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9页。
毛泽东认为，梁山泊有政府有军队。
毛泽东认为，梁山泊还曾经实行了有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措施。
梁山泊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但施耐庵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一个在农民起义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代表社会上各种成员利益和愿望（尤其是下层贫民、流民的利益和愿望）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尽管很不完善，只具备雏形，但它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压迫剥削农民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梁山义军还仅仅处于军事斗争时期，这个政权所代表所寄托的农民（贫民、流民）的利益和愿望，还只能简单地体现在一些方面。但仅仅是这些，在黑暗的中世纪，在铁幕一样的封建专制下，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民主和自由的曙光。
水泊梁山，是《水浒传》作者精心创造的，使黑暗的中世纪透出一线光明的理想世界。作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社会美好的秩序，在小说第七十一回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言语”里面作了生动的描绘：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情，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间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施耐庵所描绘的这张理想社会的蓝图中，可以使人们看到美好的社会理想，看到封建时代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具体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主张政治上的平等。不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看不到阶级分野，看不到等级界限，“不分贵贱”，四海之内皆兄弟。
主张经济上的平均。有财均分，有福同享，无问亲疏，皆一样的酒筵欢乐。
主张个性上的自由。不分精灵、粗卤、村朴、风流，皆“认性同居”。
主张用人上的尽才。不论笔舌、刀枪、奔驰、偷骗，都用其所长，随才器使。
主张组织上的团结。要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
作者的这些主张，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中都是有所表现的。
在头领中，经济上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如金银财宝之类，大致是“均分一份”。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一样的了。居住条件，统一住所，没有分什么高低贵贱。
《水浒传》作者所设想的乌托邦，是古代的“军事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全民皆兵”、“农夫身上添心号，渔夫舟中插认旗”的斯巴达克式的军事王国。它与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有很大的区别，梁山英雄是用齐心协力的战斗，争取和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幸福，实际上已经部分地超越了幻想和空想，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理想，因为从根本上说，小说描写的生活来自于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实践，而不是思想家、文学家的凭空创造。
《水浒传》这种思想成果，被毛泽东称之为梁山泊的“政策”和“内部政治工作”，并认为它与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实行“供给制”（即人们常说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有渊源关系。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口头政治报告”谈到军队建设时，他说：
“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聪明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9页）
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从政策上讲有四个有利因素：一是实行有饭大家吃不发饷钱的“供给制”；二是自力更生；三是纪律；四是整风运动。他进而认为这与梁山好汉的做法有相似之处，说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十分推崇“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
梁山泊确实实行了“有饭大家吃”的经济措施。由于它还只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的根据地，因此没有涉及生产方面的问题。但在分配方面，作品是写到了的。七十一回，有一段文字专门交代了他们打击了在战争过程中所规定的斗争对象之后，所得到的财物的处理办法是：“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少，就便分了”。从这段话以及从李逵、公孙胜下山探母时，特地交待他们各自取了多少银两的细节，可以看到他们平时身边是没有私有财产的，顶多不过些少银两供随时使用。而当晁盖批准公孙胜下山去探母时，要发给他“一盘黄白之资”，公孙胜却说“不消许多，但只要三分足矣”，只拿了“勾盘缠”的出差路费而已。可见，他们的私有观念已经很淡薄，不然多拿一些给老母亲养老有何不可？何况这还是领导上主动发给的呢！总之，梁山英雄们过的是“大块吃肉，成瓮喝酒”，“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集体生活。似乎已经由王伦时代的“论秤分金两，成套穿丝锦”的平均分配提高到建立了公有财产、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程度了。这正是作者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的反映。
梁山义军的纪律不仅是严格的，而且是保护人民的。人民有不平的事情常常上山来申诉；梁山泊士兵有侵犯普通群众的不法行为时，普通群众也可以向山上控诉。如当石秀、杨雄去投奔梁山泊时，因路上时迁偷了鸡的事件，晁盖大怒，认为石秀、杨雄败坏了梁山泊的名誉，要杀这二人。这些都说明梁山在纪律上是严格的，这个政权是保护人民的利益的。
说梁山义军“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是仅就他们政策的历史进步性而言的，比较整个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军队，尽管他们也打着“吊民伐罪”、“秋毫无犯”的旗号，但与梁山义军“政策”中的民主性内容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说“相当好”，也不是没有毛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梁山没有整风。梁山108将里面，也有大地主和大土豪，他们身在义军之中，而思想基础并没有改变。典型的例子是卢俊义上梁山，本人并不情愿，结果最终还是反革命了。在这里，毛泽东具体指出了人民军队与农民义军的巨大区别。延安整风，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1942年到1945年的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这造成了全党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普遍热潮，使党的各级干部（当然包括像“卢俊义”那样的高级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左”右倾错误得到了公正的批评和结论。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队伍和思想更为纯洁，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梁山义军受历史条件、时代视野和思想境界的限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整风，他们的队伍不纯和思想庞杂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是促成他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毛泽东这次引用是讲梁山“政策”和“内部政治工作”的积极方面，来证明我党我军政策的正确性、先进性和由此形成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以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必要性及有利条件。革命，就要联合最广大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因为这是战胜敌人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