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辑学人访谈(1)
生生不息 其命维新
——访学者任继愈
任继愈，1916年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被评为教授。1964年，毛泽东倡议要研究世界宗教，任继愈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出任所长，直至1987年。1981年与北大合作创建国内第一个大学本科宗教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年起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老子新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中国哲学史》（4卷本教科书）、《中国佛教史》（8卷本）、《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宗教词典》、《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等。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和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的开创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1997年6月2日笔者专访了任继愈先生。
问：任先生，您在研治中国哲学史时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即认为秦汉到鸦片战争，二千年间中国贯穿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的高度集中与经济的极端分散。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在为解决这一对矛盾而尽力。那么您认为新时期中国哲学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什么？
答：这个新矛盾就是中国如何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矛盾。秦汉到鸦片战争二千年，中国哲学自成体系，其主要发展趋向是逐步建立、完善、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从理论上支持中央集权的思想体系，逐渐完善了一套儒教思想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格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一连串的重大的政治变革。这些政治变革都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目的或趋势，即破除小农经济的束缚，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及当前的主旋律。从林则徐开始，一直沿着这个总的方向前进。经济建设是这个方向，文化建设也应是这个方向。面向21世纪，这个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正在进行中。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代，首推汉唐。汉朝开通了丝绸之路。西方人知道东方有一个中国，是从汉朝开始的。唐朝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还开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去日本就走这条路。那时中国的海船在世界上领先，可以出口。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今天我们所称的“国乐”很少是汉族的，像琵琶、胡琴、箜篌都是外来的。汉唐时期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化，其共同特点，即“以我为主”，吸收外来的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以充实自己，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吸收当时有用的文化充实自己，汉唐就是这么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面临开放的形势，比古代汉唐丝绸之路所接触的面就更广了。可是鸦片战争以后，处在一个更大更广阔的开放世界，外来的商品和文化大量涌来。和汉唐不同的是列强欺侮我们，从外面进来的东西，不由我们去挑选。当年的鸦片，就是这么进来的。
我们今天提倡的现代化，要主动选择我们要的，摒除那些不要的。要当一个精明、合格的文化采购员。连真假都分不出来，怎么行？要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培养有眼光、有魄力的文化采购员，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像汉唐那样，需要什么拿什么。千万不可人家塞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
问：“文化采购员”？的确是个很形象的比喻。那么我们该拿什么标准来采购呢？
答：我想，必须根据我们的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历史、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所以秦汉以后，统一成为主流，公认为是正常现象，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的优良传统。一是爱国主义，包括反侵略的传统，各民族互相尊重、和睦共处的传统；二是宽容、博大；三是勤劳勇敢；四是独立自由；五是高度的抽象思维。符合这些条件的，我们都可以引进，择优引进；不符合的，就拒绝。这其中，爱国主义是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比如，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是我们的切入点。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而不同于欧洲，不是从它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来入手的。
问：您认为，要构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繁荣强大的国力，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二是积累充分的思想资料，包括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三要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而且您指出第三条更为重要，原因何在？
