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得不着手纠正“左”倾错误。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11月3日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所谓“12条”），首次明确指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公社及其派出机关，对生产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乱加干涉，公社不能用削弱队有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根据“12条”的精神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其中规定：社员家庭的副业和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应当允许它有适当的发展，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比例，从原规定的5%提高到7%。1961年入春以后，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制定了—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入民公社要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精神。5月下旬和6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草案，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主要是取消部分对供给制和兴办公共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这样就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60条》），6月15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交各地讨论和试行。
《农业60条》规定：公社的规模一般相当于原来的乡或者大乡，它在行政上行使乡政府的职权，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产大队的规模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社，它是独立经营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它对一部分资产有一定的所有权，在管理本队生产上有一定的自主权。该项文件对保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原则：公社在调整生产大队的生产计划时，只许协商不许强制；在推广增产措施、改良工具和先进经验时，只能典型示范和提出建议，不许强迫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接受；在组织生产大队之间的生产协作时，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力和物资；对于归生产队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农具、设备、林木、水面和牲畜，公社和大队都不能调用。这样原来基本核算单位就由公社调整为生产大队。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各地开展调查和试点的情况，建议各地进一步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调至生产队。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确定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认为如此方能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该指示指出：在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的事情，而是在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实行的根本制度。此外，生产队的规模一般以二三十户为宜，生产大队一般仍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规模。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根据这项指示的精神对《农业60条》又进行了修改，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后发至各地继续试行。到1965年，经过进行适当的调整或改组，农村人民公社已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在以后的许多年内保持基本不变。
1962年制定颁布的《农业60条》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在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上，生产大队无力经营或不宜于经营的林场、畜牧场、渔场等较大的水利工程等属于全公社范围的集体所有，由公社负责统一经营、支配和管理；生产队无力举办或不宜于生产队单独经营的水利设施、山林和部分土地等属于全大队范围内集体所有，由生产大队负责统一经营、支配和管理；生产队是经营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三级所有制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业60条》对生产队的土地制度规定为：生产队范围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由生产队负责经营、管理和支配。社员自留地，包括饲料地、开荒地合在一起，可以占生产队耕地的缘豫耀员园豫，最多不越过15%。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不计口粮标准，不征农业税，不计统购。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以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有。要爱惜耕地。每个建设必须尽可能地不占有或少占有耕地。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可以把零星的树木交给社员专责经营，并且可订立收益分配合同，或划归社员所有。上述土地、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经过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定下来后长期不变。在不破坏水土、不破坏山林、不破坏草原的条件下，生产队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
在人民公社实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转换后，由于肯定了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减少了对农民自主经营的限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农业生产明显回升。同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形势也开始明显好转，到1964年年底，调整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次年，粮食生产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6年比1965年粮食总产又增长10.01%，畜牧业、经济作物也获得丰收。农业物质基础有所增强，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被稳定下来，并在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继续得以保持。
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暴露出一系列的严重弊端：首先，集体化在否定农民个体所有制的同时，也否定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和消费自主权。包工定产等生产责任制被当做右倾做法而加以取缔。农民对生产没有积极性可言。这是农业生产限于长期停滞不前局面的重要原因。其次，政社合一的体制，混淆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方面，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对农业生产经营进行计划式干预，使农村除了完成国家统购统销任务后，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有意识地配合执行国家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使农业剩余几乎全部成为工业发展的积累，农村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受到严重抑制。这也是1958年农业集体化以外，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人民公社体制是不顾生产力实际、盲目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变革的结果是人为拉大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距离，因而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文革”以后，中国的重大制度变革首先发生在农村。在一些地方，如安徽小岗村，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开始出现松动。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其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最终被“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所取代。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正式提出了政社分设的要求，同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的社论，指出：人民公社要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这是农村又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争取在1984年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其后，1984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重申：农村经济组织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设置，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模式。农民可以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同地区性合作组织是平等互利或协调指导关系，不再是行政隶属或逐级过渡的关系。根据两个1号文件的精神，全国各省、区、市的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全面铺开。经过两年的改革实践，到1984年年底，全国农村基层组织政社分开的有91171个，已建立乡（镇）政府91171个，村民委员会926439个，保留作为经济组织的人民公社28218个。政社尚未分开的人民公社还剩下249个，保持生产大队为组织的有7064个，保持生产队建制的有12.8万个。这样，1958年以来以“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第四节家庭承包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