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衡量城市集中程度使用吉尼（Gini）集中指数。中国城市的吉尼集中指数1953年为0.4976，1995年降至0.3492。尤其是从1984年以来，吉尼集中指数下降得非常迅速，这是因为1984年我国市镇的设置标准发生了变化，使小城镇的数量和比例增加了许多。1993年，我国4城市首位度指数为0.5351，11城市首位度指数为0.4721，都属于较低范围，这说明我国城市的集中程度不高。
3.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分布趋势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对我国的城市化程度作一量度，我们用1995年130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作为因变量，用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自变量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43.90881＋0.001503×X，Rsquared0.5301
这里X是人均GDP，Y是城市百分比。
按此公式计算，我国期望的城市化水平应是44.84%。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来说依然是滞后的。可以预计，21世纪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时期，在继续发挥小城镇的作用的同时，我国的大中城市也将有较快的发展，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将有大都市带出现并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1世纪我国人口将进一步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而不是相反①。
§§§第二节中国大众的文化科学素养
中国大众的传媒素养是中国大众综合素养的一部分。在分析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的时候，我们先对中国大众的综合素养作一个扫描。而中国大众的综合素养，主要是指文化素养及科学素养。
一、中国大众的文化素养
文化素养是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方面。文化素养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素质指数，就是文化知识和文化能力包括文化理解力、文化应用力和文化创造力的总和。形成个人文化素养的主要条件是个人受教育的水平。诚然，自学成才者在社会上也并不罕见，但就一般来说，受教育的水平较高，文化素养也就较高；受教育的水平较低，文化素养也就较低，两者呈现正比例关系，况且自学成才者同样也接受较高的教育，只是接受教育的方式不同罢了。因此，从中国社会的教育情况，可以基本了解中国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
如果对于中国的教育情况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国的教育具有明显的二元特点，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社会一方面非常重视教育，涌现了一批教养极高的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普通百姓无法接收教育，社会的文盲率很高。一方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经济原因导致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这一点是和中国社会的特点相符合的。目前的中国大众的教育水平也是如此。虽然一般的百姓早就抛弃了“文化革命”时期的“读书无用论”，虽然国家对教育加大了投资，虽然我国近年来高等学校的招生名额大大扩大，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知识分子队伍，但是就整体而言，国民的教育水平仍然不高。社会大力实行希望工程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教育问题的严重性，特别在农村和山区，因家境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有增加的趋势。
注释：①参见孟向京.中国人口分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关于现代中国社会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问题，我们从历次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可见一斑。2001年3月2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朱之鑫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主要数据的快速汇总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29533万，其中，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人口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678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00年6月30日的数据）；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44万（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的2000年9月30日的数据）；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人口为2228万（台湾当局公布的2000年12月的数据）。根据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01人，下降了4%。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10年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①。
但是，虽然50多年来，我国的成人文盲率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到8.72%。但我国文盲绝对数依然高达8500万。据统计，目前全球成人文盲约为8.6亿，中国约占1／10，即世界上每10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②。
对于这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专家表示了忧虑。香港一家周刊载文指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在短短10年间，给近5000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成人文盲率下降到8.72%，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但8500万文盲人口和每年50万新生文盲的出现，再次说明，中国在积极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仍是任重道远。贫困是导致文盲现象的主要根源，因贫困产生文盲，又因文盲再导致贫困，已形成恶性怪圈。中国在新世纪的扫盲工作，不能又是单一的运动和口号，必须从根本消除贫困现象入手，这是彻底泯除文盲现象的治本之道。除了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经济，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外，还必须公平对待不断涌入大中城市的外地民工及其子女，给他们读书就学的机会。人口的加速流动，使辍学现象屡禁不绝，之所以反复出现复盲、迁移性文盲现象，其实就是社会对弱势族群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正当权益长期忽视的必然折射。8500万文盲，意味着每15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也是中国希望从小康社会走向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主要滞后因素之一。彻底摘除文盲帽子，适度超前发展全民教育，看来已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①。
注释：①历史上的今天－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网易网，2005.3.28
②中国有8500万文盲.新华社，2004.9.7讯
