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附〕《传媒》关于停办和警告报刊的报道
本报讯今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停办了问题严重的一种报纸、三种期刊；对违规出版、违反宣传纪律、导向错误、格调低下、内容庸俗的十种报纸、十六种期刊给予警告处分。这些报刊有：
《广西商报》因买卖刊号、内部管理混乱被吊销刊号。
停办期刊有：湖南《校园与家庭》、《雪峰》，湖北《今日名流》。
受到警告的违规报纸有：上海的《生活周刊》、《上海星期三》报，陕西的《西安商报》，北京的《通俗文艺报》，海南的《特区时报》，辽宁的《华商晨报》。广东的《广州日报》、内蒙古《老年文摘报》受到行政警告。江苏的《经济早报》今年曾受到警告，最近该报因报道中出现严重政治事故，被停业整顿。
受到警告的违规期刊有：黑龙江的《现代日用科技》，湖南的《第二课堂》，上海的《青年社交》，广西的《少女服饰》，山东的《招商周刊》、《山东师院外国语学院学报》，河南的《婚育与健康》，吉林的《中学生博览》、《智慧少年》，青海的《牧笛》，陕西的《美文》，广州的《城市画报》，轻工业出版社的《瑞丽》、《现代服饰》、《都市主妇》、《全国轻工业信息》等十六种。
此外，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查禁了报纸型非法出版物《西部文学》。
新闻出版署还严肃查处了湖北省的《青春校园》，陕西的《阳光男女生》、《女生》、《女孩男孩》、《花季》等五种违规出版的内部资料，以及《青少年文汇》、《男生女生》、《青少年》、《网络美少女》等四种用书号违规出版的期刊。
四川省在调整报刊结构中，停办了《蜀报》、《商务早报》。
代 称
不久前看到，吴中杰先生对徐开垒先生的一篇文章提了个意见，略谓，徐文说到王西彦先生，是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揪斗；而“四人帮”的形成和命名，则是70年代的事，云云。
我也记得，好像是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搞“整顿”时，与江青等发生了摩擦，毛泽东在一次口头指示中批评了江青，才首次提出警告，叫她不要搞“四人帮”。从文革史和毛泽东传记来考证，“四人帮”之称，滥觞于此。然而一般中国人，那是直到1976年10月抓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按所任官职大小排名的官方顺序则是王、张、江、姚）以后，经过媒体宣布，才知有此一说，随之风行起来。
历史记载要求严谨，提“四人帮”的活动或罪行，在时间上以有上下限为宜，不像说“四人帮的流毒”，那是江青等被捕后，相当时间还不能完全肃清的。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们有个口头语，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所以如何如何”，后来时间长了，再不能把什么不如意事都诿过于“四人帮”；加之那时候说的“林彪、四人帮”，指的就是文革，后来文革也成忌讳，慢慢也就不提“四人帮”了。只有从那个历史时期过来，且习于以“四人帮”来指称文革的人，才会这么措辞。我想，徐开垒先生文中的提法，或也就出于这一习惯。
如果跟吴中杰先生“抬杠”的话，可以说，在1966年文革伊始，虽然并无“四人帮”之名，是不是已有“四人帮”之实了呢？按：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16日，即发动文革的动员令所谓《**********》发布的那一天，当时小组成员不限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但他们无疑是主菜，别人多是搭配的；他们三人最晚从策划批吴晗起，就是捆在一起的“铁杆”了。当时小兄弟王洪文尚未脱颖而出，他是在1967年上海大夺权中才露峥嵘的。然而，江、张、姚三人，加上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或是组长陈伯达，不就已是“四人帮”或“五人帮”了吗？从那时起，席卷全国的大动乱，哪一桩离得了他们娘儿几个或爷儿几个呢？
经过文革，大家都知道，“小泥鳅翻不了大波浪”，最早揪斗王西彦等的，虽然不是江、张、姚亲自动手，把账记到他们或所谓“四人帮”身上，一不冤枉他们，二也便于开脱下面追风紧跟的小角色：谁曰不宜？
我这样热衷于为徐开垒先生一辩，其实也有点私心。因为我就也曾经写过诅咒“四人帮”的政治诗，其一题为《失去比喻》，写于1978年3月24日，其时正是流行“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在痛骂一顿之后，我归结说：
“四人帮”！“四人帮”！/你们不需要比喻；你们自身已成为比喻——/你们集历史上罪行之大成，/你们是世界上恶德的总汇，/千秋万代的后人将用这三个字/指控一切最黑暗的势力！
后世人一旦找到更合适的词语，来指控“最黑暗的势力”，则不一定非称“四人帮”不可。若干年后（也许不要很久），随着亲历者的减员，人们逐渐淡忘，也不再以1966和1976这些年头的小小区别为意，但他们会知道在当年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那么一个“四人帮”作恶多端，“四人帮”这个箭垛，就会把什么张三李四具体揪斗王西彦先生的人都遮蔽了吧。
