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的生活里，我一直以为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爱情是单纯的，婚姻是复杂的。恋爱时波涛越多，有时越甜蜜，婚姻却要像流水，平静才好，波涛只是一种理想。在婚姻里，最大的东西是生活，生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而现实常会把美丽冲为平淡。所以爱情是积极的，婚姻却是消极的。如果把爱情和婚姻混为一谈，用积极的思想去要求婚姻，那一定会失望的。这种带有冷峻色彩的理智判断背后，蕴含的则是女性理想的无奈和人生的沧桑感。于是，在郭良蕙的笔下，我们开始看到了诸多家庭围城里的女性生存真相。她们真实的情感境遇，常常被五光十色的生活外表所掩饰。郭良蕙则以冷静的叙述，不动声色地剥落了生活表面的金粉。
《高处不胜寒》中的女主角佳灵，住着阳明山上令人称羡的豪宅，拥有着暴发户丈夫德天带来的富裕生活，但她却再也感受不到人生的快乐。婚后的现实生活扼杀了她曾经有过的青春幻想，使得“人越活下去越变得俗气”。丈夫天天出入于红尘世界，却置她于豪宅深院而不顾；能够给出的只有钞票，不能共享的是夫妻感情，这种早已变质的婚姻，令佳灵深感人生的“高处不胜寒”。
《藏在幸福里的》所写到的佳立与大岳，多年来一直被人称为模范夫妻，其家庭也正是大家乐道的幸福家庭，丈夫能够仕途亨通，官及司长，佳立有着不可泯灭的辅佐功劳。但只有佳立知道，公开场合中那个文雅、智慧、机警的张大岳，私下里却是一个懒散、迟钝、冷漠的男人；年轻时那个神气十足的恋人，结婚后早已变成了性格平凡、庸俗、僵硬的丈夫。这使佳立常常感到一种被冷落的窒闷与哀9，事实上，“佳立不但怜悯大岳，并且怜悯自己，她对他不再有吸引力，而且不再是兴奋剂。”《四月的旋律》中写到律师之妻石玢尼，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美貌、坦诚、童心不泯，但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又公务繁忙的丈夫面前，有时难免使她感到如同寄人篱下的难堪。经过了结婚十年的漫漫长路，玢尼性格的锐角逐渐在削弱，一切美好的理想，还有那逸出家庭的爱情追求，最终都被现实所粉碎，玢尼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儿女身上。
《他们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中，那个放弃了新闻记者理想而结婚的萧晓倩，与她做工程师的丈夫刘西宁之间，时常产生夫妻之间难以沟通的悲哀；而为了爱情，她不顾一切成就的那份婚外恋，最终却随着时光的流逝，日常生活的磨损，在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中黯然失色。
上述处于中产阶层的都市女性，她们都曾经为爱情而结婚，为结婚而放弃了自己有过的理想，成为家中相夫教子的辅佐角色；然而婚后的生活，虽然衣食无忧，家庭小康，却逐渐失却了恋爱时的相知与激情，生命的美丽和热力，让人生出几多茫然和遗憾。“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吧？追逐到的事物便日渐耗损原有的可贵性。”郭良蕙以她对这类女性真实情感境遇的审视，触及到了爱情与婚姻相分离的矛盾现象，也触及到家庭环境中男权传统至上与物质化生存背景所造成的爱情和人性的变异。
自60年代开始，台湾逐渐进入了工商业化的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日趋开放。由于政治因素、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与行为方式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与伦理观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情感格局开始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处于开放人生的时代，一方面是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加增多；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断发生，越出常轨的感情也时有出现，这一切仿佛应该结出更多爱情硕果，但事实上爱情却难以进行到底。郭良蕙在《台北的女人》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描写的全是当代都市女人失却爱情后的寂寞，包括未婚、已婚、弃妇、寡妇的寂寞，所以作者说这是一本“幽9”的书。在《团2》、《他们的故事》、《藏在幸福里的》、《四月的旋律》、《心锁》、《金色的忧郁》等长篇小说里，郭良蕙还多次涉及到婚外恋的描写。《四月的旋律》写一对各有家室的中年男女，在邂逅相遇中，重新燃起美丽的恋情。风流潇洒、才貌出众的商界经理罗伯强，与老同学陆子达的妻子石玢尼一见钟情，沉缅于迟到的爱情漩涡。但最终在家庭、儿女和社会的严酷现实面前，他们选择了分手，痛苦告别。作者既肯定这种感情的真诚，又让人物在生活的教示下，最终回归原来的人生轨道，由此表现出作者的道德立场和爱情价值观：再合理的爱情，如果缺少了合法的基石，也是难以2满的。
