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辑
宋朝的守内虚外
南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中抨击当时的防务说：
夫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而上下交以为至难，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者耶！虽孙氏、东晋南北之常势，固不暇讲，况敢望其如汉唐之守边屯兵乎！况敢望如艺祖之世，郭进、李汉超之勋伐乎！
他使用的“守内虚外”和“斥地与敌”两说，引起了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宋太宗在位后期的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曾对近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这是他当了十七年皇帝之后的经验谈。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四夷当置之度外”。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的确，如前所述，他也看准了辽朝的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而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内患”，是所谓“奸邪无状”。他没有说明“内患”和“奸邪”是什么，从史实上看，应是包括了赵匡胤的两个儿子和宋太宗之弟赵廷美，凡是可能祸及其统治者，都是奸邪。其中当然也包括猜忌武将。
宋太祖由于黄袍加身的经历，当然也猜忌武将，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现代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作战，是可以“将从中御”的，但仍必须发挥战役指挥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古代战争中，通信迟缓，而军情瞬息万变，“将从中御”，犯兵家之忌。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也并未使宋太宗改弦易辙。王安石后来曾感慨说：“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 宋太宗所以“将从中御”，其实无非是把将帅当作自己皇位的假想敌，正是守内虚外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宋太宗是欲对辽求和而不可得，宋真宗终于迎来了屈辱的和平。他说：“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说，“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先帝（宋太宗）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武夫悍卒”“凶於国而害於家，此不可不察也”。宋真宗“深然之”。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宋高宗在登基之初，其立国规模，就是接受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准备割让黄河以北的土地，而对金乞和。他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猜忌武将的防内需要等多种考虑，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杀害和迫害抗战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就将“守内虚外”的传统，发展到了“斥地与敌”，以求偏安东南的地步。正如一位文士指责他“偷安独乐”，“结胡虏之好，罢天下之兵，诛大将而挫忠臣之锐，窜元戎而销壮士之心”，“自旷古来，未有受辱如朝廷也！未有忍辱如陛下也”！ 如此作为，在中华古史上也仅有此例。
宋高宗为了降金乞和，编造各种口实，譬如说是为了尽自己所谓孝悌之道。待到母亲韦氏被放回，而难兄宋钦宗仍被金人扣押，分明悌道大亏。当时他所忧心的大将罢兵权问题亦已解决。有人建议对金出兵，救其难兄。宋高宗已经说不出任何其他理由，只能搬出祖宗家法，他说：“真宗皇帝澶渊之盟，敌人不犯边塞。今者和议，人多异论，朕不晓所谓，止是不恤国事耳！”在他看来，只有向杀父之仇称臣，忍辱苟安，才算是继承“真宗皇帝”家法，而“恤国事”。
宋高宗后来当太上皇，八十寿诞时，对宋孝宗怒气冲冲地说：“杨万里殿策内比朕作晋元帝，甚道理！”其实，将他比作晋元帝，倒是抬举了他。晋元帝虽然只能自守半壁江山，却并未斥地与敌，向杀父之仇纳贡称臣。
宋朝多元化士风的主流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所谓“士”，后世往往称文士、士人或士大夫。士人、士大夫等词沿用到宋代，其词义并无大的变化，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可以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宋人或可用“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两词，用以区别有无官位。
中国古代儒家是十分强调道德和气节问题的。但既然是阶级社会，各种各样的私利必然影响和驱动士人们的立身行事。朱熹说：“聖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历朝历代的士人尽管号称受“圣人之教”，然而在事实上，只有少量士人是可以完全履践“圣人之教”，多数士人决不可能履践或完全履践“圣人之教”。故研讨一个时代的所谓士风，就决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人们强调宋儒风采，列举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等一大批有志节之士人，是不难的。他们代表了忧国爱民、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优秀的政治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士人中，毕竟居于少数派的地位。翻开史料，宋人哀叹士风的言论不少。宋太宗时，孙何就提出“士风偷薄”的问题。宋哲宗初，程颐说：“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宋徽宗刚即位时，游酢上奏说：“臣闻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义”。“士风之坏，一至于此”。蒋猷“论士风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执风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为愚，共嗤笑之”。南宋初，胡寅上奏说：“今士风陵夷，四维未张，惟利是从，不顾义理。利在（金朝完颜）粘罕，则欲以释怨悦其心；利在（伪齐）刘豫，则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国之宰辅，则欲为之羽翼，以助其飞。”宋孝宗时，张大经“陈士风掊克、偷惰、诞慢、浮虚四弊”。宋光宗时，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南宋后期的魏了翁说：“士风偷薄，世道颓靡，面誉背毁，心私迹公。”应当说，上述议论反映的是更多士人的情况。
