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2)
欺人与欺天
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所以容易出现言不由衷或者身不由己的情况，这是客观因素；从主观来说，有的人天生善变，有的人特立独行，有的人似忠实奸，有的人似廉实贪，有的人似洁实污，有的人似污实洁，所以，有时很难用简单的是或非、对或错来评价一个人。
古人知道评价人之难，于是发明了一个词，叫“盖棺论定”，意思是一个人只有到死后才能有定论。这适用于很多善于伪装的人，比如王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王莽篡汉之前，穿粗布衣服，吃低劣饮食，车子破旧，马匹愚钝，没有第二个妻妾，在家中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对人温和善良，礼贤下士。可是毒死平帝，建立所谓“新朝”之后，不仅滥杀无辜，连亲儿子都杀，还天天与方士在后宫研究房中术，纵情淫乐，以至于他的妻子把眼睛都哭瞎了。还有杨广，做太子时，知道父亲要到自己的府上，赶紧把有姿色的女人藏到别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一些老丑的妇人侍候在左右，把屏帐改用缣素，家中的乐器上落满了尘埃，也不去拂拭，只为了给父亲留下不好声色的印象。可是一旦当了皇上，他却比谁都荒淫。不过，这类人再善于伪装，最终都能现出真面目，可以说不用盖棺，就已经论定了。
还有一类人，在其生前，毁誉随之；盖棺之后，依然难于论定。比如，像北宋名相王安石，像清代大诗人袁枚，几百年之后，围绕他们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王安石生前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苏洵曾写《辨奸论》讽刺他，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他有多不近人情呢？有一次，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向外人抱怨说自己都不知道相公爱吃什么菜。朋友说：不对呀，王安石特别爱吃鹿肉丝。因为当天中午，他亲眼看到王安石把一盘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吴氏就问：“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说：“就在相公眼前。”吴氏说：“那么明天你们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把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面前。结果，王安石只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次，他参加仁宗举办的一次宫庭盛宴，则是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当众人钓鱼回来的时候，他起身告辞，说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当然，更多的人反对他，是因为他的变法劳民伤财。我个人较赞成苏轼的观点，即认为王安石变法存在用人不当、过于峻急、摊子过大等缺点，但也有不少利国利民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之目的。从人品来说，王安石自然是君子而非小人，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身陷囹囿的时候，赋闲金陵的安石上书皇帝，为苏轼鸣不平，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单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对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当时的很多恩怨只是党争、意气之争而已，与真理已经相去甚远了。
袁枚这个人更有棱角。他的诗要独抒性灵，人自然也不同凡俗。他的好朋友赵翼评价他“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说得很贴切。他24岁中进士，做了3年翰林、7年县令后就辞官到南京的随园做起了隐士。一生娶了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妓女买来赠送朋友。晚年利用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还有同性恋倾向，与戏子许云亭、青年诗人刘霞裳有同志之嫌。后世的章学诚骂他：“人首畜鸣，人可戮而书可焚也”，简直就是人面兽心、道德败坏的象征了。而了解袁枚的沈省堂却说他“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为什么呢？“子性傥荡，口无择言，人道是风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内行甚敦，与外传闻者不符，岂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报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后，终身平善，岂非不能欺天乎？”这段话是说袁枚虽然生性风流，却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正因为他积德行善，所以才在63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袁枚有多女，43岁生过一子，不幸夭折），这就是袁枚“但能欺人，不能欺天”的明证。在我看来，这种推理是有些问题的。如果袁枚没生出儿子来，难道就得说他既欺人，又欺天了吗？袁枚的不欺天，其实留存在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抚恤中，留存在他的诗集、诗话中，也留存在他对后学的奖掖、提携中。听听他的断言：“伪名儒不如真名妓”，读读他的诗：“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就该知道袁枚的思想境界，绝非一般登徒子所能比。
识人难。外人多被假相所迷，只有局内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黎民百姓只知柳如是是名妓，读书人却知道她比钱谦益更有骨气；一般人只知袁枚风流快活，局内人却知道他 “但能欺人，不能欺天”，这和西方人所说“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于一世，但不能欺骗所有人于一世”，正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个人觉得本色示人最好，像陶渊明，生前不浪费别人的唾沫星子，死后在墓中也能优游度岁，既不欺人，也不欺天，更不自欺，皆大欢喜。可惜眼下，这依然只是个理想而已。
