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6)
仿《道德经》五百言
天下皆知真之为真，斯假矣；皆知优之为优，斯劣矣。故真假难辨，义利相悖，贫富悬殊，善恶不分，上行下效，前后相随。是以昏官建政绩工程，行受贿之实，百姓困焉而不为动，欺上瞒下，粉饰太平，功成而官升。夫唯官升，是以不去。
五色令人目悦；五音令人三月不知肉味；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身价倍涨。是以昏官之治也，为腹亦为目，故五毒俱全。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无后台，及吾有后台，吾有何患？故贵以钱买通天，若可为高官。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贪官之治，虚其心，饿其腹，弱其志，瘦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其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天下之利皆归于己。
古之善为官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及民昏昏，我独昭昭，天下可垂拱而治。
吾言甚高调，甚难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无宗，事无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顺我者贵。是以贪官，披褐怀玉。
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庸官无常心，以上司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利。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权。庸官在天下，汲汲为一己谋福利，百姓皆侧目，庸官皆孩之。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民犹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官员吃肉，百姓喝汤，鱼水情深，本固邦宁。正言若反。
读史札记
一、人才最重要的一是发现，二是使用。
（原文）韩信：“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广武君就是这样一个人才，他曾劝说成安君断韩信粮草，但成安君不听，终为韩信击败。
（述评）人才最重要的一是发现，二是使用。如不善于使用，人才和庸才没有什么两样。
二、不是兵法误人，是人自误。
（原文）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史记？淮阴侯列传》）
（述评）结果呢？被韩信用奇计击败。这里，“十则围之，倍则战”的兵法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指挥官执行时不能因地制宜，辅之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这才是成安君失败的原因所在。
三、过于重情，反为其害。
（原文）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蒯通：“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史记？淮阴侯列传》）
（述评）重情义是一种美德，但也要看对象。汉王，奸人也，但韩信就是看不出来。而且他不明天下大势，不懂功高震主的道理，结果被刘邦杀害。
四、流行歌手的地位不可过高
（原文）烈侯（赵籍）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示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 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卣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才俭用，察度公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史记？赵世家》）
（述评）不提高真正的士的地位，而让几个流行歌手大红大紫，这显然不是治国安邦的正道。这个故事中，公仲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懂得人才的发现与使用，而且教会了我们怎么抵制上级不合理的决定或命令。
五、李广的气量不怎么样
《史记？李将军列传》称赞汉将军李广“《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可是从司马迁所记李广的事迹中，可以见出李将军的气量是不够宏大的。
（故事一）李广因出击匈奴不力，由将军被贬为庶人，回老家居住了几年。这期间，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间骑马外出饮酒。有一次，“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后来，当李广重新被朝廷起用，做了右北平太守之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这个故事中，霸陵尉可能有一点势利眼，但如果当时真有不得夜行的规定，那么霸陵尉就算得上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军人。在那个家喻户晓的列宁跟警卫的故事中，警卫不就受到表扬了吗？这里的霸陵尉却被杀了头，说明李广的肚量是很小的。
（故事二）李广征战了一辈子，都没有能够封侯，他心中不平，就向人请教。
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也？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朔燕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战场上杀降兵，是很不得人心的，而将军居然干得出来，尽管只有一次，尽管只有八百余人，但从中不难看出李广的心胸是有些偏狭的。
六、女人被杀太常见
（故事一）美人一笑的代价
当年，周幽王千金买褒姒一笑；春秋时，赵国平原君的美人却因一笑而丢了性命。
（原文）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到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 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为了求士，平原君宁杀自己的美人。贱士的名声虽然没了，但草菅女人的性命，就算得大丈夫吗？
（故事二）吴起杀妻