我国的文盲划分标准还是比较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就开始扫盲工作，当时扫盲的标准是识字1500个，能阅读简单浅显的报刊，记简单的生活账目。这一标准和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差距很大。现在，联合国对于文盲做了重新定义，即：第一类，不能读书识字的人，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文盲；第二类，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的人；第三类，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交流和管理的人。后两类被认为是功能型文盲，他们虽然受过教育，但在现代科技常识方面，却往往如“文盲”般贫乏。专家估计，如果按照联合国目前三类文盲的划分，即使像北京这样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文盲数量也会超过百万人。其实文盲在不同国家的定义也是不同的，一些欧洲发达国家的标准还要高。这一方面说明继续教育的重要性，也说明在国际上对人员素质的要求在全面提高。据了解，“十五”期间，我国在巩固扫盲工作成果的同时，重点也将放在扫除功能型文盲上，努力在全社会推广普及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学习现代社会符号。目前扫除功能型文盲的具体措施、标准正在制定之中①。
注释：①中国扫除文盲提升全民素质仍任重道远.香港：亚洲周刊，2002.9.24
一方面，教育是文化素养的基础，从中国大众的整体教育水平可以了解文化素养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从大众文化即流行文化的角度，也可以窥见中国大众文化素养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权重比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高雅文化有下降的趋势，流行文化有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中国社会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文化的商业色彩越来越浓，比较浮躁的快餐文化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大众的文化素养也发生了某些嬗变。对于大众文化要做比较全面的分析。首先，我们应承认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这不仅在于它的出现是适应了工业文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大众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文化意识在总体上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历史的分析，我们就会清醒地看到，大众文化所蕴含的工业文化精神、商业文化意识、世俗文化追求，恰恰是对农业文明的超越和批判，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一种文化进步。但是，我们肯定大众文化的这种进步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大众文化深刻内在矛盾的分析，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大众文化的弊端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从发达国家大众文化的经验和教训中看到，大众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造就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生产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成为多数人可以参与的文化运动。这就不仅使人们对文化的享受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化的制作带有更大的普遍性。但是，正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那样，文化工业的生产是按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的复制与拷贝，这势必扼杀文化创造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为，大众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的任何商品一样，把消费大众奉为上帝，只要适合大众消费需求，不管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批量生产，根本不在乎文化产品是否是人类本性的自然流露，根本不在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精神意义。评价文化产品的标准是商业机制，而不是人性准绳。这必然造成对高雅文化的排挤，导致理想和信仰的失落。高雅文化的真正价值不是以购买者的多少来衡量的，而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为社会增加文化积累，为人类提供精神导向。它是极富有个性的创造，是严肃而精致的文化制作，是长期磨炼的智慧结晶，因此很难进入文化工业的运作程序，在文化工业的侵袭下，未免在商业的战场上落败。它通常所体现的英雄情绪、悲剧意识、崇高品格、理想境界、学术价值，在社会上因受大众文化的冲击而淡化，甚至失落。高雅文化因受文化工业的排挤而失落，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文化的损失。另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机器也适时地选择一些有独创性的高雅文化纳入自己的商业运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又使独创性消泯于朝生暮死的商业时尚，形成文化的“泡沫”。长此以往，商业化的文化必然会改变人的文化素养，使文化素养几乎等同于商业素养，或者沦为商业素养的附庸。
注释：①联合国颁布的新标准，北京文盲将超百万.2001.12.10.新华网
大众的文化素养对于社会来说，诚然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毕竟是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素养应该具有个性特点。而文化工业的出现，不仅使文化产品本身的个性和创造性受到扼杀，同时也会导致阅读文本的大众的独立性的丧失，也就是导致文化素养的个性的丧失。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决定其主要的价值就在娱乐消遣。本来，娱乐消遣也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把这种精神生活称作“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并不认为这种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但是，大众文化的商业追求把娱乐消遣推向极致，便造成了固定化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会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人们穿同一潮流的时装，唱同一首流行歌曲，看同一个电视剧，跳同一个节奏的舞蹈，竞相模仿，竞相复制。这就使本来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单向变化，造成了人格、趣味、时尚的惊人趋同。所以说，大众创造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也在塑造大众。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的这种娱乐消遣特质的盲目扩张，还导致某种程度的低俗化倾向，甚至是反文化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生产完全服从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享受这种文化的大众又多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市民，其中青年又是主要的消费者。为赚钱而迎合这些消费者的需求，一些凶杀暴力、色情淫秽、愚昧迷信等文化垃圾，经过包装或者不经包装，也寻机上市了。针对这些反文化的东西，国家采取了行政和法律的措施加以解决，但又屡禁不绝，这就是大众文化盲目性的负效应造成的恶果。因此，流行文化也改变了对于文化作品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改变了大众的文化素养。
由此可见，从中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和现代快餐文化的流行状况来看，大众的文化素养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整体水平还有待于大大提高。
二、中国大众的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个人综合素养的又一个方面。科学素养就是一个人的科学素质指数，就是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包括科学理解力、科学应用力和科学创造力的总和。能否实事求是地认知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否敢于怀疑前人形成的固有结论，能否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掌握技术技能以创造新的物质财富，被认为是科学素养的基本内容。科学素养是大众整体素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大众科学素养的程度如何，也可以体现一定的传媒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