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入分析，正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辩证而科学地洞察新时期和平与战争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邓小平战争与和平理论，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在具体的实践中，他正确地领导我军建设进行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为我们党和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从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到六七十年代的美苏争霸，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到新旧秩序的交替时期，世界战略格局在发生分化组合的同时，时代主题也在发生变化。邓小平透过纷繁冗杂的国际关系，从战略上首先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战略问题的科学结论。20世纪80年代中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客观地反映了当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揭示了当今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问题正在发生改变。从大的方向看，和平正在超越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
1.正确看待和平力量的问题，并积极推进其向前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和平的力量是巨大的，人类社会只有在和平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正是由于人们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平才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邓小平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一分子，第三世界是不希望战争的，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推进和平力量的增长。他还强调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再经过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努力，中国可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时中国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也就是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再加上全世界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更有条件避免战争。所以，中国的发展壮大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增强，正是积极推进和平力量前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内部和平力量的发展。
2.正确处理发展这个当今世界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关于发展问题的深刻论述，不但是对当今世界核心问题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人类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怎样处理发展这一课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促使社会稳定、繁荣的中心任务。必须深刻认识到军备竞赛、穷兵黩武所带来的恶果。因为它不仅不会带来和平，更谈不上促进发展。
3.正确认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可以促进发展，发展可以带来和平。只有世界走向全面的和平轨道，人类才能积极而健康地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前进。邓小平曾强调指出，中国如果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不但社会不会向前发展，而且还是历史的倒退。应该指出，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不顾经济与社会发展，搞军备竞赛，搞全球或地区性霸权主义，严重威胁人类的和平，成为人类社会全面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迄今为止一个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二）和平是可以赢得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曾强调指出，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或者避免的。正是由于邓小平对当代战争发生与发展的科学预见，我们国家的战略决策才据此进行了重大调整。可以说，我党对于世界性战争能否推迟或避免的预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从毛泽东时代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目前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邓小平做出的关于世界大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迟或者避免的论断，有其严格科学依据。
1.人类和平力量的增长，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爆发的首要因素
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每增加一分，制止战争的力量就增加一分。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和平的力量更为强大。同时，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涉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自觉与不自觉地站在和平一边，使霸权主义有所收敛。随着时代的发展，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呼声将愈来愈高涨，有力地制约了战争的发生。
2.现代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是制约战争的重大因素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从而使战争的暴力能量达到极强程度。现代大规模战争的后果往往会使战争的本身价值消失。缺乏价值的战争的爆发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曾指出，超级大国在核力量上，哪一家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形成了世界性战争爆发的自我约束力量。
3.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削弱了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原因是战争爆发的根本诱因。二战以来，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特别是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使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加强，生产活动从过去国际分工变为世界性分工。然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与主导者依然是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势必首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大战爆发的根源依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此，各国的广泛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使大规模战争的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削弱。
（三）对新时期战争根源与形式的新认识
既然世界性的战争是可以推迟或避免的，因此，新时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世界并不太平，就我国而言，目前从大的方向来看，相对比较缓和，但是爆发国内动乱、武装冲突以及局部战争的诱因并没有彻底消除。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并时刻作好必要的准备。
1.深刻认清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战争根源问题是马列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的社会根源。新时期，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指出，“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上述论断是马列主义战争根源理论在当代条件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应该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全球性的霸权主义依据其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推行单边路线、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主权，使世界变得极不安宁；地区霸权主义往往在地区事务中指手划脚，或与全球霸权主义相勾结，造成局部动乱，是爆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的重要祸根。
2.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局部战争成为主要形式
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的判断是，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是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和平要通过斗争来赢得，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从各个角度反对霸权主义。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战争的危险就不存在，就会天下太平，要赢得和平，必须做好反对战争的诸方工作，否则战争仍有可能降临。
关于局部战争之所以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一是在世界性大战受到扼制的情况下，作为当代战争根源的霸权主义国家为推行其扩张政策的需要；谋求最大限度的政治、经济利益，不惜挑起战端；二是局部战争风险小、消耗低、效益高、可操作性强等特点，使它更容易被用于解决某些争端的重要方式；三是局部战争是高技术武器装备的试验场，一些国家特别是霸权主义国家往往运用局部战争来试验、改进其新式武器，为其在未来作战中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军事战略思想
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对和平与战争问题新的认识，立足我国的国情与军情，正确地把握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实行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明确提出我国仍然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积极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新时期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对我国军队和国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实行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基于对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判断，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由此，我军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实行战略性转变是时代的要求
由于世界形势出现了缓和的态势，世界性大战在短时间内难以打起来，并且向有可能避免的方向发展，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
这里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经济建设。既然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这一基本路线。同时，转变战略思想也是国防和军队建设自身发展的要求。在过去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军在体制、编制、结构、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方面都存在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相抵触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要求，提高军队的质量、增强战斗力，必须首先从战略指导思想上作出重大调整。
2.战略性转变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转变的基本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转变对于我军“三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转变包括：实行国防与军队建设立足点的转变，从过去立足大战的临战状态转移到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实行国防建设与国家建设关系的转变，国防与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实行军队建设目标的转变，军队和国防建设必须以现代化为中心；实行数量与质量关系问题的转变，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注重质量建设，全面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实行国防建设其他领域里的转变，更加注重常备军和后备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国防动员和国防教育等构成的国防总体力量的建设。
3.实现战略转变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发展方向
必须正确认识军队与国防建设和国家总体建设的关系问题，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作用就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证。战略性转变后，我军必须抓好自身建设与改革，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势必跃上一个新台阶，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争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塑造我国和平的形象。同时，军队和国防建设势必朝着更健康、更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作为指导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依据，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来确定，它不但是党和国家总的军事政策，也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基本依据。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仍然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他指出：“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的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1.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理论依据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的，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深刻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国防与军队建设必须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导，这也是我党我军所一贯遵循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从“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军建设与军事斗争都体现了积极防御思想的基本精神。实践证明，邓小平做出我国新时期仍然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不但符合客观实际和我们的一贯传统，同时也树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和不畏霸权的良好形象。
2.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我国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目前，我国对内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强现代化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我国一贯坚持不结盟，不参加任何性质的军事集团，不搞扩张，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遏制和抵御战争。这些基本方针政策决定我们必须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另外，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依据我们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根本利益，也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尽快发展起来。因此，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力量发展自己。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我们也仍然要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3.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