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首先定义“简单思维”，否则根本无法谈论复杂思维。可是为了洞察简单思维，我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文章，标题是“哈耶克《感觉的秩序》导读”（《社会科学战线》）。虽然，至今国内也没有人来翻译哈耶克的这部艰涩作品。读者不妨在网上检索阅读我那篇“导读”，于是很容易理解我这篇文章的开篇。
我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结构，哈耶克在年轻时正确地猜到了，是生物个体对外在环境和内在体验的一套复杂庞大的分类体系。外在的和内在的体验，被哈耶克求学时代的心理学家视为“刺激”，类比于最简单的“刺激-反射”系统。只不过脑对刺激的“反射”早已演化到非常高级的阶段，甚至有了“信仰”（也被宗教心理学家称为“符号行为”）。不论如何，当我们的脑系统接收到一项刺激时，从漫长的演化（几十亿年）经过“物竞天择”繁衍至今的个体生命的脑，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功能，就是对这项刺激进行分类，将它归入某一类别。有了符号能力的生物体（例如人类），表现出这样一种符号能力：仅仅接收到有限多次的同类刺激就可建立足以为无限多次的这一类刺激分类的“范畴”（概念或观念或理念）。金岳霖先生喜欢将范畴当作动词来使用，因为我们范畴我们的体验，这就直接描述了我们脑的分类活动。
例如，此时此地天上飘过一片云，刚学会说话的孩子看到之后，不晓得是何物。引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对相对于“派生概念”而成立的“基本概念”的定义，若这孩子信任的一位成年人恰好在这孩子的注意力集中于这片云的时刻指着这片云告诉这孩子说：这是“云”。这一过程重复若干次，这孩子通常就可自己指着一片云说那是云，而不必再问那是什么。读者或许不能想象这是思维的多么关键的“飞跃”，以致脑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试图解释这一飞跃为何似乎仅在人类才可能。大量的实验表明，黑猩猩（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经过几十年训练也难以表现这一从“现象”（有限次的经验）到“概念”（无限次的可能经验）的飞跃。
柏格森是西方思想界的一位著名人物，据史家考证，纽约百老汇大道（英文名称就是“宽阔大道”的意思）建成之后首次有记录的交通阻塞，是因为上世纪初柏格森首次访问纽约，万人空巷争睹名家风采而导致的。柏格森对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领袖们（例如梁启超和张东荪）影响深远，他的创造性演化理论，今天译为“创化论”，张东荪译为“突创论”。柏格森有一本小册子，中译本是《材料与记忆》（实在很糟糕的标题）。在这本小册子里，柏格森探讨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类为何需要概念？这位公认的天才，经过或许很迅速或许很艰难的思索，提供了这样的回答：人类需要概念是因为概念可以节省大量的体验，于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就是节省了生命）。基于前述，读者应当很容易就接受柏格森这一回答。当然，否则，每一生命个体都要站在地上看飘过的云，从生到死，也还是不能满足对每一片正在飘过的云的好奇，还要询问那是什么。
有了概念，我们用概念去范畴每一类体验。当我们的脑将一项刺激成功地分类到某一范畴之内时，脑内的“好奇”（与血清素焦虑感和多巴胺幸福感密切相关）就会大大减弱，于是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其它的新奇事物。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科学家相信如此，人类只是因为获得了符号能力（包括语言），在智识方面（需要积累许多体验），才终于超越了一切灵长类和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尽管，在任何其它方面（肢体、嗅觉、听觉、视觉、……）人类似乎都不是占优的物种。有迹象表明，人类进入“知识社会”以来，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格外地依赖于概念以致逐渐丢失了常识。这一趋势，我称为“知识的官僚化”——知识不再是基于人生感悟的动态过程，而是，仅仅基于书本知识或其它同样抽象的知识的静态过程。