用代称称人，不仅是诗歌手法。几十年中国当代的历史，不乏先例。就拿文革前后来说，中苏论战中，要批赫鲁晓夫，却拿铁托说事，后来又拿法共的多列士和意共的陶里亚蒂当靶子；要批刘少奇，却不提他的名，而叫“中国的赫鲁晓夫”，让不知内情的人狠猜一阵；要揪出陶铸，又不点陶铸的名，而是大做批周扬的文章；到后来用《陶铸的两本书》当题目写大批判文章，可又是“项庄舞剑”了吧。
其实，不光是批判对象这样的反面形象，有时用代称；就是完全正面的名词，有时也拿来当代称。近读朱正一文，他从季米特洛夫日记得到不少启发。这位共产国际的重要领导人，中国读者都知道他在纳粹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后，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的雄辩。他在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后，1934年2月27日被“驱逐出境”。在这之前十天，希特勒答《每日邮报》记者问时，说法院对季米特洛夫等的无罪判决将被执行，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云云；就是说“人民的意愿”是一万个不愿意用飞机把这些无罪的人送走的，希特勒征求“人民”的意见了吗？在这里，“人民”是独裁者希特勒用来做他本人的代号的。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希特勒则直截了当把他的意愿说成是“人民的意愿”了，连他是“代表”了人民这样的过渡都不必说。
“四人帮”也罢，希特勒也罢，这都是把一种修辞式用于政治了。撇开政治不谈，了解“代称”这种修辞式，就是在唱民间情歌的时候也有用，你会发现，有些以女子第一人称出现的情歌，你惊讶于旧时束缚于礼教酷法的女子，怎么能表现得如此大胆？原来，这里有不少是男人代言及代称耳。
2003年9月24日
心中的“结”
一份文摘报上摘发了一篇题为《良心》的短文，其中引用的第一个事例我看到过，即34年前一个年仅15岁的红卫兵叶继红粗暴地剪了北京人艺老演员于是之的头发；34年后，她给《北京青年报》写了一封信，说：“于老师，对不起，请您原谅那个幼稚愚蠢的小姑娘。”
我想，于是之一定会原谅这个当年的女红卫兵。
《良心》一文作者流沙说：“对于自己所作所为的忏悔和总结，从而解开埋藏心中的‘结’，这本是关于良心的老话。”他又说，良心，就是一颗健康的心。
我的心是健康的吗？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也曾有意无意地伤害过别人，虽然不是动手打人，更没有见血，多半是用话语或文字，但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自己有了同样的遭遇以后，想起曾有的作为，自然就感到一种内疚，有欠债之感，日子越久，分量越沉。
文革以后，在上世纪的80年代，我就曾悄悄地还债，用书信，也用公开发表的文字；到90年代，我又编了《人生败笔》，这本个人文革经历的实录，跟我在80年代初编写的《沉船》有所不同，《沉船》还沿袭着反右以来的“翻案”情结，着重为自己辩解；而“败笔”则多少有了些对已往人生的忏悔。
不过，这种忏悔，类似过去所说的交代，一件件一桩桩，有点就事论事的味道。一时，好像卸下了背上的精神负担，“我说了这一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
然而，我真的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吗？
又过了这些年，我发现，事情并不像想的那样简单。就我所说的话，我所写的文字，如对无辜的人、对“莫须有”的“罪行”的批判，表示道歉，也许可以换得一些原谅，一些理解；毕竟时过境迁，人们也不再汲汲于陈年旧事。但折磨着我的良心的，是我其实并没给我自己一个像样的交代：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就不仅限于我那些有悖于人情事理的言行，而是，我怎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步一步丧失了自己的良知？
这才是埋藏在我心中——埋藏在我心深处的一个“结”，这个“结”，还远远没有解开。也许正如作者流沙将忏悔与总结并提，光有忏悔没有总结是不行的，只有总结基础上的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
而这是需要用理性，对我们身历的历史的观照，对个人经验的反思，加上向“同病”而有醒悟者借鉴，才能逐渐解开这个“结”的。
也许这样的“结”，不止埋藏在我一个人心里。这不是个人的“道德自我完成”，这是我这一代人，以至上下两三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生逢一个天翻地覆的，确实史无前例的时代，我们的快乐，我们的伤痛，我们的困惑迷惘，以至我们欠下的三角债，都是时代的馈赠，我们不能仅仅是照单全收，糊里糊涂地收下就完了，那样，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后代，甚至也对不起我们自己。