从另一方面看，千百年来男权传统所构造的强势话语，并没有因为进入当代社会就完全消失，婚姻恋爱过程中出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世俗偏见对于男女两性的顽固制约作用，加之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权势、物欲、功利对人类情感的侵蚀，真诚而纯洁的爱情追求仍然不易实现。郭良蕙透过现代男女的婚恋故事，看到了太多的女性悲剧，她集中揭示了女人在情感境遇中的现实性苦难。当雪虹与早有妻室儿女的汤终结了五年来的相处岁月，可以平静地回眸往事的时候，她才深觉一切都是被动的牺牲（《黑岁月》）；气质高贵的年轻寡妇杜雪荻，受到玩世不恭的工商界新贵高又炜的诱惑和欺骗，献出了自己的爱情。但事实终于让她明白，“男人爱女人，可以同时爱几个，可是女人在同一时间心里只能容纳一个男人。”怀着深深的失望，她带着身孕投潭自杀（《黑色的爱》。气质高雅、仪态万方的香港小姐施慕柔身为服装设计师，充满了事业女性的自强自尊。年轻的新加坡经理华来德为她所倾倒，不断发动爱情攻势。当她决意接受这份感情的时候，被上流社会的世俗偏见和伪善伦理所左右的华来德却始乱终弃，离她而去（《我心·我心））。郭良蕙以她的创作提示人们：父系文化传统的强大，现代社会里不断泛滥的人欲，过去与现在都在制造着女人的痛苦与不幸。
其次，从性文化角度切入，郭良蕙在婚外恋题材的描写中，大胆触及到女性情欲和畸形恋爱的问题。基于对生活的观察，郭良蕙发现，“大多人生活在悲苦中，外在和内在，除了与生俱来的问题，还有自己制造的种种矛盾冲突。除去天真无邪的童年以及归于平淡的老年，性，一直不停在生命中作祟作梗，产生足以破坏和毁灭的力量。但是相反的，也可以称为生命的原动力，人类之所以不断创造、兴旺、繁衍援也就是来自性的激励和鼓舞。”透过性爱力量的双重效应来发掘婚恋故事中的人性变异悲剧，这使郭良蕙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具有突破创作禁区的意义。
1962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心锁》，作为郭良蕙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因为“乱伦”情节和女性情欲的大胆描写而引发轩然大波，被台湾文坛查禁多年。甚至于1986年一度由时报文化公司重新出版时，又二度遭禁，直到1988年台湾新闻部门才颁发解禁令。经过漫长的四十年，该书在2002年由九歌出版社重新出版。《心锁》最初的发表，是在1962年1月4日至6月19日的台湾《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人间”副刊上连载。1962年由高雄大业书店出版，且销售奇佳，到年底已印至第3版。
由于《心锁》题材的特别和作家创作锋芒的显露，很快引起了60年代初“何谓黄色小说”的论战风波。1963年1月1日，台湾省新闻处在《心锁》的连载和出版广为流传之后，依据“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少数理事的要求，首先查禁了《心锁》。1963年3月，苏雪林在《评两本黄色小说——〈江山美人〉与〈心锁〉》一文中，抓住了《心锁》的个别描写场面大做文章：“多少荡妇淫娃看了这本《心锁》女主角的榜样，更将放胆胡为下去了当前社会风气不是已经够糜烂吗？像《心锁》这类小说等于一大桶腐蚀剂，倾泻下来，人心将更腐蚀殆尽，结果整个社会将为之解体，这影响实在大大，我们对于《心锁》这本书又怎能不抨击！”另一位资深作家谢冰莹在《给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开信》中，也对《心锁》的“黄色描写”严厉指责。接着，“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干脆开除了郭良蕙的会籍，并向“内政部”提出检举书。鉴于这种形势，在1963年的“五四文艺节”前夕，“中国文艺协会”的常理监事们运用“一审终结”的手法，通过了注销女作家郭良蕙会籍的决定。
《心锁》风波发生后，郭良蕙本人曾委请律师提出行政诉8，一些文艺界人士和社会读者，如南登、明秋水、高阳（化名龙夫）等人纷纷为郭良蕙打抱不平。但具有官方色彩的文艺人士赵友培、穆中南、刘心皇以及“中国文艺协会”也发表声明，一曰处分郭良蕙，是为了推行蒋介石发起的“文化清洁运动”，“以消除赤色黑色黄色的毒害”；二曰《心锁》的题材“有伤民心士气”，“不利反攻复国”；三曰《心锁》确属“淫书”，不该为它辩护。在这桩文坛公案背后，真正涉及的是女作家的性别身份述说、文坛主流话语以及官方政治之间的互涉关系。有关《心锁》的风波，实际上是面对台湾开始由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转型，西方文化思潮开始涌进，道德伦理价值和文学风尚有所变化的时代，官方企图继续以50年代的“战斗文艺”话语霸权与官检系统的统摄力量来控制文坛创作的政治回应，同时也是传统的文学观与价值观对生活之变的一种抗衡。