吴起者，“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娶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个故事说明，女人一条鲜活的生命还不如男人的名声重要，即使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妻子。
（故事三）吃女人
[其一]安史之乱中，唐将张巡、许远守卫睢阳城时，“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镣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 （《资治通鉴？唐纪》）
[其二]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徙无常，每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噉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资治通鉴？唐纪》）
从上述两个吃人的例子可以看出，女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处于被侵害的地位。
七、故宫前的淫威：集体罚跪
（原文）（明武宗正德）二年三月，瑾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大臣则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则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部曹则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伦……，词臣则……，言路则……，御史……等，皆海内号忠直者也。
其年夏，御道有匿名书诋瑾所行事，瑾矫旨诏百官跪奉天门下。瑾立门左诘责，日暮收五品以下官尽下狱。（《明史？宦官传一》）
（述评）因为一封匿名信触到宦官刘瑾的痛处，他竟将包括各部尚书在内的三百多名高级官员集中跪在奉天门前的烈日下，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兵部主事、顺天府推官等一批官员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后，五品以下的官员还被抓进了锦衣卫的牢房。这个刘瑾固然可恶，更可恶的是给了刘瑾如此淫威的皇帝和视人如草芥的专制制度。
八、推诿有术
（故事一）（明世宗时）俺答犯京，阶请释周尚文及戴伦、欧阳安等自救，报可。已，请帝还大内，召群臣计兵事，从之。中官陷寇归，以俺答求贡书进。帝以示严嵩及阶，召对便殿。嵩曰：“饥贼耳，不足患。”阶曰：“傅城而军，杀人若刈营，何谓饥贼？”帝然之，问求贡书安在。嵩出诸袖曰：“礼部事也。”帝复问阶。阶曰：“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许则彼厚要我。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明史？徐阶列传》）
身为内阁大学士的严嵩，瞧着俺答的求贡书，语多恫吓，知道此事不易解决，依他不是，不依他也不是，于是把这个球踢给礼部，表面上是各负其责，分工明确，实际上则是明哲保身，委过于人。
（故事二）甲午海战时，“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州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梁启超《李鸿章传》）
这就等于说：“我是广东人，我不是中国人，甲午海战是中国打了败仗不是我广东打败了。”这样的话让日本人听来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九、自欺欺人
（原文）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资治通鉴？唐纪》）
（述评）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在一个朝代快要灭亡的时候，还听不得真话，还要粉饰太平，还要自欺欺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阻挡不了他灭亡的步伐，最终在49岁的时候被宇文化及杀死在宫中，隋朝即告终结。
十、可怜英主身后事
（故事一）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史记？齐太公世家》）
（故事二）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史记？赵世家》）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个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因为晚年任用易牙、开方、竖刁等几个卑鄙小人，在立太子时听信谗言，结果是不得好死，十月死，十二月装棺、出殡，到了第二年八月才正式下葬；另一个是“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也是在立后问题上出现了失误，被叛将围困在宫中没有吃的，最后不得不和雀鸟争食，结果被围困了三个多月后，饿死在沙丘宫。还有大家熟知的清康熙皇帝，这位开启“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面对成年的二十位皇子（他共育有三十五位皇子，存活的只有二十位），也是权衡再三，在立储问题上犯了难，最终酿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清宫疑案。
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世英明的主子，却无法谋划自己的身后事呢？他们的智商不容怀疑，可怀疑的是这个“家天下”的专制制度，是众皇子对皇位的觊觎心理，是大臣们的政治投机对事件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千秋万代，一把龙椅周围，有多少刀光剑影，多少恩怨情仇，所谓“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就是这个道理。
有聊才读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无聊才读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句时髦用语。这话是不是古已有之，我不清楚，只知道鲁迅的诗中就有这么一句，全诗是这样的：
