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人们走进修建在虎头山上的大寨纪念馆时，还可以看到介绍赵小和事迹的展览。他小时候是一个穷孩子，长大了赶上了合作化。据说开始他并不怎么喜欢陈永贵搞的那种超强度的劳动，表现很不积极，经常受到批评。陈永贵、贾进财曾一遍又一遍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讲述革命的道理。后来这些道理真的就管了用，赵小和的思想竟转变过来了。当然，身为一个普通的劳动农民，他的思想境界还不可能达到陈永贵那样的水平，所以，陈永贵仍时不时要对他进行继续教育。他是个赶马车的人，一次他赶着马车给县里某厂家送钢筋，卸过车后他又拿了人家的一根钢筋放在车上弄回村里，因为他见村里建房用得着这东西。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又不是往自己家里偷？但陈永贵批评了他的做法，还给他讲道理，教育他不要拿人家的东西，说这等于损了公家，肥了自己，还要他把钢筋给人家送回去。还有一次，村里派他去买牛，他买了4头，却弄了5头牛回来，原来有1头牛是跟着别的牛自己走来的。赵小和认为这次不同于弄钢筋，牛又不同偷的，是它自己跟来的。这次又是陈永贵教育他，对他讲丢失了牛的主人此时肯定很着急，要他赶快给人家送回去。赵小和不肯，陈永贵就决定自己亲自去送。恰在此时失主找上门来了，大寨把牛给了人家，陈永贵还向人家道了歉，事情才算完结。
赵小和就是死在他所提议的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劳动中。大寨人干活就是拼命，用当时的话说，叫做“革命加拼命”。人们白天在地里干，晚上还要在村里干，而且两个地方都是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说一句“草包”话。但人毕竟都是血肉之躯，长期超强度的劳动事实上已经伤害了他们的身体。有人后来做过调查采访，发现大寨许多人都留下了腿脚病或者是腰病，这就是长期超强度体力劳动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在那些日子的劳动中，赵小和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按展览馆的介绍，他是在驾车的路上，马惊了，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在顶住马车滑入山下的搏斗中不幸牺牲。但也有人讲他是太困了，坐在车上就睡着了，大车颠簸，把他从车上颠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悲剧发生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他又已经离开了人间。那是一个怎样发生的悲剧，恐怕我们永远也弄不清了。
4.“铁姑娘”队
在与特大洪涝灾害的搏斗中，大寨还涌现出了一支“铁姑娘”队。
在抗洪救灾的行动中，大寨妇女接受了扶苗、抢救庄稼的任务。她们卷起裤腿，拿起镬头，在泥泞不堪的陡坡上，重开道路。摔倒了爬起来再往上爬。爬上陡坡，踩着泥水干。大寨的“刘三姐”郭凤莲，领着姑娘们大声唱起歌来：“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脚踏岩石头顶天，大寨人民意志坚。……”她们像侍弄自己的孩子似的，聚精会神地细心地把一株株倒下去的庄稼，轻轻地扶起来。腰弯得酸痛了，顾不得直一直；汗流在脸上，顾不得擦一擦。不到5天，扶起了300亩玉米、200亩谷子。哪知道，过了5天，一场大风，又把几百亩玉米、谷子刮得东倒西歪。看到这种情景，妇女们不气馁，不怕难，她们说：“刮倒了，再扶起来，看‘老天爷’厉害，还是妇女们的干劲大。”开始，大家费了很大劲，一根谷苗总是站不起来，不知是谁想出个好主意：把几根谷苗捆在一起。一试验，成功了。看到谷苗又站起来，别提妇女们那股子高兴劲了，她们说：“那比怀胎十月，孩子呱呱落地都高兴。”这就是被大寨人戏称为“组织起来”的单株田间管理经验。
经过几天的苦干，“老天爷”比输了，几百亩谷苗又全部站起来了。秋收时，大寨在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又获得了大丰收，除留够种子和饲料外，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12万公斤征购任务。看到地里的好庄稼，大队长贾承让夸奖说：“大寨共有800来亩土地，分成2900多块，亩亩地里都有妇女的脚印，块块田里都有妇女的汗水。这800来亩土地，从下种到秋收，哪一道工序也离不开妇女，哪一株庄稼也和妇女有密切关系。”陈永贵也说：“庄稼长得好，有妇女们的大功劳。她们，特别是贫下中农妇女们，个个能够严守阵地，把好关口，有一套过硬的生产本领。”
合作化初期，大寨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是新事，下地时，不敢把镬头扛在肩上走；学习深刨技术的时候，她们还不好意思脱掉鞋光着脚刨。那时，男人也看不起妇女，有的说：“要妇女下地干什么，不过在地里多踩几个坑。”有的说：“妇女担不能担，刨不能刨，下地只是白混分。”妇女们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怕男人们瞧不起，认为妇女只能在家里做做针线活，做做饭，哪能参加农业生产。
在这方面大寨的共产党员起到了带头作用。别的妇女怕羞，共产党员宋立英就扛着镬头走在前面。陈永贵也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办法，向村民进行教育，宣传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宣传妇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还向妇女进行补课，说明劳动光荣，妇女只有进行劳动生产才能彻底解放。同时，耐心帮助妇女学技术。
妇女们刚参加劳动时，别说掌握农业技术，就是担三四十斤的粪担也干不了。但她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她们说：“没有生产本领，怎么能和男社员一起使穷大寨变富大寨？”她们先练基本功，练粗活。在学挑担上山时，一个个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她们还是有说有笑：“这不能担担的肩膀，真是个‘财主’肩膀，必须加紧‘改造’它。”她们担着粪担跑得更快。干部们怕她们累坏，要调她们干别的活，她们说：“不受点累，怎么能学会？”仍然坚持干。“财主”肩膀终于被“改造”好了。接着学细活，技术活：下种、间苗、追肥、深刨等等。
大寨对下种的要求十分严格：种子大小一致、肥料多少一致、深浅一致、株距行距一致。功夫差一点也不行。妇女们开始学时，不是肥料撒得不均匀，就是点种深浅不合标准。有个叫贾田环的妇女，因为过分紧张，不是捏籽时捏多了，就是该放玉米时放了豆子。陈永贵便耐心地帮助她，在地头用木棍划道道，说明玉米和豆子间作的规格和要求，还给她编成顺口溜：“玉茭、玉茭、豆”。贾田环也十分用心地学，连走在路了也学习。她还用大石子当玉米，小石子当豆，一边走，一边点；回到家里还练习捏籽。她们经过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
在学锄地时，妇女们开始不会换手，不会走脚步，锄得深浅不匀，锄过的地又踩得平光光的。陈永贵就亲自给她们做示范，一边做给她们看，一边讲如何换脚，如何使劲，如何刨土。还叫每一个老农带一个妇女学着干。妇女们怕把地踩平了，在宋立英和陈永贵的老伴李虎妮的带动下，干脆脱了鞋，光着脚，一脚一脚、一镬一镬地练着干。
经过勤学苦练，大寨的妇女们变得能干起来。特别是几场竞赛，如间谷苗，妇女完成任务又快又好，赛过了男劳力。事实证明，妇女是可以干得好的，男人们也就相信妇女们是能干的。连早先瞧不起妇女劳动的贾来恒也说：“妇女们有志气，学会了担担，推平车，深刨，再苦也不叫苦，队里任务紧张，不用妇女可解决不了问题。”
5.“三不要”和“三不少”
说祸兮福之所倚，大灾使大寨因祸得福，主要是因为大寨在大灾之年不要国家的救济，完全凭着自己的力量战胜了灾害，夺取了恢复生活和重建家园的胜利。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而且，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