谋略催人老
中国人有句俗语：“少不看三国，老不读西厢。”为什么“少不看三国”？因为里面有很多谋略和奸诈，会损害儿童的灵性和纯真。
在这里，古人把谋略和智慧分得很清，实在高明。但是这些年来，只求利益不求真理的谋略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一拍即合，这才有了谋略重新粉饰登场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运作”一词在今天颇有市场的原因所在。
我无意于贬低谋略。在我看来，谋略是个中性词。它最早应该是战争的规则，即兵家的谋略，后来或许人们觉得人生如战场，就把它引入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如同今天人们习惯于把市场经济的原则引入市场社会的所有领域一样。那么人生在世，该不该讲究谋略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应该时时处处都讲谋略，就跟我们要经济市场化而不要社会市场化是一个道理。
但主流价值观并非如此。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很多炒古的书，标榜的是智慧，其实宣扬的大多是谋略。有人甚至把慈禧、袁世凯、汪精卫、林彪等奉为成功的典范。这些人忘记了当谋略成为人生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利字当头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是跛行的，最终是要摔倒的。本文所谓“谋略催人老”，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按传统观念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的话，谋略也可以相应分为阳谋和阴谋。通常所说的谋略专指阳谋，是不把阴谋包括在内的，但我们不妨看看玩阴谋者的下场，就可以知道阴谋这东西也是一把双刃剑。唐朝的李林甫谄媚于上，使玄宗失去对宰相张九龄的信任，而以自己代之，贬张九龄为荆州刺史。这位奸相在位十九年，口蜜腹剑，为所欲为，应该很得意了吧？其实不然。史书上说他“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自以结怨于人，常忧刺客窃发，重局复壁，络板瓮石，一夕屡徙，虽家人不之知。”这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为什么小人常戚戚？因为他们的心理世界太阴暗了。
除了小人，还有一种人的谋略得提一下，那就是像苏秦、张仪之类纵横家的谋略。和小人不同，他们的谋略主观上不害人，但客观上却可能是保全了这个国家的人，却使得别国百姓遭殃，他们的谋略不问是非对错，不管正义公理何在，只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求自己能够封官进爵。这么做的结果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荣华富贵，却同时得到了他们始料不及的嫉恨和仇杀，苏秦就是在齐国被与他争宠的大夫杀死的。
小人的阴谋和纵横家的谋略既然为大多数正人君子所不齿，那么宣扬谋略，就得从正路子上找。曾国藩就是近年来被抬上神坛的一位谋略大家。
作为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名震中外的圣相，学术界的领袖，帝王师，曾国藩的确占尽了功名利禄，享足了荣华富贵，而且得以寿终正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都是成功的典范。士人君子尤其佩服他修身养性的功夫，佩服他韬光养晦、屈伸自如的功夫。他的人生谋略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耐”字、一个“抑”字而已。他在给黄廷瓒传授升官秘诀时指出，要想做大官，必须耐得住四种考验：不被上级器重时，要忍耐冷遇；生活上出现钱粮困难时，要忍耐清苦；公务繁杂时，要忍耐烦劳；仕途不顺时，要忍耐闲置。而他在家书中宣扬最多的则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的人生哲学，说白了，就是一套明哲保身的辩证法，一套得实惠装谦抑的人生谋略。那么，他修炼的结果如何呢？“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看来谋略没能使他摆脱烦恼。而他只活了六十一岁，这在当时也算不得高寿。
一个如此成功的人，一个谋略如此到家的人，依然烦恼着，不得长寿，只有一个说明，就是谋略催人老哇。为什么？因为谋略与智慧不同。智慧是教育人的，谋略是算计人的；智慧是令人愉悦的思想，谋略是用于操作的手段；智慧追求的是真理，而谋略追求的是利益。
正因为中国人多的是谋略而不是智慧，所以人们常见窝里斗的现象；常见个个是条龙聚在一起却是一条虫的现象；常见谋略装在华人的脑子里，金钱却装在日本人的腰包里的现象；常见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调皮捣蛋的现象；常见……谋略本来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是为什么到头来却丢失了那么多利益？看似矛盾，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人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人人就会成为别人的拌脚石，所以人人就要算计别人，同时也被别人算计，结果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打个比方，现在在国外，私家车膨胀过快，人们就懂得了把车停放在地铁站附近，改乘地铁上下班，这叫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在咱们这儿，则和西方国家当年一样，都想开着私家车上下班快捷方便，结果是大家一块儿堵心一块儿抱怨。再比如，西方人不必琢磨这样那样的人际关系，你只要把工作干好了，拿到薪水，吃喝玩乐随你，少多少烦心事；在咱们这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就琢磨去吧。
还有更为根本的一条，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你可以在同僚之间玩这样那样的谋略，但你的命运常常不决定于同僚而决定于那个专制头子——皇帝的喜怒哀乐。所以你纵有再高的计谋，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等，却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要明白这个道理，靠的是智慧而不是谋略。遗憾的是更多的人还在算计着，运作着，为了那些世俗的目标而把一个个谋略玩弄于股掌之中。只不知最后是人玩谋略还是谋略玩人？
原载《啄木鸟》2004年第8期