答：上面已经讲到，中华民族善于吸收、消融外来文化，从不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到了中国，不改变成中国的样子，就不能立足。中国文化有深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根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上，基督教到中国来过５次，但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协调，结果没站住脚跟。最后一次是靠大炮保护，打进来的。佛教能被中国人接受，正是因为它吸收了中国宗教“孝”和“忠”的传统，做了一些变化。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并取得伟大成绩，除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这个决定因素外，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因素。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精华与糟粕相纠结，如小农意识混进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有时冒充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招摇过市，封建等级、宗法制度、狭隘的地域观念，都和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中国哲学的新体系的建成，一方面有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出世才100多年，它本身还在发展成长当中。像这样极为艰巨的思想工程，远非短期可以急就，往往要经历几代人、上百年，不断努力，才能完成。
问：如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奋斗的目标。有人提出“仁爱”等口号，让人觉得太虚。您提出的文化发展的势差规律，较为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答：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不同的文化接触后，先进的一方必然影响落后的一方，落后的一方必然受先进的一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好像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故称之为“文化势差”（Cultural Potential difference）。中国文化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居世界领先地位。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封建文化才显得落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尚不够强大，双方没有正面发生冲突，还可以自我陶醉。一旦面对面地较量，鸦片战争后，屡战屡败，才不得不服输。当前中国面临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国策。但封建残余势力还相当顽固，从社会意识到生活方式，处处可见它的幽灵；中国本来就有资本主义影响，随着开放的潮流，国外的腐朽的病态的文化势必大量涌进。所以当前现实生活中，至少并存着三种文化体系：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有些好心人，看到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现象，很着急，有人提出要利用传统的封建文化来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从文化势差的道理来看，用封建传统文化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文化的侵蚀，更无法消灭封建文化自身糟粕的影响。唯一的出路是利用文化势差，用方兴未艾、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文化才可以战胜一切腐朽文化，为四化建设打好基础。
现在，我们的大方向已经有了，那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这个总指标，还要像工矿企业把生产指标、利润指标分解到每个车间、班组以至每个人一样，要把这个总指标分解、落实为各个门类指标，以期建成符合21世纪中国的发展，指导12亿人民走向现代化的思想体系。古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创建新文化，离不开旧文化。文化不能白手起家。我们要敢于、善于吸收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们经济建设要有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也要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共同的，如何结合各自的学科专业，是很艰巨的系统工程。今天，中华民族文化已经汇入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华民族必将为全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读史使人明智
—访学者王春瑜
王春瑜，1937年生于苏州，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长于明清史的研究，主编过《中国反贪史》、《康熙政风录》，著有《明清史散论》、《老牛堂随笔》等。
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喜欢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视剧吗？与史书相比，它们的优势和缺点分别在哪些方面？
答：我喜欢看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它们的优势，是形象生动，活灵活现，富有故事性。缺点在于，文学才华横溢的史学家写历史小说、电视剧的太少，而多数作家的历史素养不如人意，因此作品中每有违背历史真实处。
问：作为第一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评委，您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是怎样理解和把握的？
答：两者必须统一。简言之，就是可信、好看。我认为，看一部历史小说是否真实，主要的衡量标准，看它是否表现出所描写的时代的历史脉络及社会风貌。写小说离不开艺术虚构，但主要人物的主要事迹可以渲染，但不能随意捏造；次要人物的故事，必要时可以“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地塑造出一个人物来。但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必须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可能发生的。以熊召政的《张居正》为例。小说中写了权臣高拱向隆庆皇帝献春方，这在明代史籍中，虽有点蛛丝马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明代中叶后，社会风气败坏，从上到下，淫风大炽，权臣、政要向皇帝献春方者非止一个，严嵩更是以七十几岁的衰朽之躯，亲尝春药，然后再把“深刻体会”上疏告诉嘉靖皇帝，指导如何服用。因此，小说虚构高拱献春方，是符合历史真实性的。又如玉娘，历史上并无其人，《张居正》写她是张居正的红粉知己，最后在张居正墓前自尽，情节感人。联系到张居正也是性情中人，爱姬并非一个，玉娘的形象因而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无论是张居正、高拱还是玉娘，他们的活动，都不能游离于明中叶特定的历史氛围、典章制度，否则既失去历史真实，也失去艺术真实。例如，玉娘唱的小曲，只能是“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之类，如唱“茉莉花”，岂非成了笑话？
