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钊
《老子》又称《道德经》，全书约五千字，故又名《五千言》，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其作者为春秋后期的老聃。全书思想渊博，蕴义玄深，措辞简约，载以韵律，类似格言，被誉为我国古代一部非常优秀的哲理诗。其行文高淡古奥，哲理深邃玄妙，读后回味无穷，确能引人入胜，对我国古代政治、哲学、经济、伦理、军事、艺术、医学、科技以至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和人生追求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老子》之后，道家或道教学派纷纷崛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同《老子》的思想体系保持着渊源关系。因此，《老子》一书既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发展演进的总纲，又是历代道教信徒们藉以依凭的最高经典。不仅如此，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蜂起并作、论道立言，也都从不同层面摘采过《老子》的思想精华，受到过《老子》智慧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子》对我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演进，作出过自己独特而重大的理论贡献。所以，《老子》一书，是我国文化史上留下的极其珍贵的学术瑰宝，其价值不可估量。古往今来，历代学者争相对之潜心研究。可以说，我国学术史上有成就的学人，几乎无人不研究《老子》。正因为如此，注老学者，代有人出；注老之书，汗牛充栋，愈积愈多。它宛若滚雪球，越滚越厚，构成中国历史上别具特色的风景线，实际上从特定角度推进、促成了我国老学发展史的逐步形成。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
清代著名学者魏源曾说：“解老自韩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复生，谁定之？”（《老子本义》）虽然，因“老子不复生”，人们对注老之书的是非难以评定，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历代注老思潮长存不衰的客观价值。其一，它告诉人们，《老子》之书开启了历代学人进行智慧思考的闸门，没有《老子》，就没有那些十分有价值的注老之作；其二，历代注老学者的不同思考，都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作者们研究《老子》的学术心得，因而丰富和发展了《老子》的智慧之思；其三，它还告诉人们，《老子》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可以常读常新，因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总是可以从中找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原则，从而显示出它超时代、超地域的文化价值。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了注老思潮所具有的不可低估的客观价值。其实，即使“老子不复生”，也完全可以评定各种注老之作的是与非。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任何注老之作的成败，读者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因此，我们不必为“老子不复生”而惋惜。
基于以上认识，我对于注老思潮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之情。不仅自己投身于这一潮流，亲手撰成《帛书老子校注析》（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这部拙著，而且拜读过一系列有关注老之作，从中得到许多启迪与教益。
最近，笔者有幸读到库流正先生精心完成的《老子正解》书稿，感到特别兴奋。库老先生年已七十九岁。他早在年轻求学时，便酷爱中国古代哲学，立志从事于经史方面的研究。后因情况变化，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原来的抱负暂被搁置下来。直到1991年离休后，乃再续旧好，重操旧业。其对《老子》的研读，用功尤深，并于十余年前，即着手撰著《老子正解》。今年4月，书稿完成后，托人送给我看。我接到书稿后，对于库老先生以年近八十的高龄潜心于老学研究，感到由衷的钦敬。因此，我对于他的书稿的阅读，不敢有半点粗心。书稿在对原经文用功订正的基础上，又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最后做了原意解说。这些都有利于启导初学者阅读。我读完全稿，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深感它是一部不俗的好书。其内容之丰富，注释之谨慎，立论之新颖，考证之详实，文字之通俗，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书稿写出了作者自己受老学熏陶的深切体验及其注老的纯洁动机。《前言》说：“以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通过十年来对《道德经》的研读，自觉获益匪浅：一是以无私奉献为立命之本、幸之源，有助于树立正确的老年观；二是知足知止，冲气为和，有利于保持安详、愉悦的健康心态；三是居下贵柔，修身积德，能激励自己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四是淡化欲求，永葆童心，使身体远离疾病和一切凶险。”毫无疑问，这个体验既真切实在，又纯洁朴实，它不仅写出了作者从《老子》书中得到的教益，也表达了作者注老的高尚追求。作者希望由此推己及人，把自己的体验扩展开去，让老年朋友们与之共识并践行。他说：“老年朋友如能身体力行，不仅可以固本培元，延年益寿；而且可以利家利国，泽及子孙。”透过这些，我们看到了作者多么清纯的写作动机。