排队割阴茎的另一面
徐强先生的《排队割阴茎》（《杂文月刊》2002年第1期）和沈敏特先生的《排队割阴茎的续说》（《杂文月刊》2002年第8期），皆属奇文，各有妙处，但我觉得沈先生对这一主题的深化——由对肉体的阉割引申到对思想创造权的阉割，尤其令人警醒。我这里没有什么要深化的，只是对徐文的观点有一些补充而已，是耶非耶，请徐强先生教正。
一、排队割阴茎绝不是特自觉自愿特好玩之事，在这一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被统治阶级屈辱冤苦的血泪。
沈敏特先生说这题目有点儿不雅，其实问题不在于雅不雅，而在于徐文写得太过轻巧。徐文分析了排队割阴茎的原因是生活所迫和对金钱权力的向往，指出太监这个怪胎是皇权统治的产物（准确地说，应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因为早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就出现了宦官，《管子》中提到的竖刁是春秋时人），写了很多割阴茎之后仕途亨通财源滚滚的例子，写了历朝历代的宦官之害，对这种历史现象给予了有力的抨击和批判；但他缺乏对自宫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具体分析，缺乏对这个主体的同情和理解，以至于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误印象：排队割阴茎是一个特自觉自愿的事情，是很多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实不然。是谁在排队？是孩子的家长。表面看是主动选择，其实是被动的，就像钱钟书先生说《围城》中的方鸿渐是“被动的主角”，那些被家长拖着拽着去割阴茎的孩子也是这样。有多少人是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被割掉阴茎的；而他们的父母何以狠心到这种地步？——生活所迫呀。他们不是连自己的阴茎都不爱惜，是想爱惜而不得，这是绝大多数被阉者与少数地痞无赖如竖刁、魏忠贤者选择自宫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忽视这种区别，就会大大妨碍人们对排队割阴茎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真实认识。
阉割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写了，它给被阉人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略窥一斑。九岁时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净身”的前清太监马德清回忆说：“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一类的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里，把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去，一根根神经都通着心，疼得心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母亲是个妇道人家，在家没有说话的份儿，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就在我能爬起来，拖着两条腿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她就两眼一闭，永远地离开我了。”（引自吴国璋《被阉割的文明——中国太监文化论》）
由父亲亲手给儿子净身，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不是万不得已，谁会出此下策？有道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但在未反前的社会现实则是“官逼民阉，不得不阉”。
实际上，由父亲为儿子净身纯属业余，更多的是由专业人士——刀子匠来完成的。《被阉割的文明》一书中，介绍在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就居住着一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他们的职业就是制造太监，阉割一人大约需要五六两银子，他们负责将阉者治愈并介绍入宫。
徐文一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要是有谁说，喂，给你一万贯钱，把阴茎割掉吧，这笔买卖注定做不成。”这是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的事情。在当年排队割阴茎的时代，不给钱倒找人家刀子匠五六两银子也要做成这笔买卖，其中的无奈是富裕人家难以体谅的。史学家孔祥吉在《略谈清代的阉割》一文中，介绍说这种被阉割的男童大多来自京师附近的农家，尤以直隶河间、大城、南皮、东元为最多。聂作平《历史的B面》一书中有一章《凝视怪胎：阴影里的中国宦官》分析得较为客观：“归根到底，真正为了金钱和地位而让孩子阉割的父母虽不能说没有，但绝对是少之又少，因此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贫穷。所以历代宦官虽然多如牛毛，但十有八九都是来自那些穷苦无告的家庭。”
其实，类似的例子多得是，只是阉人在性质上较为极端而已。解放前，有多少家长为了一袋子大米就把女儿卖给了陌生人；有多少百姓为了活路把刚生下的婴儿扔到大户人家门前。更接近的例子是：今天在各大城市，有多少女人在排队做“鸡”！宦官是以性器官的被阉割来谋取富贵、猎取功名，妓女则是以性器官的被使用来赚钱。除了社会观念纵容了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贫穷。有人说：贫穷是一切罪恶之源。确是真理。
二、阉人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中的极少数后来变成施虐者，但不能以此作为指责这个群体的依据，也不能因日后太监弄权误国的事实而取代对他们早期被割阴茎的同情。
徐文中谈到一些人在割阴茎之后仕途亨通财源滚滚，也谈到不少宦官弄权误国的例子，这在庞大的宦官群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更多的阉人是在宫廷中小心翼翼地服侍主子一辈子，之后默默地死去；还有一些在晚年之后就被赶出宫门。所以说宦官这个群体，固然有可恨、可恶、可笑的一面，但也有可怜、可悲、可叹的另一面。
鲁迅先生当年说：妓女是社会堕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同理，宦官也是朝廷腐败的结果而非原因。真正可诅咒的是把人变成非人的专制制度和举天下之人财物以奉己身的独夫民贼。