《赠邬其山》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是1931年鲁迅写给他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先生（即邬其山）的，从诗的内容看，所谓“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显然是一种揶揄之词，当不得真。可是现在竟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张流行开来，实在匪夷所思。是人们的误读，还是“后现代”的什么把戏？
先听听他们的解释。一种说法是，“无聊才读书”反映的是读书时的一种心境。因为现在是快餐文化的时代、休闲的时代，人们不可能拿出专门的时间，净手焚香，正襟危坐地读书了，只能是忙中偷闲，随情任性地翻翻。还有一些人认为，把书看作敲门砖，是对书籍的辱没；而把读书看作济世安邦的大业，他们又觉得有点过分。所以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围炉夜话的伴侣，辨难析疑的朋友，怡养性情的山水，寄托梦想的恋人，打发时光的消遣。
不管是哪种说法，看来都是对古人和时下有些人过于功利的阅读的一种反叛。
但我不敢苟同。
第一，所谓“无聊才读书”，尽管被提倡者升华到了一种审美的高度，其实不过是现代读书人的一点小浪漫，和古人“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境界是并无二致的。
第二，所谓“无聊才读书”，近乎是一种矫情。因为无聊时，可以逛街、看电视、听音乐，而选择读书可就是一件苦事了。街上美女、风景对眼睛的愉悦，音乐对耳朵的愉悦，岂不比书籍强十倍？
第三，所谓“无聊才读书”的心境固然不错，但我总感觉在这种状态下，大约是只能读读王朔、卫慧、棉棉、九丹的小说或某些小女人的散文或某些“你感冒时我咳嗽”之类的诗歌，最高也就是梁实秋、张爱玲了。
而只读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认为再怎么反叛，也仍然要提“有聊才读书”。原因亦有三：
第一，如果把世界上的书分成有聊的和无聊的两种，那么读书的方法也就有有聊和无聊两种。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写道：“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他认为：“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他这样提醒世人：“我们必须踮起足尖，把我们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予阅读才对。”
第二，我赞成在一种平和的心境下读书，在没有升学的压力、没有功名利禄的动机驱使下读书，但这并不说明读书可以没有目的、没有寄托、没有追求。读书的最大目的，就是去俗。林语堂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 他认为：“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宋人黄庭坚也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样日日读书，读好书，就能修成“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造化，这才是读书的真境界。
第三，比“去俗”的境界更高一层的，是读书能使人养成一点思想。美国作家爱默生指出，我们的很多青年读者往往把自己的大脑作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所以“我们有的是极爱读书的人而不是思想家。”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好读书的人都成为思想家，但通过读书而使自己得一点思想，当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长期以来，我一直困惑不解，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虽然读书万卷，却仍是那般浅薄、粗野、糊涂，甚至不如一个文盲更善良呢？为什么在文革时，许多知识分子斗起人来，比“劳动人民”更阴险狠毒？这除了他们读的坏书太多，吸收的书本的负面营养太多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些人从来没有从好书中养成自己的思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们却宁愿人云亦云，随风倒，把整个中国交给一个头脑去思考。
“无聊才读书”这种时尚会不会在新时期制造出更多的软骨症患者？我不知道，但有一个道理很浅显：不管是读书还是做事，有聊总比无聊的好吧。
原载《光明日报》2001年9月13日
阅读：时尚与经典
一提到阅读的时尚，不少人可能会皱眉。在很多人看来，时尚和经典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其实不然。借用英语语法来讲，时尚是正在进行式，经典是过去完成式。时尚中固然有媚俗的部分，但也有日后变成经典的东西；现在的经典，可能正是当年曾经被称为时尚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时尚就是时尚，在经过读者和时间的检验之后，大部分变成了易碎品；而很多经典作品，从来没有时尚过，但以其永恒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受到人们普遍而又长久的青睐。
比如，柳永和苏轼的词固然是经典，但在当时就很红火，是可以称为流行歌曲的。“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只是柳词有点像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词更像男高音，适合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这个例子说明时尚和经典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但也有不统一的。如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在当时是引起洛阳纸贵的鸿篇巨制，但后来却鲜有人提及了；而东晋陶渊明的诗因其“质木无文”在当时仅被定为中品，没有什么地位，它的受重视，是在数百年之后的宋朝，可是这一重视，就一直延伸到上千后的今天。
拿现在的例子来说，钱钟书的《围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时尚也是经典；而琼瑶、王朔、卫慧、九丹就永远是时尚而不可能变成经典（或许他们也无意于此）。
说到真正的阅读，本没有时尚与经典之分，我们读书的目的，只为了从中吸取营养，以强身健骨，愉悦身心，所以不管是时尚的书还是经典之作，都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个问题之被庄重地提出来，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出版业书业空前商业化，书籍的包装、炒作司空见惯，时尚阅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个时候，阅读的时尚可就不仅仅是一两本书的问题了。