其次，书稿在校正经文时坚持择善而从，用力甚勤。《老子》一书，自古版本繁杂，经文之词语，因版本之不同，而时见殊异，这给校正整理带来了实际困难。本书稿以王弼注本为基础，参照河上公本、傅奕本以及近年出土的帛书与竹简《老子》等多种版本，经过反复比较而确定取舍，最后形成作者整理校正出的经文。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坚持实事求是、择善而从的基本原则。如第四十六章，王本之“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段文字，河本、傅本近同（河本末尾无“矣”字，傅本“常”作“恒”），帛书甲、乙本均脱损严重，不便比较。而司马光本及《文选·东京赋》李注引，此句无“之足”二字，高亨注本亦予删去。若依王、河、付诸本文字去解，确有难于畅通之弊。而依司马光等及高本去解，则文字豁然贯通。经过考虑，作者大胆选取后者，以订正王本。又如，第六十六章王本“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一段文字，河上公本与之相同，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本子，亦大致相同（所不同者，只是在有关字句下多了几个“之”、“也”、“其”等虚词）。但考竹简《老子》，此段为“圣人之在民前也，必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必以言下之”，与以上诸本有着明显差异。对此，应当如何取舍？作者通过慎重考虑，最后选取了竹简本的文字。应当说，这个选择也是至允至当的。王本、河本那段文字，突出的是圣人在尚未“上民”、“先民”之时，实行“以身后之”、“以言下之”。不难看出，其“以身后”、“以言下”，是为了达到“上民”、“先民”之目的，这似乎有功利色彩，不符合老子“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本旨。而竹简本那段文字，则强调的是，圣人已经“在民前”、“在民上”的情况下，却能坚持“以身后之”、“以言下之”，这个“后”与“下”，没有功利色彩，它表明了圣人在处理与民众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谦虚、守雌的高贵品质。两相比较，毫无疑问竹简本的文字更能体现老子本旨。作者选取该本，是很有见地的做法。
以上两例，不仅表明作者在校正老子经文中，善于择善而从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治学态度。而且表明他对新出土的竹简《老子》也有较深的研究。这些无疑都十分难能可贵，表明其研读与校正《老子》用力甚勤。
再次，书稿在注译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老子》文约义丰，同一个字、词或句，往往可以引出不同解释，以致古往今来的注老学者，在对词义的注译方面见仁见智，各执其是，这就给今人注译《老子》带来许多困难。本书作者在注译方面，既注意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勇于突破旧说，提出新见。例如，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中的“其”字，历代注家多认为指民众，而本书作者却依据严复之意，认为此“其”乃指圣人自己。这个解释，确实更为合理。若将“其”释为民众，难免会给老子戴上搞愚民政策的帽子，这无疑有违本旨。而将“其”释为圣人自己，则完全符合老子主张圣人无为的原则。两相比较，可知此解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重视。
又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一段文中“十有三”一语，王弼及其以后的注老者，多释为“十分之三”，本书作者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古人没有“十分之三”这个概念。他主张据《韩非子·解老》之说，将“十有三”释为“十三”，盖指人的四肢九窍等十三种器官。其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为一家之说，值得重视。
另外，本书在译解经文方面，坚持在通俗易懂上下功夫，这也是其重大特色。古往今来，人们都感到老子古奥难通，以至自晋代起就被列为“三玄”之一，一般人对之望而生畏，不敢问津。本书作者在译解经文方面，则力求通俗易懂，并且也确实取得了相应成绩。例如，第四十七章经文为：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按照此段经文，作者写出了这样一段翻译文字：
不出大门，能通晓天下事理；不看窗外，能了解自然规律；愈向外求，所知愈少。所以圣人不行可以知（道），不看可以明（道），不为可以成（道）。
将这段经文与原经文对照，不难发现，它既在基本精神上符合原旨，又在文字上比较通俗流畅，特别是将“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译为“不行可以知（道），不看可以明（道），不行可以成（道）”，既通畅明达，又深得老子真谛，与以往一些译文相较，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功，注重了译文的通俗，这对于扩大《老子》的读者面，发挥《老子》的文化价值，无疑有其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库流正先生用十余年的功力，撰成这部《老子正解》，确实有许多不同于前人的心之所得。这促使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年逾古稀的离休干部，能在老子研究中达到如此造诣？这除了他本人的文化基础以及持之以恒的不懈追求之外，还可能与他的年岁已高有关。
我在拙作《道家思想史纲》中，曾为说明老聃之所以能完成《老子》其书的理论创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从《老子》书的内容来看，非久历世事的人是写不出来的。由于老子其人年高久寿，因而阅历无比丰富，熟悉人间的世态炎凉，具有老成持重、老谋深算、老马识途的慧眼，因而能运用‘微妙玄通’之道，以阐明通达古今的人生哲理”，并最终创作出《老子》其书。因此，年高久寿，是《老子》得以问世的重要原因之一。年高有助于著成《老子》一书；同理，年高也有助于研读并体验《老子》。这是因为，年高之人久历世事，对人生和社会有着自己深切的体验。他们看问题比别人更深透、更能抓住要害。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读《老子》，易于从心灵深处引起共振，发生共鸣，做到心心相印，因而易于体悟老子的本旨。
近些年来，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人并非专业老学研究者，却能在晚年写出引人注目的注老之作。例如，张松如先生，原是一位诗人（其诗作署名公木）。在文革期间，他身处“牛棚”，坚持研究《老子》，用十余年时间，写成注老之作——《老子说解》和《老子校读》。当他写完《老子校读》之《序》时，已年高七十五岁。无独有偶，另外一位老者张吉良先生，原为江西某汽车修理厂工程师。他也是在晚年爱上《老子》，曾自言：“自1972年从牛群队伍中解放出来，业余游心于道德有无……历时二十年，写成《老子研究》。”该书出版时，作者已年近古稀（六十八岁）。类似情况还可以列举一些，因篇幅有限，不再赘述。可以断言，老者研读《老子》，定有其优势所在。库流正先生当属此类之又一典型。
以上我从不同角度对《老子正解》的特点或优点谈了一些个人意见，但这决不是说，该书什么都好。金无足赤，书亦难尽善尽美。该书自然也会有自己的不足。例如，由于作者极力追求通俗易懂，以致在注译方面也会存在某些需要推敲之处。追求通俗易懂，本是优点，但掌握不好“度”，也会产生缺点。《老子》毕竟是两千五百余年前的古文献，虽然可以尝试译成今文，但又必须注意保留古风。过度之通俗，难免将其现代化。我这样说，决不是批评该书有现代化嫌疑，而是强调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我们在注译时，应当对此有所谨慎，以防失度。在这方面，笔者愿与库老先生共勉。
应作者之邀约，我对《老子正解》谈了以上一些读后感。是为序！
2004年7月于珞珈山“勤补书斋”
（本序作者黄钊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