三、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应该给民主制度磕三个响头，因为今天不用割掉阴茎而又能够不太艰难地混口饭吃，说得也轻巧了。不用排队割阴茎是真的，但仍有1972年7月5日，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聂桥村村民邢树贞因被村干部指认涉嫌本村的一起纵火案而惨遭“宫刑”的例子（《华夏时报》2002年8月10日）；对今天幸福生活的感谢，我们不需要用磕头来表达，因为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而且幸福生活中，有我们百姓自己的汗水；最不能乐观的是，今天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百姓并不在少数，沈敏特先生文章中提到的情况也并未绝迹。
以上种种丑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人权的漠视，把人视为非人。只要这种思想的土壤还在，那么类似的悲剧就会上演。对待中国历史，少一些超脱，多一些同情的理解，我们可能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言官如狗
这个题目不是骂人，而是一个比方，是一个只有深谙官场内幕的人才可以体会其精辟的比方。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军机处行走瞿鸿禨为扳倒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唆使御史赵启霖和他的学生吴毓鼎多次上章弹劾，终因慈禧回护未能成功。在瞿鸿禨眼里，言官是武器是工具；反过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回击瞿鸿禨时，袁世凯说一定要找一条好狗来咬瞿鸿禨，他们物色的这条狗恰恰就是有清廉正直名声的瞿鸿禨的学生吴毓鼎。
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宫闱到朝廷到内阁到地方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中，都不难看到言官们活跃的身影。通常意义上的言官主要是指台官和谏官。台官监视百官，谏官监督皇帝，但在有些朝代往往是合流的。以明朝为例，都察院御史是台官，分属13道，共100多人，六科给事中是谏官，共50多人，合称科道言官，在朝都以“言事”为己任。他们的言事可以确有其事，也可以“风闻奏事”，不必负任何责任。从这支队伍中，曾走出过像范仲淹、海瑞、刘墉一代名臣，他们做言官期间，不党不私不卖，为国家谋划，为百姓分忧；但也有不少言官整天为皇帝立不立太子、到不到皇后房里睡觉之类的事奏来奏去，弄不好还要挨板子，但他们却在“兹事体大”之类的庄严感中抒发着自己的忠诚；更有一大批言官，在朋党之争中各为其主，相互撕咬，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善恶，把以文字杀人的才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这就是袁世凯把有些言官称为狗的原因所在。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大都具有相当灵敏的政治嗅觉。改革家张居正刚死，就有一些言官从神宗那里捕捉到皇帝对这位威权震主的首辅兼帝师压抑已久的愤懑，纷纷上疏弹劾张居正，其中最卖力的是御史江东之、李植、羊可立，他们“鼓己如簧之舌，而刺刺不休……岂欲将万历十年以前，凡居正共事之臣皆谓之党，尽行罢斥而后已乎！”（当时的刑科给事中刘尚志语）结果他们深获皇上之心，得以提拔重用，大红大紫了三年。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忠于主子，只要主子给他几根骨头，唆使他咬谁就咬谁，只为其主，不为真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宋朝和明朝的朋党之争，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相互倾轧。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做了这样的评述：“有一吠影者倡之于前，即有犬声者和之于后”，“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惟一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势益汹汹。”所以这些言官不管王安石的新法是否有利于社稷民生，也不管皇帝是否支持新法，他们就是要反对一切变革，维护祖宗旧制，只要新法一出台，他们就全盘否定，狂吠不已。还有明朝内阁严嵩与夏言、徐阶与高拱、高拱与张居正的争斗中，双方的言官各逞其智，互相撕咬，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和真理。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有时会瞎了狗眼，认不清真主子，谁给骨头就认谁做主子。作为朝廷监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言官们担负着反贪的重任，但在贿赂公行的专制时代，要摆脱腐化的命运，比登天还难。“近日言官卖折之风甚夥。……大抵皆以贿陈奏者也。……明朝言官多争意气，今朝言官多因贿赂，可耻之甚！”（文廷式：《芸阁偶记》）。也就是说，清朝的很多言官已经开始卖起奏折来了，不管是弹劾谁，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帮忙。
说言官如狗，是因为他们有时会为了个名呀利的而发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说：“有些文官熟读诗书，深知百世流芳之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题目，宁可在御前犯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这样的做法，说明了忠臣烈士的名誉，确乎是一种高贵的商品。否则，何以有许多人愿意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进士出身，继之以血肉甚至生命去追求？”一开始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黄先生的逻辑推理是不以为然的。但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乖谬的不是黄先生的推理，而是那个提倡愚忠的封建社会。
言官如狗，这是一个残酷的比方，比骂人更令人难受。西哲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言官所从事的只是意气之争，是党派之争，就在这汹汹的撕咬声中，他们的头发花白了，他们的精力衰减了，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专制帝国也终于内耗完了。但不知言官们的传人还有多少？
原载《杂文报》2003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