首先，我认为时尚阅读不可免。有很多读者正是从时尚阅读开始，慢慢走向成熟的。我们现在回想汪国真、琼瑶、三毛，会觉得有些可笑，伸手再翻《学习的革命》、《谁动了你的奶酪》、《哈佛女孩刘亦婷》，会有一些上当的感觉，但没有比较，谁会知道真正的好书是什么样子的呢？再者说，一个人如果一点时尚都不接触，他是很容易和现实生活发生隔膜的。
其次，我认为经典阅读必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旋律。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精神食粮也是这样。时尚阅读就像吃麦当劳、肯德基，热量有了，但营养却谈不上；经典阅读就像吃正餐，程序上有点麻烦，但绝对有营养。现在电视上补钙的广告铺天盖地，有谁意识道，中国人的精神更需要补钙？试想，一个时刻跟着阅读时尚走，今天看《厚黑学》、明天看曾国藩、后天看《有了快感你就喊》的人，和一个爱读鲁迅、顾准的人会长成同样的骨骼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精力和时间的问题。苏轼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如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这里就有一个泛读和精读的关系。泛读要博，精读要深。时尚就是可泛读的部分，而经典就是要精读的部分。没有泛读，你的眼界会变得狭窄；没有精读，你对事物的认识难免浮浅。
作家汪曾祺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创作是如此，阅读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成熟的读者，应该奉行鲁迅的“拿来主义”，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倘自己没有眼光，那么读时尚也好，读经典也罢，都是死读书，读死书，最终真的将自己的大脑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变成了读书死。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3日
文字与生命
文字是知识分子手中的武器，就跟农民手中的锄头、工人手下的机床是一个道理。和很多武器一样，文字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善，亦可能为恶。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皇皇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字之功，可谓大矣。
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它是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它是垃圾，浪费人的生命；它是负担，戕害人的健康。
对很多人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升官发财的手段。如明嘉靖年间出了好几位“青词宰相”。这个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热心斋醮，搞斋醮这种仪式就需要写青词，它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用红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严纳、郭朴、袁纬等，都以青词写得好而被提拔重用。更有数不清的御用文人，以文字迎合上意，溜须拍马；或者插科打诨，逗君一笑。
但还有一种人，文字就是生命，是他的生存方式。王国维说：“一切文章中，余爱以血写成者。”德国哲学家尼采也表示过同样的意思。一代大儒梁启超活了五十六岁，写了三十二年，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平均每年四十三万字。数量倒在其次，关键是质量。他以一人抵万军，汪洋恣肆，笔下生风，扫荡尘埃，廓清宇宙，影响一代世风。鲁迅先生的杂文如匕首、投枪，一剑封喉，招招制敌，严于解剖，令人警醒，今日捧读，犹觉如黄钟大吕，声声激越。
较早提出文字——即使是健康的文字——也会给人带来副作用的，是蒙田。他说：“书籍是可爱的伴侣；但是如果它们的接触使我们丧失快乐与康健——我们最宝贵的财产，那就离开它们吧。”“书给人带来乐趣，但是啃得太多，最后便兴味索然，还要损害身体，而快乐和健康却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当代学者陈平原说：“不是为了学问而活着，而是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作学问。”这类清醒的认识是可贵的，但当文字化为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后，要改也难。
文字能为生命赢得尊严，却也可能以文罹祸，被砍脑袋。从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到“文革”十年，文字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实在这里，文字只是贾祸的借口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专制是独裁是对自由的恐惧和对生命、人权的漠视。
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文字不再那么神圣那么经天纬地，不再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魔力，像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他以文字而发财。这里我们不谈是非，只谈这种现象的意义，我认为倒是对传统文字观念的一大冲击（传统观念中也有“著书皆为稻梁谋”一说，只是声音太弱）。
在我看来，文字走下祭坛之后，它的终极意义并未丧失，它的济世安民的责任并未卸下，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说法并未过时，我们只是期待它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玩文字、制造文字垃圾乃至贩卖精神鸦片，那样的话，不同样是对生命的戕害吗？
古人有句话叫“敬惜字纸”，四个字，说得真精采，文字、生命都在其中了。
2004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