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民族的文化瑰宝。
面对《水浒传》，就是面对一座思想的迷宫。
仅就《水浒传》的思想政治倾向而言，在许多方面摆在你面前的是相反的两极：
《水浒传》的文本，七十回本或叫金评本，较多地表达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热情赞美造反起义的思想，充满阳刚之气，而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的后小部分，则充满企盼招安、乞求招安、赞颂招安的情绪，流溢阴柔之风。
宋江人物形象，可说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有反抗要求，有民众威望，有组织能力，有实际贡献，不失领袖风范；也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无耻叛徒，他出口“忠义”，闭口“招安”，迟迟疑疑不上梁山，屈膝跪拜朝廷降将，念念不忘当国家臣子，主动请求征剿方腊，毒药亡身而死不悔悟，一副奴才习气。梁山大业，成也斯人，败也斯人，这是客观事实。
在《水浒传》评价上，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津津乐道其为“天下第一奇书”的，也有咬牙切齿诅咒其为“天下第一禁书”的；有惊恐万状称其为“诲盗之书”的，也有老谋深算以其为“弭盗之书”的；有评其为“农民起义教科书”的，也有判其为“投降主义教唆书”的。
《水浒传》的传播，既有封建王朝的达官贵人对它组织翻刻出版，广为流布的，有人据此判定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帮闭之书；也有绿林好汉在战斗间隙讲说水浒故事，从中寻觅歼灭围剿官军的兵谋战策的，有人据此判定其为造反农民阶级的帮忙之书。
现在我们知道，《水浒传》演变史、评论史上这种两极现象，皆产生于《水浒传》文本演变的复杂性。《水浒传》一书，在其成书前的“话本”、杂剧水浒故事阶段，就包含着矛盾的思想。《水浒传》经施耐庵之手成书后，又经一些文人和书商作了为数不少的增补删改，或根据自己的价值选择，或根据市场的利润追求，相异、相歧及至相反的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杂糅在一本书中。有的研究者据此得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结论，不能说没有道理。
《水浒》演变史、评论史上的复杂性，影响到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解读、评论和运用。比如他说过《水浒传》是“民主文学”，也说过《水浒传》是“反面教材”；说过“《水浒传》中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也说过读《水浒传》是为了“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说过《逼上梁山》是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了，也说过“《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宋江形象，说过“我们的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又说过“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对宋江的阶级属性，说过“梁山泊宋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又说过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派；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他说过“评点是好的”，一生都喜欢阅读“金批本”，又说“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似乎对金圣叹和“金批本”有一种厌烦感；他年轻时探讨“救国之道”，慨然声称“学梁山好汉”，即像水浒英雄那样进行武装反抗，暴力革命，年老时总结一生革命经验，一言以蔽之“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不无调侃地自诩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绝大部分革命生涯中一直保持着与梁山好汉的认同感和共鸣感，但是到了暮年，他却来个彻底否定，否定了梁山义军的斗争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农民阶级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革命，只将其认定为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政治斗争，不具备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没有革命精神和经验以供吸取，只剩下投降和招安的教训以供借鉴和防范，梁山好汉再也不是英雄好汉可供学习模仿，只是奴才走狗以供批判。
其实，何止毛泽东是这样，给予毛泽东《水浒》观以很大影响的鲁迅也有这种状况。他在《流氓的变迁》中说宋江等人朝廷“大军一到，使受招安”，成为“替国家打别的强盗”的“奴才”，而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则说“《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在别的文章中提到“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鲁迅全集》第4卷，第404页），甚至明确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全集》第7卷，第202页）
把上述两极现象仅仅归结为逻辑混乱，观点矛盾，甚至拿出实用主义的“法宝”打过去，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把看似不合理的事物给予合理的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解释，则是写作《毛泽东读〈水浒传〉》不能绕过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说《水浒传》是一座思想的迷宫，不如说它是一面思想的多棱镜。表现在《水浒》评论史上和毛泽东解读《水浒》活动中的对立观点，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上是立论的依据不同，即所依据的《水浒》版本不同；主观上是立意的角度不同，即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主题和要达到的功利目的不同。
小说是民族的心史。一部《水浒》，可称之为思想的浩瀚海洋。按照接受学的理论，阅读作品的行为，是一种再创造的行为。毛泽东解读《水浒》，内容丰富、内涵深邃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水浒》解读范式———毛泽东解读的《水浒》。本书的任务即是将毛泽东读《水浒》范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毫无疑问，这部书是“集体攻关”的产物。我能把它贡献给读者，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和《水浒传》研究的专家们，他们的思想成果给予我重要的启示和莫大的帮助。在写作中，我也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鼓励、支持与帮助。我的直接领导孙大发中将细心地指出我书稿中的笔误，使我下笔时更加细心。战友、文友、朋友刘嘉恩、黄永贤、冯连旗、李占恒、贾凤山、苏文愚、张巨德、张景山、张宝印、曾福林、任志生、杜传友、王群、王传荣、高光辉、张传相、胡世宗、白金华、姜宝才、胡承山、张昌富、王任飞，图书馆的李冬红、邹亚琴、唐华，杂志社的陈力、刘东来、张炜等对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难忘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主任季永桂，在写作和出版上的关心和指导，更是令人感动。借此机会一并诚致谢意。
董志新
2005年春节于沈阳大西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