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1296？—1370？）名子安。其里籍一说兴化（今江苏兴化）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初著名的小说家。相传为元至顺辛未进士，曾出仕钱塘两年，但地位不高，后因不满官场生活，弃职还乡，迁居兴化白驹镇，闭门著书。传说他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部下过从甚密，与其部将卞元亨是表兄弟。又说小说家罗贯中是他的门人，共同进行《三国演义》、《隋唐志传》的创作。其生平事迹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上说多半依据明人高儒《百川书志》、郎瑛《七修类稿》及《兴化县志》。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进行调查，亦未得确证。他生活在元明之际，目睹当时朝廷黑暗腐败，亲身经历了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作《水浒传》以抒胸中愤慨。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作者都很关注，对施耐庵也偶有评论。
施耐庵“不是科名显赫的人”
小说史家一般都认为《水浒传》为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最后写定。《水浒传》现存各种本子著者署名，多署“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如明嘉靖间郭勋家刻一百回《忠义水浒传》残本、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天都外臣序一百回《忠义水浒传》、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容与堂刻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都是。也有只署施耐庵的，如明崇祯末年二刻《三国水浒全传英雄谱》署“钱塘施耐庵编辑”。
明朝不少学者都于札记中记载《水浒传》为施耐庵所作。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里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辨证类·三国宋江演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明容与堂刻《忠义水浒传》第一回李贽评说：“《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作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说：“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
学者们依据这些零星的文字记载，经过多年考证，一般认为《水浒传》最后的写定者为施耐庵。
但是，由于史料太有限，人们对于施耐庵的里籍、生平、著述，知道得太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虽然陆续有些文物出现，披露一些施氏的某些情况，但专家学者们争议很大，有关施某生平的关键性问题，至今没有太一致的意见。
1928年，胡瑞亭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施耐庵世籍考》，第一次公开提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当时属于江苏省东台县的白驹镇施家桥（按：白驹镇今属大丰县，施家桥今属兴化市）一带的施族祖先。但仍有些疑窦尚未解决，因而未能取得学术界公认。
1952年，部分《水浒》研究工作者曾赴兴化、大丰考察，并在是年《文艺报》第21期发表了调查报告，又一次提出了关于施耐庵生平的一些文物和史料，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仍未获得较为一致的认识，其争论断断续续延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
1982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组织部分《水浒传》研究者，再次赴兴化、大丰参加“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活动，并共同签署了《江苏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现今江苏省兴化市、大丰县的施族祖先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数月后，首都部分学者就此开了座谈会，对“报告”提出了一些疑点。此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自发表了争鸣的文章，直到现在，尚无一致的认识。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明代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记载：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
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一文，作为文物史料，于1952年在《文艺报》上公布过，毛泽东不太相信此文关于施耐庵科第和宦历的记载。
1960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西郊钓鱼台邀宴民主人士时，在谈话中他说：
“劳动工农最聪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的作者，都不是科名显赫的人。”（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施耐庵“不是科名显赫的人”，这是毛泽东的判断。这也是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
专家学者们据《元史·选举志》，元朝“科举选士”一共开科七次：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天历三年（即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施耐庵中进士的“至顺辛未”（公元1331年），恰恰不在其内。这七次开科的年代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即每科相隔三年，而毫无例外。所以，在这方面不存在记载有遗漏的问题。专家学者们再据《兴化县志》等书，其中记载了当地人士中进士的年份和全部名单，其中没有“元至顺辛未”一科，也找不到施耐庵姓名的踪影。1952年，《文艺报》发表了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材料后，上海文联召开了一个《水浒传》作者问题座谈会。有的到会者曾查过《元史·选举志》、咸丰《兴化县志》、光绪《淮安县志》，否定了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的说法。
至于施耐庵“曾官钱塘二载”的记载，也找不到证据。《钱塘县志》、《杭州府志》和《浙江通志》等书中，在元代至顺二年之后的官员名单中，也查不到有施耐庵其人。
毛泽东是否读过报刊上关于施耐庵科第和宦历的考证文字，不得而知；这些文字确实为施耐庵“不是进士”出身提供了证据。毛泽东谈话主旨在于说明历来状元出色的没几个，“不是进士”出身的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等人倒是很“出色”，写出了百世流芳的不朽巨著。他由此引导和号召人们要进行教育革命，不重名头学历，不做徒有虚名的“状元”，而重真才实学，重创造能力，成就不朽的伟业。
毛泽东曾经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是进士”出身的施耐庵，写出辉耀古今的皇皇巨著，再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有一肚子火气才写《水浒》
