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无根的一代”寂寞、幻灭的情感境遇，是於梨华涉及最多的题材。留美学生追求学业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爱情失落的人生代价。在西方世界有限的华人圈里，爱情选择不仅成为人生难题，也时时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现实压力。以一个女作家对爱情命题特别的敏感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於梨华深谙留学生情感世界的聚散离合与人生悲欢，笔下呈现出形形色色的爱情婚姻现状：或因对方移情婚变，另觅高枝，主人公独饮被遗弃的苦酒（《移情》）；或相爱而不能结合，有情人难成眷属（《带泪的百合》）；或迫于生存，用无爱的婚姻换取长期的饭票（《等》、《交换》）；或在缺少爱的家庭格局中寂寞无助，最终陷入婚外恋（《有一个春天》）。特别是《雪地上的星星》，以苦涩难言的笔触，道尽了女留学生爱梦难寻，人生幻灭的悲哀。小说中的罗梅卜，是一个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的女留学生，当初赴美留学，也曾立志学英国文学，写世界名著，嫁戴博士帽的中国人。然而经历了转系、失恋等一连串的人生变故之后，理想与梦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很快褪色。罗梅卜虽然拿到了图书馆专业的硕士学位，转眼已是寂寞孤独的25岁的大姑娘。经人介绍，她开始与未曾谋面的留美学生李定国通信恋爱，以彼此往来的几百封信件填充着三年来长长的时光。而一旦圣诞节千里迢迢奔李定国而去，情书编织的憧憬与美梦顿然破灭，实则浅薄的李定国居然喜欢上了与梅卜同路而去的年轻漂亮的朱丽丽。从梦幻中醒来的罗梅卜，只能是继续独自面对寂寞的人生长旅。情感世界的缺失和变异，使得留学生的“异乡人”处境，显得格外孤独与无助。
在於梨华的所有创作中，《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可谓留学生文学的扛鼎之作。小说出版后，深受台湾及海外留学生的欢迎，於梨华亦因此荣获台湾“嘉新文学奖”。这部小说影响了由台去美的几代青年，它曾作为赴美留学的导读手册，抚慰身处异乡的飘泊心灵，它给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一面命运之镜。如同白先勇所说的那样：“直到《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出版，於氏才真正成了‘没有根的一代’的代言人，这说法正是在该小说中新创的，一语道破了年青一代的处境。在全面描绘中国知识分子旅美生涯方面，没有台湾作家比得上於梨华，她的作品，从此被称为‘放逐者之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所力图概括的，是一个时代，一代留学生的苦闷，但这种概括，又是以自身经验和感受为基础的。於梨华曾说，“书中牟天磊的经验，也是我的。”这部小说以牟天磊形象的成功塑造，透过主人公回台湾省亲的人生路线和心理流程，真实感人地表现了台湾留美学生无根的寂寞与寻根的迷惘。与牟天磊漂泊天涯的人生线索相交织的，是令主人公百感交集的爱情线索。眉立、佳利、意珊这三个女性的出现，连缀了牟天磊不同的人生时空，触及着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深度，更见证了赴美前后判若两人的牟天磊形象。离开台湾前夕的牟天磊，热情勇敢，充满理想，他对着校0门前的棕榈树暗暗发誓，要象它的“主干一样，挺直无畏，出人头地”。而赴美十年后回台省亲的牟天磊，却显得意志消沉，彷徨无依，衣锦还乡的感觉早已被飘泊海外的痛苦记忆所驱散。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成功者；而戴博士帽时，“手里的一卷纸里有多少泪，多少醒悟”，在美国独自闯荡打天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求学与生存，天磊曾到烈日下的苹果0拣苹果，在餐馆清洗堆积如山的碗盘，去女生宿舍打扫厕所；夏日里还要每天开运冰的大卡车往返于三藩市和卡美尔之间的崎岖山路，从夜里12点到凌晨5点，“行着人间最寂寞的挣扎的路”。在贱卖自己劳动力的同时，他还要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未的耻辱，始终无法驱赶那种敢怒不敢言的愤懑与悲哀。伴随艰难的求学路而来的，是苦涩难言的情感历程。为了这顶博士帽，天磊失掉了青梅竹马的台湾恋人眉立，也无法不顾一切地与在美国的已为他人妇的情人佳利走到一起，情感的世界充满失落与痛楚。人生与爱情的双重失落，真可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对于牟天磊而言，比起生存境遇的艰难和情感世界的荒漠，更令人难以排遣的，是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无处不在的乡愁与寂寞，是没有根的人挥之不去的流浪情结。