读过短文，看后面注明的文章出处，是摘自《文革》第三期，为现在有了专门研究文革的刊物眼睛一亮，这一亮，才发现我把“文萃”两字认错了。年已老迈，视茫茫矣，不过这一误读，透露我心中的“结”里，至少有一个较大的扣子是文革：文革是怎么出现的，文革留给我们一些什么遗产？……有生之年，在“倒计时”的岁月中，我也许只能做一件事了，那就是认真地解开自己心底的那个“结”。
我要找回自己的良心，恢复一颗健康的心。
2004年2月15日
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二十多年后，回头一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真正称得上“先富起来”的主体，一直把绝大多数人远远甩在后边的，竟是贪官污吏！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他们搞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太客气了，他们之所为，在规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
不是连美国也不打算继续收留各国的贪官了吗？
而在中国这些年先是谦称“不正之风”，后来承认是“以权谋私”，再后来才承认是腐败，是以“权钱交易”即“权力寻租”的方式大捞其钱者及其周围受益的家属亲戚心腹们，有几千人——或说四五千人，或说七八千人——业已安全地溜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安家落户了。
其中还有仍然暂居国内，或有恃无恐，或伺机外逃的，人数不详。
听说要在有关国家的配合下，对外逃的腐败分子加以追究了。
这也符合国际大趋势。
听到雷声了，什么时候能见到雨点？
我们听到雷声了，他们难道不是听得更真切吗？他们在国内就善于找保护伞，他们自己也还给别人当伞，他们能够干等着大雨浇头？
带雨的云是不分国界的，雷声过了，何方有雨点下来，可还说不定。
舒展写了一篇杂文，《外逃贪官的末日真的到来了吗》，且不说到底有多少能够缉拿归案，单说即使有抓回来的，能抵得上又有跑出去的吗？
这么多的贪官败类，带着那么多的钱“流失”国外，虽也曾在国际刑警协助下逮了几个回来，却都是小角色。好像不管什么贪官，一出国门，就平安无事了。
有句俗话，“贼走了关门”，那贼是外来的，偷完走了，关门虽晚，却是“亡羊补牢”的意思。
对于原属“家贼”，还没来得及走的，能不能做到不再开门放行？
现在说要对已经外逃的国贼禄蠹们“动真格的”了。虽已嫌迟，犹未为晚。
“开门揖盗”的事一般不会再有，而一旦真能成批引渡或抓捕到外逃的贪官，倒不妨大开国门，放这些衣冠盗贼进来。组织夹道欢迎，我想不愁没人参加。
2004年3月5日
你爱唱《国际歌》吗
听说某地某部门传出一条禁令，不让唱《国际歌》了。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爱说，中国大陆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不让唱《国际歌》，这该是谣言吧？
列宁写过《纪念鲍狄埃》，鲍狄埃是《国际歌》歌词作者，巴黎公社社员。列宁说，一个无产者，无论被命运抛到天涯还是海角，都可以凭着《国际歌》找到自己的同志。
我相信列宁的话。我出生于1933年，那时《国际歌》早已流传到中国，当时的革命者一般唱的是瞿秋白从俄文译过来的歌词。有些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包括瞿秋白本人在内，在刑场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
我在40年代学会唱这首歌，也是早期的译词，与后来规范的译文不尽一致。例如开头两句，后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原来译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又如“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全世界的主人”，原来译为：“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当时每一唱这首歌，都几乎有泪盈眶，满怀着悲壮感，就像小时候吟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样。无辜的“罪人”，这不是一般的受苦受累，而且有极大的冤屈不平；被视为“一钱不值”，这不仅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而且是精神上遭到践踏：这样唱着，我便与全世界受压迫受盘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感同身受，息息相通，并且是跟全世界的奴隶和罪人一起，从沉默中发出吼声。