问：这些年，观众对越来越多的帝王小说、帝王戏颇有争论，叫好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些帝王都在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印记。所以对于他们不是能不能写而是怎么写。是歌功颂德还是揭示专制之祸，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您对帝王戏持何观点？
答：我认为，帝王是中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好有歹，有功有过，这是事实。有功，就应当歌功颂德，如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有过，如秦始皇的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就应当批判。该歌颂的不歌倾，是数典忘祖，历史虚无主义；该批判的不批判，是复古主义，以为古人一切皆好，甚至是别有用心，如“文革”中“四人帮”歌颂秦始皇，不过是为他们的文化专制张目，寻求历史依据而已。“五四”时期，一些人见孔子就喊打倒，见皇帝就要骂倒，当时不处于反对封建专制的文化启蒙时期，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看来，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幼稚病。我以为，帝王戏应当写，但目前已上演的，好的太少。如康熙皇帝，我认为他有资格称为“千古一帝”。他维护国家主权不遗余力，完成了中国的统一；针对明朝积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使国家得以安定、繁荣；反对“天才”论，厌恶给自己戴种种金光闪闪的政治高帽；反对修长城，认为无用，万众一心，才是真正的长城；精通几何、三角，是历代皇帝中唯一懂得高等数学的人。但他实行封建专制集权，搞文字狱，迫害政治异己、知识分子；晚年吏治败坏，贪官横行不法等。特别是他所处的时代，西方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中国却还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可以说他脱离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彼得大帝都到西方取过经）。如果有识之士重写康熙皇帝的历史小说或电视剧，将这些都充分艺术地再现，那才是真实的康熙皇帝。对他既歌颂了，也批判了。目前艺术创作的主要倾向，是对皇帝的盲目歌颂，因而违背了历史真实。是歌功颂德还是揭示专制之祸？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而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立足点，当然必须是对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
问：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扩展开来，就是一个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是实事求是还是根据现实需要而随意剪裁历史。您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如何理解的？
答：根据现实需求而随意剪裁历史，是对历史的糟蹋。“文革”中，“四人帮”阴谋史学的基本特点，就是根据“四人帮”的政治需要，随意剪裁历史，虚构儒法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给吕后、武则天戴上法家桂冠，为野心家江青张目。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指历史所以万古常新，是因为不同时期的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便会不同；这既是史学家的学养不同造成的，更往往是现实政治影响史家的结果。先师陈守实教授（1893-1974）发挥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的论点，概括成“史论即政论”，是很精辟的。在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里，虽然写的是历史，但往往是其现实的政治观点的阐发。其前提是经过对大量史实研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实事求是的结果，与“随意剪裁历史”，具有本质差别。
问：撇开戏说不谈，现在很多观众是把历史正剧等同于历史的，有些家长甚至为了让孩子学好历史课而鼓励孩子多看电视剧（有些文科大学生也只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历史），这种做法值得提倡吗？如果请您把多年研治明清史的最大心得告诉年轻人，您会如何告诫他们？
答：这是青少年的悲哀，也是历史科学的悲哀。这种做法不应提倡。我想告诫年青人：了解历史，应当从了解明清史开始。西方一些史学家认为，明朝已经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同一时期，西方已完成工业革命，走上近代化，而我国仍跋涉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漫漫长途，为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埋下了祸根。在了解明清历史（哪怕是基本常识也好）的基础上，再瞻前顾后，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也就能把握了。千万别上充斥荧屏的戏说历史作品的当，那是玩闹，不是历史。
问：在正史、野史、古代文学作品、现代历史剧中，哪些途径是人们走近历史、触摸历史本质的最佳途径？
王春瑜：野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野史不像官修正史那样一本正经（而且多半假正经，粉饰太多），因而记载的历史真相比较可靠，而且较有可读性。读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对封建社会里的官逼民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腐败、没落及世俗民情，就会留下深刻印象。
问：您对目前国人的历史意识作何评价？
答：近年我曾写过《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等文章，指出国人历史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堕力。对皇帝仰视，诚惶诚恐，把希望寄托在好皇帝身上，是皇帝意识与草民意识一体化的怪胎，是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及法制意识背道而驰的。国人不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就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强国。