作为一个渴望成功文科的留学生，天磊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美国重理轻文的现实，来自人文学科的成功感已经先验地被否决了。新闻博士并非学以致用，求职只是在谋饭碗。虽然有了学位和工作，事业的前程却是迷茫一片。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危机，使他心理充满说不出的“无形的苦”。旅居陌生的土地，既不能融入美国人群体，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又患着魂牵梦萦的“怀乡病”，为自己疏离了台湾而内疚。如今重返久别的台湾家园，天磊期望从文化母体中汲取力量4泉，填补心理上的“文化饥荒”，安慰寂寞流浪的灵魂，却不料被台湾母体文化的变质所震惊。面对台湾的崇洋媚外之风、理想倾跌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生寂寞，天磊没有找到“家”的感觉，自己原来还是一个“客”。依然是“异乡人”的处境，天磊不能不痛楚地感受到，“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流浪海外的牟天磊是没有根的，因为他与传统的母体文化隔绝，还未结出果实，自己已被连根起，移离了祖国。“流放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未能继承过去，成了精神上的放逐者；”这使得天磊在美国没有根，回台湾也找不到根，而祖国大陆的乡土之根又被茫茫海峡所阻隔，所以他只好不断地迁徙，飘洋过海。“但他们的旅程却没有终点，没有终向，没有希望，只有黑漆一片，因此注定永远要浪迹天涯。”这种最深层的精神孤儿般的苦闷寂寞，正是“无根的一代”在特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时代心理。
同样是描写留学生在爱情、家庭、学业上的飘泊经历，《傅家的儿女们》则以群体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从“无根的一代”到“觉醒的一代”的最初变化。在崇洋媚外风气颇盛的60年代，傅振宇不管儿女们是否具备深造的天资和条件，有没有出国求学的8望和要求，一古脑儿地把他们送到美国，一心想让儿子做博士，女儿嫁博士。然而傅家六兄妹的命运却越出了父亲原来预定的轨道。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大女儿如曼有了稳定的工作却失去了生活的真正目标，爱情的不幸使她变成一个四十在望的老姑娘；大儿子如杰在学业、工作与婚姻的三重挫折面前，失了业也失了斗志；二儿子如俊始终无法忘怀台湾往日的恋人，现实的婚姻生活平淡而乏味；三儿子如豪事业失败，人生顿挫，只得弃学从工，出入于餐馆做事。作品描写傅家儿女们的人生沧桑，仍然带有“无根的一代”的迷惘。於梨华“写《傅家的儿女们》的本意，是要写六十年代末期留学生中最颓废也是最现实的一群。”但难能可贵的是，1975年访问大陆的经验，使於梨华续写《傅家的儿女们》的后半部时，“除了要写一个由中国大陆到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的心态之外，要寻找他们以一个中国人立场作出发点的心态。”于是，觉醒者的形象开始自笔下悄然崛起。如果说，如曼、如杰反映了被现实生活击败的颓废心态，如俊，如豪代表了60年代末期留学生中最现实的一群；傅家的小妹如玉、小弟如华则象征了觉醒的一代。如玉在美国勇敢地爱上了完成学业之后准备回祖国大陆服务的新加坡华人留学生李泰拓。如华则公然违背父亲意愿，决心大学毕业后留在台湾任教。他说：“现在台湾是中国的。将来台湾回归祖国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不能留在这里？”与“无根的一代”不同的是，“觉醒的一代”在“去”与“留”的问题上有了自己明确的民族立场上的选择；他们也不再仅仅以故国家园的怀念作为精神寄托，而是看到中国统一的前景，认同于炎黄子孙的民族之根，并准备为她做些踏踏实实的贡献。这种觉醒无疑代表了一种时代方向。
余光中这样评价於梨华：“她在下笔之际常带一股豪气，和一种身在海外心存故国的充沛的民族感，在女作家中，她是少数能免于脂粉气和腔中的一位”。於梨华的小说，执着于“中西合璧”的艺术境界追求。其一，将强化故事情节的传统技巧，与西方现代小说多层次的结构方式相结合，拓展了表现生活的空间；其二，将现实主义的描写与意识流的手法结合起来，在时空与场景的自由转换中，反映丰富多变的动态人生；其三，将人物的外部形象塑造与内心世界开掘结合起来，入木三分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其四，语言清新细腻，生动可感，加之对比、象征、比喻等多种手法的运用，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吉铮：海那边飘泊的一朵孤云