南宋初，气节问题无疑是集中在反对降金乞和。当时一切有志节之士莫不反对屈辱媾和。李纲尽管被迫退闲，仍然上奏说，“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理学家程颐的弟子尹焞引《礼记？曲礼》之说，“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按照儒家伦理，且不论割地、纳贡等问题，宋高宗向父母兄弟之仇下跪称臣，就是典型的丧失气节的行为。
宋高宗为了掩饰自己的无气节，施行“人知劝惩”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成为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的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成屈辱苟安。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攻击抗战派说：
“多饰虚名，不恤国计。沮讲和之议者，意在避出疆之行；腾用兵之说者，止欲收流俗之誉。”
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
“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
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 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熺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当时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
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頞惨然，叹息久之”。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的状元是张孝祥，他在策文中沿用当时的陈词滥调说，“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视此为标准”。宋高宗对秦桧私宅题词“一德格天之阁”，故“一德元老”遂成秦桧的尊称，而“大风动地”一联是秦桧喜欢的骈文。张孝祥是南宋的爱国词人之一，他的《六州歌头》向来被人们誉为爱国词的代表作之一。他当状元后，还深受秦桧的迫害。但在策文中，却不得不说那么多违心话，无非是为了功名，只能临时迁就一下。其后世流传的《于湖居士文集》，就没有收入那篇中状元的策文。
此处还可举一个失节之士，这就是被一些史学研究者抬举的郑樵，他给宋高宗上书说：
“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书以来，未之闻也。”
又给秦桧上书说：
“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
将荒淫无道的皇帝赞为亘古未有的圣君，把人莫予毒的权相尊为继周孔之业的真儒，确是达到了极其肉麻的程度，哪怕稍有一点自尊心，是难以落笔的。
从绍兴和议到秦桧去世前的五榜正奏名进士为例，绍兴十二年为398人，绍兴十五年为374人，绍兴十八年为353人，绍兴二十一年为422人，绍兴二十四年为419人，合计1966人。这仅是撰写歌颂宋高宗君臣降金政策而科举过关者，而更有特奏名进士，还有大量虽亦撰写了歌颂文字，却仍未过登科关者，用成千上万的成语估算，是不过分的。
此外，围绕着所谓“皇太后回銮”的闹剧，宋高宗采纳赃官黄达如的建议，“乞令词臣作为歌诗，勒之金石，奏之郊庙，扬厉伟绩，垂之无穷”。一时“献皇太后回銮赋颂千余人，内文理可采者几四百人”。皇帝特“诏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参加这次献诗文者，就有后来的著名诗人范成大。范成大在宋孝宗时出使金朝，还是表现了气节。他有不少爱国诗篇传世，唯独那次献诗，却不见于其文集。这与朱熹、张孝祥等人的策文相类似。
仅就以上两次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
在宋代社会，儒家学说当然是一种维护道义和公正的舆论力量。南宋时，道学又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然而与道学发展平行的，则是许多士人的伪道学。南宋初，陈公辅就指出，“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効，倡为大言”。这说明当时以“伊川学”的信徒自命者，已是鱼龙混杂。南宋末，周密也评论说，“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歩，或抄节语録，以资髙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黙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目”。待到韩侂胄打击道学，“目之为伪学”，“一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自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
与前朝后代相比，宋朝确是最为优礼士大夫。然而及至亡国之际，一方面，有文天祥等一批志士，在无可挽回的颓势下苦斗，文天祥的绝命词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後，庶几无愧。”证明他无愧于孔孟学说的身体力行者。另一方面，则是“满朝朱紫尽降臣”。养士三百二十年的宋朝，大部分士人却并未为它殉葬。
评价宋朝的士风，不仅有多元化的问题，更有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