从《心锁》的情节内容来看，丹琪和范林是一对相貌出众的恋人，两人皆为大学生，彼此的家境也在迁台之后走向萧条。用情不专的范林背着丹琪与富家小姐江梦萍定了婚，首先背叛了爱情。已经被范林诱惑失身的丹琪在愤怒伤痛之中，负气嫁给了梦萍的大哥江梦辉——一个拥有财富和名望但性情憨直古板的医生。因为夫妻性格不合，缺乏爱情生活，生命状态处于压抑和空虚之中的丹琪，禁不住范林的勾引旧情重燃。随后逐渐认清范林既功利又轻浮的真面目，但仍然无法在婚姻生活中获得幸福与满足。最终在花花公子般的小叔江梦石的一再挑逗下，丹琪终于败阵在情欲场上，与之发生乱伦关系。某日，丹琪与江梦石在北投饭店幽会出来，恰遇范林，二男争风吃醋，飞车竞驰导致车祸双亡。丹琪侥幸存活，逃往教堂，祈求心灵的平静和神的宽容。
《心锁》触及到的三个描写层面，性爱的叙述，女性情欲的探讨，家庭伦理道德的挑战，都碰撞了当时社会与文坛的敏感区域，它“集合性别、情欲、阶级、西方宗教与中国伦理论述间的冲突矛盾于一身，揭露身份地理的分裂状态。”在江家富有的阶级身份面前，范林与丹琪窘迫的家庭背景很快败下阵来，他们先后以婚姻与性爱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改换阶级身份，投靠新的经济背景，于是，范林娶了富家女江梦萍，丹琪嫁给江家大哥，两人晋升为同一阶层。在这种婚姻格局的变化背后，提示着新的社会背景登场：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或许有过的政治背景，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富有阶层日益强大的经济背景面前，开始显示出它难以抗衡的力弱；在急功近利、泛滥欲望、看重人生消费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价值观面前，传统的爱情观和生活原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诱惑，并且正在发生裂变。无论是范林背叛爱情的“致富梦”，还是丹琪带有报复情绪的“高攀梦”，都是以传统爱情观的破裂为前提，通过婚姻的媒介和“赌注”，或从主观上或在客观上实现了换取人生最大经济效益的捷径。但是这种阶级身份和婚姻角色的改变，并没有使他们的性别身份得以满足，范林故伎重演，勾引丹琪，并一再炫耀男性在性文化中的绝对支配权；丹琪的情欲需求和报复心理虽一度实现，但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触犯又让她困惑自责。在江家的那种已婚辕长嫂的双重身份，不允许丹琪有自我身份的认定，这使得与小叔子发生乱伦关系后的丹琪陷入更大的恐惧与混乱，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在背弃了中国传统论述下所有“孝女”“贤妻”的道德伦理规范之后，丹琪最终只有狼狈地逃往教堂，寻求西方宗教的庇护。
事实上，在反共的“战斗文艺”口号余音未消的60年代初，官方权威还在企图构建“统一”的女性主体性，以便将女性创作纳入可由官方渗透与操纵的主流轨道上来。然而，《心锁》的出版，以其离经叛道的形象，宣告了作家个人与女性意识对官方论述的反动。她预示着，在逐渐走出50年代台湾“战斗文艺”的一统天下之后，有关男女之“别”的性别意识已经开始碰撞国共之争的政治意识，并在台湾文坛上形成新的文学裂隙和论述空间。换一种角度看，在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价值观念开始变迁的60年代初期的台湾，正是敏锐地感应到这种现实变化，《心锁》捕捉到部分青年在婚恋生活中，由于传统婚恋观裂变而带来的迷惘与沉沦，由于工商业社会急速兴起而引发的功利原则和欲望消费，由于人性扭曲变异、纵情贪欲而导致的情感悲剧。所以，小说不仅揭开了台湾资产阶级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笔锋直指道德、伦理、信仰和人性的深层内容；也让这个矛盾迷失、伦理混乱的家庭，成为台湾社会转型初始阶段的世态人情与现实症结的某种缩影。同时，作品还从人性层面切入，揭示了被扭曲、被压抑的爱情心理的反叛，并特别透视了情欲在变异状态下，对人格乃至人生所产生的破坏性力量。
在艺术表现方面，作为一个具有严肃立意的作家，郭良蕙并不排斥通俗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有意让自己的作品处于“纯”与“俗”之间，以创造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以波澜起伏、环环相扣的动态小说结构，引申出人生的荒谬性，这种艺术特点所见证的，是郭良蕙把握生活和驾驭长篇小说的力度。具体来看，郭良蕙小说的叙述模式，往往是从正剧或喜剧开始，借悲剧或闹剧将其推向高潮，再以喜剧或带有讥讽、象征意义的正剧收束。例如《心锁》的开篇，范林之于丹琪和梦萍这种“一男二女”的爱情角逐，是在一种喜剧般的氛围中展开的；而把全书推向高潮的情节，诸如范林和江梦石共同面对丹琪的这种“二男一女”的竞争场面，是在“二虎竞技”的飞车闹剧中实现的；小说的结尾则以悲剧告终，面对范林和梦石双双死亡的可怕现实，丹琪只好逃到宗教中寻求出路，以安妥自己迷狂、破碎的心灵。整部小说，情节相对单纯，却在动态结构的推进中，连缀起复杂的人物关系，揭示出或悲剧或荒诞的生活真相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