吉铮，这位才气横溢的女作家，以她31年的短暂生命年华，如同晨星闪烁在天边，彩虹飘逝于长空，曾经如此耀眼地照亮过文坛，至今人们对她的作品仍然怀念不已。台湾著名批评家隐地认为，吉铮“和於梨华、孟丝，可以说是60年代崛起的最杰出的三位旅美作家，她们是留学生文学的代言人，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心声，留学生以及海外华人的苦闷，彷徨、迷惘和成就，经由她们的笔端，传达给了我们”。吉铮短暂的一生中，有着从祖国大陆到台湾、再至美国的巨大时空转换，有着从留学生到学留人，从滞留家庭的主妇到复出社会的教师的人生嬗变，更记录着带有“文学女人”印记的女作家的心路历程。1937年生于河北深泽县的吉铮，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毕业后即往台湾。1954年考人台湾大学外文系，翌年乘槎赴美。在台湾作家张秀亚的记忆中，当时宛若初春景色的吉铮，“即是一颗辉亮的晨星，演讲、演话剧、写散文、小说样样来得，且皆极出色。”1958年，在美国贝勒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的吉铮大学毕业，本来申请好去密苏里读新闻，却结了婚，很快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做了全职的家庭主妇。不甘于家庭城堡的一味留守，吉铮于1965年到芭城史丹福大学教中文，也担任台湾《中央日报》驻美特约记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女人的天职与女作家的梦幻之间，甚至于爱情和婚姻之中，吉铮始终有一种矛盾和挣扎。“吉铮是这样一个人：她要她的生活填满了东西。她是个家庭主妇，是个作家，是个记者，是个编辑；她爱打扮，爱布置家，爱旅行，爱家人、爱朋友、爱看电影，当然，其中最能给她精神上满足的，是写作。”在吉铮自己看来，“我有两个，一个是现实的，合乎一切标准和一切要求的；一个是隐藏的、完全任性的、完全感情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她对浪迹天涯的迷惘、寂寞与无助，显得格外敏感多思。作为称职的妻子，她却一心思念着未读的新闻系；“她爱家、丈夫、孩子，以及四壁之内的安全感”，“久了却有崩溃的感觉”，产生了连“梦都飞不出去”的苦恼。内心涌动着女作家渴望放飞心灵的梦幻与激情，却不得不面对留学终于留在厨房里的女人的悲哀；满怀对生活的憧憬与热爱，却不能不承担爱的重负和生命的种种牵绊。吉铮以她在美国多年的生命经验，勾勒出蜿蜒起伏的心灵曲线，也化作笔端五光十色的人生。而强烈的精神苦闷与内在冲突郁积到无法解脱之际，生病中的吉铮终于在1968年6月27日，骤然切断了生命的牵绊，走上了自我解脱的不归路。写文章的人们总有太多幻想，想追上天边那道诱人的彩虹。吉铮以她令人扼腕的“文学女人”的一生，谱写了自己短促的生命年华和独特的创作题旨，也印证了人们对于“文学女人”的生命理解：所谓“文学女人”，“指的是内心细致敏锐、感情和幻想都特别丰富、格外多愁善感、刻意出尘拔俗，因沉浸于文学创作太深，以致把日常生活与小说情节融为一片、梦与现实真假不分的女性作家——多半是才华出众的才女。”写作，对于吉铮而言，是一种：“文字流在血里，不写痛苦”的经验，是一种“只想不断的寻觅”的人生。吉铮正式涉足文坛，是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她一共写了三本书，且在同一年内出版。从1962年10月到1966年10月，四年中吉铮只写了13篇小说，结集为《孤云》；而1967年这一年中，她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吉铮以《海那边》、《孤云》、《拾乡》为代表，奠定了她在台湾留学生文学领域的位置，也显示了她资4丰富的创作潜力。
不同于其他留学生文学作家的是，吉铮的创作更多地贯穿了一种女性的表现视角。这种视角不是因为女权主义的理性观照而形成，而是来自于海那边飘泊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对于颇具“文学女人”气质、又饱经游子生涯的吉铮来说，那种踏上异国他土就为留学和生存而打拼的艰辛，以及无根的飘泊与寂寞，那种从留学生到家庭主妇的无奈，以及婚姻生活中夫妻之间的距离和矛盾，那种对理想的追逐，以及目标达成后的空虚与失落，那种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自我追寻的心灵坚守，特别是异国他乡背景下的女性命运轨迹，都是她感同身受、再熟悉不过的人生；而把这一切诉诸笔端，就构成了海外留学生的人生三部曲。
吉铮谈到，《孤云》这本集子中的13篇小说“都是离开可留恋的国，可依赖的家，在美国自己独当一面开始生活在现实里以后写的”。从留学的热望到异国的飘泊，从梦幻的美丽到现实的冷峻，从爱情的憧憬到婚姻的失落，吉铮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女留学生们走过了几近相同的道路。《春坠》中的女孩子徐亚莉，“从入大学以后，耳濡目染的尽是‘出国’的光采，好像念书的目的就是出国”，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徐亚莉拒绝了孙坚的爱情，自作聪明地攀附老丑庸碌的留美男子赵金木，甚至用自己的终身幸福去冒险，最终被虚荣所误，不得已自食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