着又率军机进行公奏，称：今日“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请给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后又指示拟定寄谕：地虽可割，“惟当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至此，奕訢为李鸿章争得了可酌情进行全权谈判的许可，也为其开脱了一切罪责。李鸿章可无后顾之忧地赴日谈判了。
恰在李鸿章出发前一个星期，前方战报：派驻山海关的刘坤一胡乱作战，毫无部署，以致不到10天的时间，6万清军全线溃败。清政府至此已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得速令李鸿章一行早日动身。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一行由天津乘船往日本谈判。谈判在马关的春帆楼上进行，日方趾高气昂，肆意勒索，只准李鸿章等对和约的条款回答“是”与“不是”，蛮横至极。李鸿章痛入骨髓地体会到了弱国无外交这一真理。谈判中途，李鸿章随时与奕訢保持联系，曾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訢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这样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奕訢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