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门脸子已经焕然一新了。
同仁堂是靠着向御药房供给生药发家的，离它不远的内联升鞋店也是靠揽宫里活儿出的名，还有瑞蚨祥绸庄、南豫丰烟店……都是百年多的老字号，如今门脸子也都阔气了，但名字没换。
天还早，店门都没开，街面比过去显得宽展了些，也整齐，也漂亮。敏芳，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咱们的神经都会敏感地一跳，你没猜错，我就是从这儿踏上妻离子散的远途的！漫漫经年，往事如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只要站在这条街上，两腿都会忍不住发抖。
不，我并非为了追怀痛苦，也不需要咀嚼仇恨，我只希望这条街能引起我一线活生生的记忆，能把我的小成，我六岁的儿子，真真切切推到我的眼前，我真想抱一抱他呀。敏芳，孩子的妈！那天小成抱着我的腿，嘴里大声呼喊着，我没想到他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正是这力气支持我熬过孤独半生，熬到满头白发，熬到终于千辛万险回到了家！可是，我的小成，他在哪儿！
商店开了门，街上热闹起来了，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个个在我眼前过去。也许我永远找不到他了……
“老先生，您来买东西？”
“哦，没有，”我慌慌张张说了一句，定神看去——一个高高的青年，眉清目秀，也善气。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二勇。”
啊——二勇！那活泼的声音，我怎么能不记得呢。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就像命运之神，带着我的盼望、我的追求、我的想象，总是悄悄地，不期而至。
他穿着白而挺的长袖衬衫，下摆随便地松在直筒裤的外面，袖子卷着，露着晒成健康色的半截胳膊，又黑又软的头发不经意地披在前额上，有点乱，但不粗野，比他穿着警察制服的样子可爱了许多。他是谁？小成……？我强忍住泪水。
“你……今天又休息？”
“休息。”二勇笑道：“买点东西。”
我看看他手上，“买锁？”
“嗯，我们现在要说服大家都换上这种新锁，保险，防盗。”
“噢，”我接过那锁，下意识地摸摸看看，脑子里却不知在想什么。
“我那个管片都已经换完了，就剩最后一家，说死也不想花这个钱，财迷到家了。”二勇说起他的工作，认真得忘情，“碰上这种抠门儿的，你真没辙，我只好给他垫上吧，要是让小偷撬了门，还是我们的事。”
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忘了，他是怎么走的，也忘了。我糊里糊涂地走回家来，心里空茫一片，不知是因为失去了什么还是发现了什么，反正心里没滋味。
家里没人，我孤零零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心里突然有点慌，因为我意识到一种沉重的、似曾相识的寂寞感，正在不可抗拒地袭来。我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这围困了我几十年的寂寞中去。我明白，或许正是因为二勇，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使我发觉了自己生活的无味。一个人，如果能像他那样，单纯地沉浸在工作和事业中，那大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和无味的。喝茶看报，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或是提笼架鸟的各处溜达溜达，北京的老人都这么过，不是也自得其乐吗？不不，我是辛苦劳动了一辈子的人，命定享不了闲情逸致的福，有时候，忘我反而是一种幸福。二勇是幸福的，虽然他得去替那个吝啬鬼买锁，花钱搭精神，但谁能说他不幸福呢？我老了，可身体还康健，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什么事情，比方可以到儿子的宾馆去教他们做日本菜，按地道的日本方式摆台、走菜，这方面他们一定干得不地道。
对，这事晚上就和小成说！
“爸，您就消停着吧，出那份洋相干什么！”
小成反对，他几乎不听我说完。
“爸回来到底带了多少钱？是不是怕花完了没处挣去？”媳妇正在擦饭桌，此时也疑心地停下手来。
我不理她，只一味对儿子说：“我不愿意总闲着，闲出病来。”
“外国佬到咱这儿来，吃的就是中餐，烤鸭，川味儿，在外国想吃，有吗？吃哪门子日本菜呀，日本还不是跟中国学的。”
儿子的鄙夷洋人，实在几近一种愚昧的排外。我说：“至少北京有很多日本人，他们爱吃日本菜。”