那么，我们怎样范畴？对“逻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似乎最习惯于将刺激归入“A”或者“非A”。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与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这是因为，我推测，大约一亿年前，我们远祖的哺乳动物脑最初形成分类系统时，它们生存的环境（外在刺激）和它们身体的结构（内在刺激）远比人类简单。我推测，根据叔本华和一位当代脑科学家的推测，这套分类系统的演化史可能追溯到最早的软体动物海星的行为模式。海星在触碰到障碍物时，它的分类很简单：要么这是障碍要么这不是障碍。然后，它的解释神经元（脑科学家称为“中介神经元”），也就是承担了分类功能的神经元，据此发出移动肢体的信号，如果是障碍，肢体就转换探索的方向，如果不是障碍，肢体就跨越。显然，海星可以有更复杂的分类：是障碍，不是障碍，很可能是障碍，很可能不是障碍，以概率0.5不是障碍……演化学说的创始人达尔文，据思想史家考证，从我们经济学家斯密这里借用了一项经济学原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海星要有更复杂的分类系统，代价可能很高以致不必有。因为，人工智能学家很容易论证，海星可以只有最简单的非黑即白分类系统，但可以很容易地“学习”。例如，试错，假设碰到了障碍物，肢体试着向上移动，每移动一步，中介神经元系统就对新接收的刺激加以分类：是障碍或不是障碍。显然，同一套简单分类系统，足以试错地学习和认识海星的环境。
人类其实也可以如海星那样生活，如果不是因为人类自寻烦恼的话。我的观察，尤其当代中国人——我请读者自己解释这一关键性的事实：美国人是世界公认的“天真”民族，反而比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复杂。我的观察是，中国人有太多太多的简单思维模式。鲁迅批评中国人不懂逻辑，姑且认为是“情有可原”。我推测，从高华考证的“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在确立大众的思维模式方面成果卓著。恕我引用这一经典的简单思维模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于是，只要你是自由主义你就是左派的对立面，只要你是左派你就是反对自由的。或许我这样描述也复杂了一些。那么，简单一些，记者在街头询问每一个人：你幸福吗？记者想过没有可能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我的观察（我确实收看了那几天的中央电视台节目），简单地，记者只希望得到非黑即白的回答：我幸福，或者，我不幸福。可是，在至少一个镜头里，一位被问到这一愚蠢问题的路人说很难简单回答。因为，呵呵，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论证过，大多数人不能说幸福也不能说不幸福。
我可以没完没了地举例说明中国人的简单思维到了怎样泛滥而无药可救的程度。网络思维，今天，学术界讨论网络思维模式，是因为二十几年前有一位西方思想家提出“全球脑”或“地球的心智层”这一观念，被互联网的研究者们公认是超前且合理的想象。可是今天在汉语里面，网络思维还有一种含义，就是简单化的思维。因为，网络语言确实非常简单，你是敌人就要被谩骂至死，要么就永远离开你的主页（手机族称为“拉黑”）。
要命的是，中国正经历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期。此时，中国人最不应有的就是简单思维。如果，对不起，我太复杂，所以难以避免复杂情况的想象。如果我们这些简单思维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反而不必复杂思维。因为，美国早已形成“两党政治”的传统。刻画两党政治的模型，也是我们经济学家的宗师，他是阿罗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侯太灵（我记得汉译传统里他似乎有一个更雅致的中译名）。此人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模型，称为“两个冰激凌店”模型。甲党和乙党，在一条街道上竞争选票，相当于各开一家冰激凌店，竞争消费者的钞票。如果选民或消费者沿着街道均匀分布，那么，竞争的均衡格局是，两家冰激凌店背对背站立在这条街道的中央。
简单思维的中国人，可以适应美国政治，但很难搞好中国转型期政治。因为我们甚至不晓得（需要长期辩论才晓得）中国是否要走政党政治的演化道路。假设我们要求政治的民主化，于是我们必须有更多的政治竞争或政治抗争。可是任何抗争性的政治，怎样防止它激化为革命或政变或社会动乱？欧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表明，参与政治抗争的群体及其领袖，他们各自扮演着的政治角色，必须有合适的度。一旦他们的行为越过了合适的度，集体抗争的性质就迅速改变，要么成为社会动乱要么引来民族分裂要么导致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