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中，祝家庄、扈家庄和李家庄“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是“反梁山同盟”。宋江率领军马进攻祝家庄，三庄互相策应，打得梁山义军首尾难顾，无法取胜。扈家庄庄主扈成和妹妹扈三娘，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阵上曾经打败梁山军兵，俘获梁山将佐。后来宋江派人做工作，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吴用要求扈成：“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倘若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对这两条盟约，扈成满口答应：“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扈成限于利害关系，确实照此做了。此时扈家庄由原是祝家庄的盟友，转而变成了梁山义军的盟友。这也是宋江能够攻克祝家庄的先决条件，可李逵对这些却全然不晓，也不加理会，且看破庄之时李逵的作为：
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抡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拍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宋江看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说道：“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了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李逵只顾快意思仇，似乎“杀得快活”就是目的，脑子里全然没有政策观念。
第一，明知扈成已经暗中与梁山义军达成协议，是自己的同盟，却抡斧“看着扈成砍来”，岂不是明目张胆破坏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扈太公一门老幼多是无辜百姓，李逵竟然“一个不留”，又把扈家庄一把火烧掉，如此做法，谁还敢靠近梁山泊，岂不有点“法西斯”的味道，梁山义军的“义”字旗帜能不大打折扣。
第三，祝彪已是俘虏，被扈成擒拿，遵约押解去见宋江，可李逵于路上“遇着”，也一斧“砍翻”。早在《孙子兵法》之中，就讲“善待”俘虏，毛泽东也说“杀俘不祥”、“杀俘不武”。李逵的俘虏政策是黑暗的。
第四，李逵平时对宋江俯首帖耳，此时却置“将令”、“军令”如耳旁风，而且还诡言强辩，此正是游民无产者破坏性和视一切规范为异物的本质属性。
对李逵的滥杀无辜，大文豪鲁迅先生也多有批评，曾明确地表示了对他的憎恶。他说：“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得他两眼翻白”（《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鲁迅还指出：“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鲁迅全集》第4卷，第155页）。
对李逵的滥杀无辜，《水浒传》中有多处描写，不只攻破扈家庄的屠戮。如小说第四十回“梁山好汉在江州劫法场”一节，更可看出李逵的莽撞滥杀：“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杀人最多”，“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确是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砍的多是看客。鲁迅憎恶李逵憎恶得有理；毛泽东批评李逵“不注意政策”，滥伤无辜，也批评得到位。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为什么谈到李逵“不注意政策”问题？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32—34页的注释中得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于2月1日下午讲了话，但是，在2月2日上午6时，他给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们写了一封信，说“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并请第一书记们多留一天，于2月2日下午继续开会。注释中披露了毛泽东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我们所说的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讲主观能动性，两者结合起来讲就好了。
“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仗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
“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
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左”的错误。在1959年2月2日下午毛泽东“谈辩证法问题”的讲话中，其主旨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精神，强调按辩证法办事，强调调查研究，强调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统一，强调搞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要正面承认“缺点和错误”。这就是毛泽东讲李逵“不注意政策”的思想背景。
毛泽东是不是借李逵杀扈三娘一家批评“违法乱纪的干部”呢？看其讲话的思想脉络，是在批评有些干部不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莽撞蛮干，这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毛泽东的认识还有局限性，他只承认1958年的“左”的错误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他的纠“左”是不彻底的，这为他晚年的错误埋下了伏笔。但是，这已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了。
勇李逵革命坚定，作战勇敢，毛泽东是欣赏的；莽李逵不讲政策，滥杀无辜，毛泽东则以为要不得。后一点引申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则是不顾客观规律的“左”倾蛮干。在向自然作战，同地球作战时，千万不能犯“李逵式”的错误。
不要学李逵粗野
在关于武松和鲁智深的篇章中，笔者都提到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的与梁山好汉武松、鲁智深、李逵有关的一段著名的谈话，毛泽东在是年8月2日的讲话中，讲到团结和帮助“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时说：
“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1页）
虽然毛泽东说三位梁山好汉“是我们路线的人”，并要亲自介绍他们“进共产党”，但举他们为例，还是当成“反面教员”来看待的，因为这三个好汉“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更不能帮助和团结“犯路线错误”的同志。
李逵的“好杀人，不讲策略”，已如前述，这里只看李逵的“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李逵的服人，从来不讲心服，只是一味力服，动不动就是叫板斧说话。如小说第四十一回，宋江在众好汉劫了江州法场，智取无为军后，恳请众位好汉都上梁山———
（宋江）说言未绝，李逵跳进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众好汉要不要都上梁山，李逵和宋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李逵逼之以斧，不上梁山的“砍做两截”，是以力服人；宋江动之以礼，恳请在先，力求“心肯意肯”在后，是以理服人。相比之下，李逵不仅不会，是干脆没有想到政治思想工作。宋江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动员众好汉上梁山这件事来说，他的办法确实体现了革命领袖的组织才能。革命靠觉悟，革命靠自觉，这在封建时代也是如此。牛不喝水强按头，强扭的瓜儿不甜，纵然李逵的板斧把众好汉逼上梁山，不“心肯意肯”者，终会叛变、开小差或消极怠工的。
确实，火辣辣革命的李逵“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举出李逵等人的“缺点”，就当时的主观愿望来说，是希望人们“摆事实，讲道理”，帮助和团结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彭德怀等同志，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本身继续着“左”的错误，影响到党内相当一部分李逵、武松、鲁智深式的干部，他们不是摆事实，而是无中生有；不是讲道理，而是无限上纲，实际上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山东沂水县百丈村农民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十余年，后来流落江州在戴宗手下当个小牢子。如果对他做点阶级分析，他是个典型的游民无产者。
在革命队伍中，出身游民无产者阶层的人为数不少。早在毛泽东上井冈山前的1925年底，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这个阶层作过透彻的理论分析：
此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是的，毛泽东的分析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何对待李逵一类游民无产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
因为，他们既有“很能勇敢奋斗”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对他们的两面性，很不好把握，有利于革命，也有害于革命，怎样“处置”，颇觉“困难”。
毛泽东多次批评李逵的“破坏性”：
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20世纪30年代初），他批评李逵的缺乏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莽撞行事，是给“左”倾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画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他批评李逵的“不注意政策”，滥打滥杀，意在经济建设中尽量做到主观能动性与经济客观规律的统一，掌握“同地球作战”的战略战术；党的核心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发生矛盾，毛泽东在主观认为彭德怀等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候，为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斗争方针，他批评李逵“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等缺点，意在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搞好团结。应该说，毛泽东对李逵式的游民无产者对革命的破坏性的认识，不仅是清醒的，而且是深刻的，并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他的有些初衷没能实现理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