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宋江的绰号“及时雨”，是“救万物”，是“周急扶困”，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价值取向，是宋江后来成为梁山义军领袖群众基础的一种表征。
随着《水浒传》的长久流传，“及时雨”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其含义已经不仅仅是周急扶困，而且扩展为表述一切雪中送炭、急需时得到帮助等等现象。
毛泽东说省委的指示应该像宋江“周急扶困”那样，本该是“及时雨”，即指井冈山斗争需要的，适合当时当地实际斗争情况的指示，但杜修经传来的“向湘南发展”的省委指示，却是大雨滂沱“发洪水”，那只能导致泛滥成灾。果然如毛泽东所预示的那样：这场“洪水”冲出个几乎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灭顶之灾的“八月失败”。
有两种省委指示：一种是“及时雨”，一种是“发洪水”，毛泽东借用宋江的绰号通俗比喻讲清了湖南省委不符合实际的指示的危害，并进行了抵制。实践证明，他的判断和行动都是正确的。他后来说过：照抄照搬地执行上级指示，是对指示消极怠工的办法。
劫富济贫 理直气壮
宋江一伙，开展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也进行经济斗争。《水浒传》描写，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其突出特点是劫富济贫，这是他们义的一面；有时也搞拦路抢劫，尤其是造反初期，这是他们匪的一面。对于宋江等人劫富济贫的革命举动，毛泽东是肯定的，甚至将其与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对“不义之财”的剥夺。
1958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弊病之一是刮“共产风”。从这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连串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共产风”和“浮夸风”等弊端，即使在错误批判彭德怀元帅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也还是批判了“共产风”。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又提到这个问题：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1页）
这里说的“宋江”，也不是宋江个人，而是宋江一伙，或宋江义军；说的劫取“生辰纲”，也不仅仅是“智取生辰纲”这个故事，而是以其为典型代表的对不义之财的劫取。毫无疑问，对于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行为，毛泽东是赞成乃至赞赏的，其理由自然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水浒传》一书，除了在第十四回到第十六回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外，还于第七十一回概括地介绍了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情况：
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说话。如此看来，梁山好汉的经济斗争，也是讲究政策和策略的，一是打击目标明确，专门劫夺上任官员、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而不骚扰客商；二是分配办法合理，所得之物，大头“公用”，只把“些小”私分了。宋江的“济贫”，诚如书中描写，打下城堡，开仓放粮，救济贫民。梁山义军的劫富济贫，剥夺的是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保护的是农民和商人，所得主要用于义军的费用和义士生活费用，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经济革命性措施。
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当然有其自身的特点。
土豪劣绅是旧中国地主阶级和宗法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之一。其特点是：对农民施以经济、政治剥削与压迫，并进行族权、神权的统治；勾结官府，操纵地方政权，拥有武装。是乡村中最顽固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维护者，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的帮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之一。在旧中国的农村，他们代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便成了农民攻击的主要目标。打土豪，即打击大地主，逼其交钱、交粮、交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这是临时的办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叙述了江西宁冈、遂川等地，红军靠打土豪筹措军费的情况：“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以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71页）红军长征途中，由于脱离了根据地，无法得到税收，又曾把“打土豪”作为一种筹措军费、补充给养的办法；有时还将土豪的钱、粮、浮财分发给当地贫苦农民。以后，军队的人数多了，地域扩大了，才用收税的办法解决军费来源。
所谓“分田地”，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农村中的贫农、雇农、中农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0%，却只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0%～30%；地主、富农的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10%，却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70%～80%，地主阶级利用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反抗苛捐杂税、高租高利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内大力进行土地革命，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先后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其间在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上对于农民土地问题都有过决议。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2版，第64页）抗日战争时期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过渡到彻底平分土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据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形成了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全国范围的土改运动蓬勃兴起，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梁山义军劫富济贫的合理性在于：他们所劫之富，是封建官吏、害民大户和暴富小人“刮自农民”的财富，也就是剥削来的财富，因此是不义之财；他们所济之贫，是乡村广大贫民、破产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城市小市民，将“不义之财”归还他们，毛泽东认为是“归农民”。梁山好汉自认为他们劫富济贫的行为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劫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的首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行为，是劫富济贫的典型事件，最先探听到生辰纲的刘唐就说：“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第十四回）毛泽东也说他们“理直气壮”。
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在没收剥削者“不义之财”上，在其“刮自农民归农民”上，与梁山义军没什么两样。但是，两者也有本质区别。梁山义军的经济斗争，只是在暴力斗争条件下的一种财产财富的再分配，并不动摇封建的生产关系。红军的“打土豪分田地”，则是根本上摧毁封建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是最后消灭剥削的私有制度。
但是在1959年，对于农民生产的财富，再也不能采取梁山好汉和红军的办法。刮“共产风”，搞“一大二公三平调”，把生产小队、生产大队的财产，如生猪和大白菜，无偿调走收走，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那是“劳动人民的财产”！世上有两种财产：一种是靠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一种是靠劳动创造的“义财”。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肥猪和白菜，是社员们劳动创造的义财。毛泽东分清了这个界限，干部们却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毛泽东用肯定宋江等梁山好汉劫取“不义之财”的正义行为，来反对干部们对生产队义财“拿起就走”的错误举动，否定了刮“共产风”的“左”的做法。历史上农民革命和红军在战争年代的正确做法，不讲条件地拿到社会主义时期来，也会失去它革命性的一面，变得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了。毛泽东的正反对比，是有说服力的。
宋江的起义造反精神，反抗封建官府黑暗统治；宋江的仗义疏财，像滋润万物的及时雨那样扶贫助弱，扶危济困；宋江的劫富济贫，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绅，是得到毛泽东肯定和赞扬的。从这些方面看，宋江不失为一位革命者，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从接受学角度讲，宋江这个小说人物形象，毛泽东也是从正面接受过他的，而且在不少方面对其本人的革命实践活动以正面影响。这与他对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肯定和推崇，是一致的，有其内在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