问： 您考大学时原想学新闻后来却被命运安排学了历史。如果让您重新选择一次，您选择哪一门？
答：历史。读史让人明智，从过去看现在、未来，历历分明；读史必须常年坐冷板凳，“步步为营”，不尚空谈，这对治学、做人，都受益无穷。
守望精神的田园
——访学者叶朗
叶朗， 1938年生，浙江人。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艺术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胸中之竹》、《欲罢不能》，是《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的总主编，长期关注人文学科的建设与人文精神的培养和弘扬等问题。
问：人们习惯说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美的观念也开始多元化起来。走在大街上，看五颜六色的服装、千奇百怪的发型，还有什么“人体彩绘”、“行为艺术”，会觉得“美”也成了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握美的本质？作为一个美学家，如何有意识地去影响人们的审美观？
答：美具有相对性，美的观念、美的趣味受时代、民族、阶级、文化教益等等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劳动人民觉得脸红红的是美的，但上层贵族觉得惨白的脸是美的。鲁迅先生也说，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美不是纯客观的东西，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美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审美主体和审美活动。郑板桥讲眼中之竹、胸中之竹，美就是胸中之竹。按照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美在意象，是情与景的统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内有一场美学大讨论，讨论“美是什么”的问题，有几派不同的看法，其中朱光潜先生的看法就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美学的这个观点。
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不等于说美就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审美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它有健康与不健康、有高雅和低俗之分。现在有的人鼓吹一种畸趣，比如某些所谓“行为艺术”（吃死孩子的肉，剖开牛的肚子然后人钻进去等等）就是畸趣。
我们的美育，应该培养青少年健康、高尚的审美趣味，要注重它的人文内涵。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它的内涵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是什么”，人文科学要回答“应该是什么”。这里就有一个价值、理想、目标和追求的问题。人文教育就是要激发和推进青少年去追求一种完美的人生，去追求一种更高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
问：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兴起过“美学热”；可是现在有不少人只关注钱，对他们来说，真善美几乎成为一种奢侈的东西，这难道是市场经济的必要代价吗？
答：在我看来，人生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俗务，例如每个家庭都有柴米油盐，在单位里也有迎来送往；第二个层面是事业，这是人生的一个核心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审美的层面或叫诗意的层面。前两个层面是功利的，后一个层面是非功利、超功利的。这三个层面应该有个适当的比例。人不能没有第三个层面，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人在吃饭穿衣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的需求，人总是想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这就是审美的层面。黑格尔说，审美具有一种令人解放的功能，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道理。
我举个例子：有个美国老板是个工作狂，他的太太建议他到世界各国去转一圈，放松一下神经。一个月以后他回来了，太太问他有何收获，他说：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就是使他更加感觉到办公室的可爱。这个例子说明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太大了。世界无限的宽阔，但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办公室这么大。这就是“画地为牢”。这样的人生就很难说是理想的人生。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审美活动虽然是超功利的，但并不是没有“用”。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经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在城市里搞园林没什么用，柳宗元驳斥了这种看法。他指出，山水园林可以培育人的宽阔的平和的心胸，而这对于一个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心烦意乱，那么他绝对做不了大的学问，也绝对成就不了大的事业。所以古代许多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年轻时都要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称为“壮游”。“壮游”不仅为了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拓宽人的胸襟。王夫之说，一个人如果整天只想到柴米油盐、当官发财，就会“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视如盲，虽觉如梦，虽行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所以他重视“诗教”，认为能“振其暮气，荡涤其浊心”，使人上升到豪杰甚至圣贤的境界。在古人看来，审美教育对一个人成就大事业是很重要的。
现在有些学生很用功，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格局太小，追求的目标太小，这是很可惜的。而美育能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一种更高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个精神境界的高低在三个层面里都有体现。审美的层面就不用说了，俗务和事业这两个层面中也可以体现出人生境界的高低。冯友兰先生说过，同样的世界，但每个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一样。为什么？就是人的精神境界不同。