我相信，原先的译文，如果不是更传神的译笔，也是心有灵犀引申了原词的精神。我也相信，作为共产党人的田汉，在写《义勇军进行曲》（今国歌）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心中必定默念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不过，当年在入党宣誓仪式、党员大会和其他庄严隆重的群众集会上唱这首歌，往往只唱第一节。其实译词共有三节，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颁发的定稿，也是这样。我读沈宝基译《巴黎公社诗选》，才知道原诗共有五节。随着阅历的增长，历史感也加强了，对于这首不朽的歌诗，体会到更多的内涵，不仅是“要消灭那些毒蛇猛兽”，“哪能容得寄生虫”，而且“思想要冲破牢笼”，思想不摆脱奴隶主义束缚，就永远只能是奴隶。
这是一首辉耀着一百多年国际工人运动历史精神的歌，这是一首熔铸着共产主义政党宗旨和价值观的歌，这是号召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奋斗的歌。它早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标志性歌曲。
这首歌，如果真像传言所说，竟为某些擅作威福的官员所禁止，而且禁止的理由，竟是它“过时了”以至“有煽动性”云云，岂不是数典忘祖？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传言，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么，我们就还可以唱《国际歌》，不愿唱它的人有不唱的自由，但有人愿意在《国际歌》声中重温革命传统和向往美好明天，这一份自由也不该被剥夺吧。
2004年3月11日
想起了“经济民主”
2003年是苏联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年。整整一年仿佛没有听人提起。
偌大世界上，又有几人想起来？
我是读了国家行政学院一位政治学教师发表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见《社会科学报》），才记起来的。论者提出“党内民主是执政党的生命线”，认为苏共亡党的多方面原因中，主要是没有实行党内民主。他说，党内民主体现为全体党员享有“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对这个问题我很生疏，不能判断此论是否准确周全，但我想总归不失为一家之言。
似乎在一年多以前，听说党刊《求是》刊登一篇讲党内民主的文章。我的朋友中没有订阅这份刊物的，没借到，也就无从拜读。
我想，如果苏共确因没有实行党内民主而亡党，那是应该引为鉴戒的；即使苏共并不是因此而失败，或说这不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妨碍我们实行党内民主。
但我看了这“四权”，其实不仅是党内民主的内容，该也是整个国内政治生活应有的民主的内容。那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从原则到细部，从思想到组织，谈何容易？
我也不知从何谈起。不过，我忽然想到，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切入的。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还知有经济民主之说，例如在军队中，从按月公布“伙食尾子”，到士兵代表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等等。
党内民主，是不是可以先从经济民主着手？
当然不是帮助支部书记管伙食。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年会，总要由有关政府部门作预决算的报告。不管怎么样，这是从周恩来当总理的时代起行之多年，形成制度的一项议程了。
但据我所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由党委向大会报告本届任内对党费收支、党产经营的管理情况。在这方面，是不是忽略了党员（通过党代会代表）所应享有的知情权？
也许我说的不符合事实？是不是曾有哪次党代会上作过这方面的报告，尊重了大会代表以至普通党员在这方面的知情权，体现了党内的经济民主呢？我不知道。至少在党报上没有读到过，党代会代表在会后也没传达过。我不知情。
半个世纪以来，我只记得支部有几次，应该也是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让党员自主买些书，从支部党费中报销。此外，党内发过一些公开发行的学习文件，该是用党费买的。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党费开支，不会仅限于这样的两项吧？
“没有公开性而谈党内民主是可笑的”，此语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31-132页。
2004年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