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旧剧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像《打渔杀家》这样的好剧本。说它好，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恶霸勾结官府勒索鱼税滥用刑杖逼迫渔民的罪行，鞭笞了谴责了统治者及其爪牙；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肯定和赞美了渔民萧恩、萧桂英父女的反抗行为。承认了他们奋起反抗、杀家出走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种情况在旧戏中是不多的，因而更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的艺术观是历史的辩证的，他提倡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对旧剧也是一分为二的：大部分剧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但“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对旧戏的改造，非常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也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内容的思想层次上来个提高。像在延安时期改造创新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那样。
团结人民反抗力量就大
1948年3月下旬，从陕北出发的毛泽东一行，来到晋绥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这时，许多解放区都在进行土改，毛泽东很关注这项工作。连续两天都在开会。这天晚饭后散步的时候，贺龙司令员对毛泽东说：“你到这里两天就开了两天会，在转战陕北的时候那么紧张，来到这里应该稍微轻松一些。今天晚上不开会了吧，我请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去看戏。这是晋绥平剧团演的，这个剧团虽说比不上延安平剧院，但水平也还可以的。”
周恩来说：“你不是派这个剧团到杨家沟给我们演过戏吗？剧团里还有梅兰芳先生的徒弟嘛。”
毛泽东说：“好哇！客随主便，听老总你安排。”
剧场在北坡村的一个广场上。薄暮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等首长在贺老总陪同下，乘车到达广场。只见新搭的台子，挂着几盏汽灯，下面空地上坐满了人。当毛泽东、周恩来等首长走到前排的时候，掌声更响了，剧团的同志和已经化了装的演员，也从幕后跑到台前，使劲拍着手。看着到了可以稳定群众情绪的时候，贺老总才挥了挥手，对剧团的同志说：“开演吧。”
第一出戏是《打渔杀家》。第二出戏是《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
看完《打渔杀家》之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评论着戏中人物萧恩。他说：
“这人是一条英雄好汉，敢与剥削、压迫穷苦平民百姓的官府作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压迫剥削，那力量就大了。”（武象廷 韩雪景：《跟随毛泽东纪事———一个警卫战士的回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8页）
戏演完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首长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再三向参加演出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退场时，道路两旁和汽车跟前都挤满了人。在贺老总的指挥下，毛泽东等首长们才慢慢地走到汽车跟前。可是因为人多，都想挤近仔细看看毛泽东等首长，汽车发动了，也不能往前开。司机老周想尽办法，好容易把车开到住处。
革命，当然是团结的人越多、组织的人越多越好，力量越大。革命，在旧时代往往有一些人像萧恩父女那样，他们虽然能够奋起反抗，不失为英雄好汉，但是，他们的反抗毕竟势单力孤，难免失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动员最广大的人民参加到革命中来，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行团结胜利的方针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些的目的都在于团结力量，人多才能战胜敌人。俗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拧成的麻绳拉不断。”毛泽东对萧恩父女的反抗斗争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具有反抗的一面，又指出了他们力量太单薄的一面。从而告诉人们，革命就要团结广大民众，革命就要把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样革命才能有胜利的前提和基础。
萧桂英离家时还爱惜家具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执行会议。10月2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次座谈会，针对一些工商业者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思想顾虑，他给与会的“资本家”们讲了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故事。他说：
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89—490页）
毛泽东看《打渔杀家》很细心，他观察到萧桂英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萧恩父女决心去杀掉恶霸一家时，临出发时还没有忘记关自己家的屋门。毛泽东推测萧桂英的心理是“怕人家偷了坛坛罐罐”。坛坛罐罐虽然不是生产资料，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萧桂英的“怕”，她的“爱惜家具”，说到底还是表现了小生产者对于私有财产的依恋心理。农民、渔民、工商业者对私有制都有些“恋恋不舍”。所以，毛泽东指出，去掉旧东西，接受新东西都是不容易的，要让新制度新思想慢慢地在头脑里占领阵地。
毛泽东希望工商业者不要像萧桂英参加革命了还怕丢掉坛坛罐罐那样，眼光要远大些。他在劝大家丢掉顾虑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上去。”
萧桂英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革命”
195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怀仁堂看了两场戏。一场是《打金枝》，另一场是《打渔杀家》。
毛泽东看戏总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或是从客观现实中某种现象的表现形式出发，说出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看《打渔杀家》时，卫立煌将军在侧。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卫立煌说：
“萧恩的女儿萧桂英也动摇过哩！后来醒悟了，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去‘革命’了，这就好了！卫将军此次回来，我把你比作萧桂英，萧桂英终于是革命了。”（邸延生：《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677页）
卫立煌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感动……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国民党军二级陆军上将。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四十五师师长。1931年任第十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沈阳解放前夕逃至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秘密出走香港。1955年3月回到北京，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卫立煌与毛泽东相识于如火如荼的抗战初期。1938年初，当卫立煌孤悬敌后，取道延安返回西安时，受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使他这位过去的“剿共”名将切实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合作抗日的真诚。当毛泽东向他提出补弹药给养时，他言信行果，一到西安即拨给八路军百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实践了他对毛泽东的诺言。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重点文章。最突出的例子是叫秘书赵荣生陪他细读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卫立煌启发很大，使他认识到“速胜论”、“唯武器论”的错误。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所讲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需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后，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在整个抗战期间，卫立煌由于在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同时和朱德总司令也有密切交往，与我党我军合作得一直较好，曾尽其所能，给八路军在物资上以帮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卫立煌不愿将人民推入战火，于1946年出游欧美。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屡遭惨败，蒋介石为了挽救东北败局，打电报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信赖，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酌。这在当时，可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47年12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召开的一次敌军工作会议上说到过此事：“最近卫立煌曾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告诉我们，蒋要派他到东北去，问我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只做了一个比较灵活的复电，让卫‘相机行事’。我认为中央的答复既原则又灵活，是完全正确的。”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才得以逃出南京，隐居香港。
卫立煌自抗战以来多次与毛泽东、朱德等人接触，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真心拥护，故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卫立煌在香港的几年中，蒋介石对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多次派国民党大员到卫家游说，力劝卫到台湾去。可是均被卫拒绝。1954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民族羞耻的地步。8月下旬，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卫立煌找来报纸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与夫人回归祖国大陆，来到广州。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卫立煌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于16日发电报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毛泽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不胜喜悦，立即回电，“甚表欢迎”。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毛泽东讲道：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称卫立煌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是对卫立煌追求真理，由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逐步改变其原来的立场，投入人民怀抱表示的热情欢迎和充分肯定。
《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作为年轻女性，作为性情温顺的渔姑，虽然屡遭官府、劣绅和渔霸的欺凌，几次产生反抗的心理，但杀死恶霸丁自燮全家远走他乡，毕竟不是一件轻易下决心的事情。她犹豫彷徨过，但她终于醒悟过来，认清了只有反抗出走才是生路。毛泽东以她的醒悟后终于“同梁山好汉一起‘革命’了”，形象地比喻经历复杂的卫立煌将军的回归大陆，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恰当的。这幽默的话语中隐含着对卫立煌的热情的肯定和由衷的赞扬，也博得卫将军的感动和理解。
大家都熟读过《水浒传》，眼前正在看着《打渔杀家》这出戏，梁山好汉是心目中的英雄，萧桂英的道路大家都赞同，以萧桂英与梁山好汉的“一起革命”，来巧喻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人们容易认同的道理。共有的文化心理容易在彼此间产生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