施耐庵是怀着怎样的动机写作《水浒传》的呢？或者说他是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水浒传》的呢？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的谈话中说：
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写的，还有《诗经》等。（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46页）
毛泽东以为，施耐庵与司马迁、李时珍、《诗经》的作者有个共同点：不是为了稿费和版税，而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气”才写作的。也就是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抒愤”之作。
毛泽东阐扬的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文学创作理论。
司马迁对前代许多著作家不辞艰辛刻苦著书的原因做出总结，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司马迁认为许多著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的迫害和压抑，有“道”难通，有志难申，为了表达意见，化解郁结，抒发怨愤，才著书立说，以留传后世的。“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的迫害，而发愤著书正是对迫害的不满与反抗。正因为如此，其著作必然强烈表现出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发愤著书”的人心中满怀郁愤，由郁愤而产生无穷力量，这力量激励他们不辞艰辛坚持著述，从而写出不朽的著作。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对封建社会中进步作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对后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毛泽东不仅读到过，而且是关注的，是接受的，并给予引申和发挥。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有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讲到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下降和调动”时，他说：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16—817页）
虽然，毛泽东在这里谈的是“错误处理干部”也会让他们受到锻炼学到知识，不是谈论著书立说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毛泽东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议论是赞同的。到了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有一段对《诗经》的评论就是谈的文艺创作传统问题。他说：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45页）
这段评论强调作者的创作动因和思想倾向，充分肯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并进而发挥为“怨天，反对统治者”。毛泽东认为，老百姓是因为心里有气才写诗，并举《诗经·魏风·伐檀》为例。《伐檀》是伐木奴隶的诗，它愤愤不平地咏叹着人们伐木制车的沉重劳作，尖锐质问那班奴隶主贵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表达了作者反对剥削、反抗压迫的态度和心声。占《诗经》作品大部分的风诗，都是老百姓心里有气的“发愤”之作。毛泽东认为是“反对统治者的诗”，深刻揭示了《诗经》风诗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赞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并以此观照《水浒传》的创作，通俗地说作者“有一肚子火气”才写作此书。但毛泽东没有具体阐明施耐庵为什么有火气，较早透露此中消息的是明朝人王道生，他在《施耐庵墓志》中说：
“（施耐庵）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由此观之，施耐庵的赍志赍恨，皆产生于元末乱世，小人当道，遭逢困厄，不肯卑屈逢迎，所以不能施展抱负，郁郁不得其志。退而著《水浒传》，以泄愤抒胸中块垒。
毛泽东也没有具体阐明施耐庵有哪些“火气”。较早指出《水浒传》所愤何事者，是明朝人李贽，他在《忠义水浒传叙》中说：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剿三寇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李贽以为《水浒传》写宋江招安后大破辽国，是宣泄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的愤恨；征灭王庆、田虎、方腊，是宣泄宋高宗南渡临安苟且偷生的愤恨。“实愤宋事”，愤宋王朝用人贤愚颠倒，对外屈膝称臣，江山社稷沦落夷狄之手。书中愤恨的夷狄是辽金，而施氏所愤的夷狄是胡元。如此看来，施耐庵（还有罗贯中）抒发的是失国孤臣的忠义之愤。
同样批点《水浒传》的金圣叹，却说过另一种话。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写到：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传》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同样是批书人，金圣叹极力反对李贽的“《水浒》忠义”说，进而连李贽的《水浒传》乃“发愤之所作”也一并反对。作为有功底、有识见、有才气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与李贽一样，承认作《史记》的司马迁有“一肚皮宿怨”，也就是承认“发愤著书”说，但金圣叹以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却不是这样，凭空捏造了“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的作书人心胸，安到施某头上。
对金圣叹这个评论，不满意的大有人在。民国初年，无名氏做《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其中写道：
“圣叹评曰：‘耐庵心闲无事，而作《水浒》。’此欺人之语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人生到此，悲来填膺，而又举足触网罗，张口犯刑诛，既无言论自由之权，更无出版自由之利……耐庵悲愤而著书，必察社会之程度，国民之心理。”
这是在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背景下，对处于元统治下的施耐庵作书时内心愤怒的揣度和评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批评金圣叹说：
圣叹最爱谈“作史笔法”，他却不幸没有历史的眼光，他不知道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这故事发挥他们的宿怨，故把一座强盗山寨变成替天行道的机关。明初人借他发挥宿怨，故写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仅被政府陷害谋死。明朝中叶的人———所谓施耐庵———借他发挥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纯粹反抗政府的书。
胡适先生以“历史的眼光”，批驳金圣叹的“闲书”说，指出宋元人、明初人和明中叶人借水浒故事“发挥一肚子宿怨”的历史事实和水浒故事主旨变更的历史原因，是有见地的。不过，“削去招安以后的事”的不是施耐庵，而是金圣叹。他说七十回本《水浒传》是“纯粹反抗政府的书”，倒确实是有眼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