“爸！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您在海外是大老板，您要是去烧菜，摆台，不说明您不过是个厨子，是个跑堂的吗，叫我的脸往哪儿搁？”
啊，原来儿子也怕这个。你的清高，那国粹式的清高，哪儿去了！
我沉下脸，“是的，你爸爸就是厨子，就是跑堂的！我过去寄给你们的钱，现在买这些东西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干干净净！你要是觉得丢脸，可以把它们砸了，扔出去！”
小成呆了，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发了火，我……我也不知道。
小成当夜失眠，第二天没去上班，躺在床上，早饭也不吃。媳妇和孩子们走后，我坐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想到就是这双手，曾经多么深情地抱过我的腿啊，我心一酸，说：“孩子，是我的脾气不好，你就原谅了吧。”
小成哭了，一张脸扭得很歪，他说他觉得人生无味，从小失去父亲的庇护，孤苦成人，实在没有享过一天福；他抱怨晚辈不懂孝敬，而我，这个没有尽到父爱的长辈，又不能理解他；他还说到他的妻子——在“文革”时期“革命组织”中结识的战友，如今变得怎样自私、怎样俗不可耐，结婚十八年，最近才发现她还悄悄藏着一个婚前的存折，以备将来离婚于万一，只是现在怕物价再涨才拿了出来。如此同床异梦不说，可惜的是，十八年前的五百多块钱，如今只顶三百块用了。小成瞪大一双浮肿的眼睛，气恨地说：也许三百块都不值了！
敏芳，我实在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小成的这些话已经使我冷战连连。夫妻之间，徒有名分，形似势利之交，哪还有一丝家室温暖可言？但愿这些人间的凉气，不致使你在天堂的琼楼玉宇之中，不胜其寒吧。
有人敲门。
是街道办事处的老程来了，给我送来一张购物卡片，说是凭这张卡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一些不好买的紧俏商品。她还说了许多话，似乎是讲了一通什么道理，又似乎是替发这张卡片的原因做了一番注释，我心里乱，懵懵懂懂地听着，却不知所云。
“您不舒服？”老程发觉不对。
“心里不痛快？”她又问。
我摇摇头，我并不盼着有人能理解我、同情我。我这一辈子的经历大概是太特殊了，感情和脾气都可能与常人大异，喜怒哀乐也就不易被人体会。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消化自己的烦处，就算一股脑倒给人家，换来一点同情，难道就能从此轻松了吗？同情心人皆有之，可等别人把该说的同情话说完了，仍然自己面对一切，又何必呢？
“是不是，小成他们惹您生气啦？媳妇对您怎么样？”
我胸口一阵乱跳，想到家丑不可外扬，摇头想否认，但无效。
“您不用瞒着，您儿媳妇的毛病，街道上都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了。没关系，现在不是小成妈在的时候，‘四人帮’正搞得风气不正，老太太受了欺负也没个仗义执言，现在不同了，大家都讲精神文明，您有什么不愉快，我们不能不管，何况她也有组织嘛。”
我迟疑了一下，说：“大概都是因为我自己太闲了，闲来生事……要是有事干……您看，我这身子还活泛。”
“咱们区里有‘老人之家’，下棋、唱戏、看电影，还有书报杂志，您可以随时去看。”见我不即答言，她犹豫着又说：“听说您在台湾是开餐馆的，我们街道上正准备办个青年餐厅，他们都没经验，你要有闲兴，去指点指点什么的，也行。”
“是吗？”我一下兴奋起来，“如蒙信托，一定竭尽所知，以备顾问。您知道吗，我是略懂些日本菜的。你们不准备搞日本菜？这没关系，我可以帮他们搞快餐，现在吃快餐的人最多。”
老程也挺高兴，答应帮我去联系联系。她又提起我的房子，说政府考虑到我的困难，同意帮我换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住，三间大屋，是平房，只是没有暖气，叫我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她走了，小成也起来了，拖着鞋从里屋走出来，头发乱蓬蓬地呲着，见了我就说：“我顶烦这些街道干部，婆婆妈妈的，往人家里一坐，屁股死沉，国家养着他们干什么呀。”
敏芳，或许这也得归结为我的错，谁让孩子从小就没有父亲呢，他的人格并不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造成的，以致那从小受压抑的自卑心，变成了现在全没来由地仇视别人的心理，如果这确是我无意间种下的苦果，那么现在，则是到了往下吞的时候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就是否搬到平房去的问题开始了争吵，吵了整整一个夏天又一个秋天，直到严冬将即，才终于以两票对一票形成了决议：搬。小成和孙女中立，媳妇呢，主要是舍不得那个坐式马桶和冬天的暖气。