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它还有文化、价值、审美的层面。比如，据说当年决定在泰山上建索道，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就坚决反对，因为索道会严重破坏泰山的审美价值和审美风貌。这就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而是美学的问题、文化的问题。
问：您认为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何在？人文教育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答：新中国成立后，过去那套旧的封建的价值道德体系被打碎了，到“文革”期间更是推到了极端。粉碎“四人帮”，那些极“左”的东西被大家抛弃，但是新的价值体系仍没有建立起来，重建新的价值体系的任务至今还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的人文教育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很重视人文教育，他们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人应该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比如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二.美育、艺术教育要注重它的人文内涵。不要把它变成纯技术甚至纯功利的东西。比如有的家长为了孩子将来升学加分，逼迫孩子练琴，弄得孩子很苦，也很反感。审美本来是自由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反审美的了。
三.大众传媒要注重人文导向。过去只讲政治导向，不重视人文导向、价值导向。比如有些电视节目，从政治上说没什么问题，但趣味、格调低下，对青少年的精神发育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现在有的媒体说青少年追星，是他们喜欢这个，真是这样吗？还不是媒体鼓吹的？你在那儿天天搞什么排行榜，拼命吹捧什么天皇巨星，青少年能不受影响吗？有些“星”艺术很糟糕，人品也很糟糕，有的媒体还在那儿吹捧。有个房地产广告：“让人懒惰的本性得到彻底地解放”，这是什么导向？还有的广告拼命鼓吹什么“帝王享受”、“贵族享受”，这都是人文导向。所以我认为大众传媒在坚持正确政治导向的前提下，还要注重人文导向，注重趣味格调。大众传媒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伦理责任的自觉，就是说，你做的节目是要影响青少年的心灵的，如果把青少年引到错误的道路上，你是有责任的。不能因为利益驱动，为了收视率就丧失了良心。
问：您说：“数字化生存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状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大课题。”请问这种不平衡是怎样发生的？
答：数字化和高科技对人的影响有两面性，数字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的精神生活就一定越来越丰富，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比如打电话，它可以拉近人的距离；但它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因而也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代社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直接性越来越少。比如照相机，这东西很好，但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旅游点，就是照相，照完后走了。这样，游客来到任何地方看到的都是这个相机的镜头，根本没有去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说：“一个人到海边渡假，如果还带着移动电话、电脑，那他就听不到海涛的声音了。有人说，以后靠一台电脑就能在网上购物、上学、办公。这样，一切都变成虚拟的了。人和人之间可以不要任何直接的交往了。”奈斯比特说，现在美国的家庭是同在屋檐下，各自过生活，这样的世界是很可怕的。所以说，高科技的发展也会带来负面的东西。在数字化和高科技的条件下，特别要强调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否则就会变成像马尔库塞说的“单面人”。
问：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美育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可是我们注意到生活中有不少学生弹钢琴、学画画，接受了很多美学教育，可是照样说脏话打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答：弹钢琴、学画画并不一定就是美育。美学是人文学科，美育、艺术教育一定要注意它的人文内涵，也就是要使人感受人生的美，使人体会到美好事物对人生的意义，培养人的珍惜美好事物的情操，激励人们去追求自身的高尚，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这是美育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单纯地学技术，那就不是美育。
我们这个社会，实用的、功利的、技术的占了统治的、压倒一切的地位，而人的精神的要求被挤压、被忽略、被驱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以后，消费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在这时候，人们的精神需求、审美需求就会大大增加。有人说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不管这个过程有多长，我们都要呼吁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加强人文教育。
问：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说在我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您认为美育具备这种功能吗？
答： 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说，从两个方面看：如果说发展教育（包括美育）能使宗教消亡，这是不科学的；但这个命题深刻的地方在于，审美与宗教在满足人追求永恒和无限的需求这方面，它们有相似的地方。审美是用自己的方式满足人的这种精神需求。它能使人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古人说“饮之太和”，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这就是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存在和有限意义），这也就是黑格尔说的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