我和孙子的动机是一致，搬了，可以成全孙子有个独立的屋子住，另外，不晓得什么鬼差神使，我又想起了那个测字先生的话：迁，主遇难呈祥。
搬家那天很忙乱，小成单位里出了辆卡车，老程替我们雇来了两个临时工，大件家什都是他们扛了。小成和孙子忙着布置屋子，媳妇主要是拢着孙女，怕她磕了碰了惹祸。三间屋，挺宽敞，墙壁是新粉刷的，四白落地。老程特地用不无夸耀的口气对我说，这是前几天公安派出所支援了几个人，作为爱民劳动帮着刷的。我想那准保有二勇。
天冷了，可那几天市面上突然炉子脱销，儿子只好从单位里暂借了个蜂窝煤炉子。三间屋，一个炉子安在哪儿呢？媳妇嘟嘟囔囔老是念叨怕孙女冻出毛病来，还说怕我不会弄蜂窝煤炉子，回头非煤气中毒把全家熏着不可……儿子苦着脸找我商量，我说炉子就安在你们屋里好了，把孩子冻着不是玩儿的。可我心里不痛快，主要是看不惯媳妇那转弯抹角的样子。
到了晚上，安好了炉子，四处都归掇完了，也吃过了乔迁之后的第一顿饭，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日光灯明晃晃的，屋子显得很白，很亮，也宽阔。小成和媳妇有说有笑，很起劲地计划着该添办些什么家具，墙上如何装点布置。孙子想买一个书柜，吵着说他的书已经多得没处放。对，是该买个书柜了，如果儿子和媳妇从小多看了几本书的话，我想大概不致像现在这么狭隘，这么贪财吧。
快八点钟的时候，传来敲门声，这是新居的第一个造访者。孙女争着跑去开门。进来的是两个警察，一看见那大盖帽我的心就跳起来，儿子认得为首的一个就是新居的管片民警，我也看出后面那年轻的原来是二勇。二勇老气横秋地和我打了个招呼。看架势，他们好像是找儿子说公事。不知是不是出于对警察本能的疏远，我回避开了。他们在客厅里同儿子和媳妇说话，开始声音还平和，后来不知怎么儿子激动起来，腔调不大对头了，可又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事。
“我不同意，不同意，这种事总归不能强迫命令吧！”儿子高腔大嗓叫着，弄得我紧张起来，他居然一点不怕警察。
“谁强迫命令你啦，这不是在做你思想工作吗。”是那个老警察的声音。
“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我反正不同意，怎么着吧！”这口气何止是不怕，简直近乎挑衅了。
“不同意也就算了，也是为你们好，何必这么大嗓门儿。”
“我自己家，我乐意多大声就多大声，管得着吗？”
谈不下去，接着就是脚步声，开门声。他们走了。我心里惶惶然，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但又想到二勇，这孩子在谈话时似乎一声没吭，而且总归他是个好人，小成不该这么不礼貌，于是我走出来问：
“出了什么事？”
“咳，”媳妇摆了一下手，一脸不屑，“派出所也是撑的，非叫我们把大门换上保险锁。”
“哦，那不是好事吗？”
“爸，要不怎么说您老实呢，”儿子说：“您没听见吗，他们要替居民统一代买，这么一来，买进就可以是批发价，卖出却是零售价，好大的赚头呢。别看他们穿着‘官儿服’挺神气，可没处抓挠奖金去，看着别人手里哗哗的票子，能不眼红吗！嘿，就生出这么个损招来捞钱，明着还打个维护治安的幌子，蒙谁呀！这年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跟钱有仇？嘿，我呀，偏不让他占这个便宜。”
假使撇开我自己对警察的成见，那我实在不能苟同这种近似诽谤的说法了。我痛心小成总是用这种非常阴暗的心理去衡量、猜度一切人一切事，其实又常常并无任何根据，甚至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他那么固执，那么自信、自鸣得意，而且说：“爸，国内的事，您不懂！”
是，也许是我不懂，可一个将近“从心”之年的人，他的良知、他的直感，是不会骗人的。我信任二勇！
第二天，我照常到“青年餐厅”去上班，我在那儿上班已经好几个月了。几个月前他们开张时，老程领我去看，我提了几条建议，他们按着重新布置了餐位、灯光，增加了一些厨房设备，试了几天，挺好，于是由街道办事处正式发聘书，我就成了那儿的顾问了。我不是图钱，图的是有个寄托。那儿的年轻人挺尊重我，我也喜欢他们，有时候在家里实在不愉快了，我就想想这个餐馆，想想二勇和老程他们，心里还能觉着没白回来。
这天晚上回了家，一进院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儿子正哈着腰往门上安锁，一看，正是派出所动员换的那种保险锁，我心里挺高兴，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