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舆论监督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1)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魂宝。中国文化即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和渗透力，制约着现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它的精华，又有其糟粕，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结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流变过程中不断发生分化，其精华部分逐渐为时代、为人类所认同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其糟粕部分也在历史的流进中逐步被认识、被淘汰，中国传统文化为开创今天中国的新文化、现代文化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客观依据。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已经作为文化传统成为国家的和民族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道德情操。但随着社会的变革，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速，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甚至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正如亨廷顿所言：“新世界的冲突的根主要的将不是意识形态上或经济上的，人类的巨大分化以及冲突的支配性根将是文化上的。”马敏在其《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一）重人道，轻天道思想传统；（二）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三）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四）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这些传统中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甚至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制约性影响的一面。其消极面已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舆论监督是一种现代观念，是现代社会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所提倡、所强调的公正观念、平等观念、法制观念等，一定程度上必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产生对立和冲突。因此，舆论监督的实施将在文化的层面上，在实践的环节上，以惩治腐败和丑恶、张扬美好与正义的姿态，维护执政党的地位，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进步。

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一、天地君亲师

什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对应于我们所关注的舆论监督这个话题而言，则可以大大地简化，那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的背后则是一个伦理化了的自然秩序。

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人心中最尊贵的一种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史记·礼书》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解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自然万物，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代；没有家族，也就没有具体的你我；没有君师呢？就没有人管理这个社会，没有人传授礼仪、文化，也就没有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组织严密、为人类提供有效的生存保障和充分的文化经验的社会。所以，天地君亲师乃是使我们每个人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觉的动物的先决条件。所以，旧时中国家庭的正厅里，几乎都供奉着写有“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的牌位。

读过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人，可能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唐僧师徒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镇元大仙的清居之所，爱惹事的孙悟空首先看到一件不合理的事，原来这个道观里没有供奉“天地君亲师”，而是清清爽爽地供着两个大字：“天地。”孙悟空因此嘲笑这里的“道士”太狂妄自大，怎么竟把自己看得比帝王还尊贵！而那仙童却冷嘲热讽地笑孙悟空有眼无珠，说供奉“天地”两个字还是师父谦虚呢，因为我师父自己就是“地仙之祖”！言外之意也是告诉孙悟空：你还不配说三道四！这段故事说明，这种观念至少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了。

正像《史记》那段话所揭示的，“天地君亲师”这个词组既表示了中国人对自然事物和自然秩序的直观认识，又表示着中国人对现实社会政治结构的认可。按照“天地君亲师”所包含的内容来说，这个世界的秩序有三种层次：天，代表自然的秩序；帝王，代表社会政治秩序；父，代表家庭秩序。三者共生共补，异构同质。中国人必须在这三者的平衡协调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导致了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出现，导致了自然规律的道德化、人格化的“天人和德”观念的出现，也就形成了从家走向社会、从父亲的儿子变成君王的子民，即社会的特定角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化的人生道路。

从历史的发展顺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观念发端于早期的自然崇拜，而完成于现代社会的典型崇拜。这其中从自然秩序观念向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观念转换，完成于夏、商、周三代，成熟于汉代。这种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基本标志是，以帝王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礼为向导，以天地君亲为象征，以模式化的秩序崇拜为归宿。我们通常所说的“家长制”，其实就是这种观念秩序的具体体现。它是以“父为子纲”的伦理关系，固化着“一家之长”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与现代社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相冲突的。

二、在人群中做人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群体形态而存在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个人总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所以，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个人的价值与理想，都附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群体。中国人一直是在人群中做人。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用一圈一圈的水波纹的形态来比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人圈里面。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在宗法观念下，人们生活在从“家”到“国”的圈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所以，个人在本质上只是国家的附属品。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结构中，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是“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中国人最核心的人格理想是“忠君报国”。

由于封建制度下价值观的层次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人首先要忠于皇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次才是光宗耀祖；最后才是当事者个人得到家庭、家族、乡邻的肯定。所以，在抽象的“国家”背后，人其实只是皇帝的附属品。

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在“文革”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个体的存在已经完全消失，于是，个人不但在政治结构中失去相应的地位，而且从精神心理的层面被彻底清除。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被排除在正常的思维和正常的行为之外。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精神背景下，舆论监督显然是毫无必要的。因为，社会是以混沌的整体状态存在的，社会的利益区分和古代一样是自上而下一圈一圈的水波纹形态。那么，下层是上层的附庸，个人是集体的附庸，没有监督的主体，也没有被监督的客体。所谓的舆论监督为何而存在呢？人们常说，怨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极左路线，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法错误造成的。但是，试想，如果在那时候我们有健全的政治平衡、文化平衡等方面的制约机制，有舆论监督的意识观念，有独立个体的生存意识和文化自主意识，我们是否能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观呢？

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改革引出思想改革的风潮，政治改革引出民主的观念，加之以后更为深广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中国人才进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当我们今天畅谈舆论监督、畅谈文化多元化等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欣喜地看到，其实我们已经跨越了一段长长的历史。如今党和政府以开放的胸襟、睿智的远见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提出以法治国的执政方略，带领中国人民构建民主、公正、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前提下，舆论监督才成为可能。

官本位与人本位

官本位是一种诞生在封建制度的思想观念，是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意识，其特征就是人们把“官”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把“官”作为个人职业的最优选择，甚至把“官”的级别、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或尺度。随着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深入，现代的民主观念、“人本”思想得到普及，因此，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官本位的弊端和危害越来越凸显、越来越为人们所摈弃的当代社会，舆论监督则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

一、官本位的存在

官本位形成于封建社会官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特权制度造成了特殊的利益导向，社会等级制则造成“为官则富”、“为官则贵”、“贵官贱民”的思想意识。在生活和社会管理运行中则表现出“为官独尊”的现象。当然“官本位”在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激励机制有所偏重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必须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当现代社会形成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制度民主化、制度建设法制化的开放趋势时，官本位必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利因素，它以文化的形态渗透于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让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报道：

“民告官”，“官”就缺席

陈芳

据新华社北京猿月日电“只要是政府成了被告，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常常不见人影，空空荡荡，法院很多时候只能缺席审判。”谈起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官”拒绝出庭的怪现象，出席“两会”的法津界全国人大代表说，“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错误态度”。

据统计，人民法院来共审结行政案件近缘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这些“特殊”被告常常不出庭。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国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名行政长官出庭。

全国人大代表赵仕杰说：“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公丕祥认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干部认为官与民的关系就是官管民、官为民，思想上很难接受被推上被告席的现实，觉得“民告官”破坏了自己的声誉，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如果还是一味地靠“缺席”来保“面子”、护“威严”，对法律的广泛推行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化进程都不利。

据介绍，近年来，各地披露的政府败诉事件越来越多，但这类审判结果执行起来往往难度较大，不少“被告”利用政府的职权与法律周旋，个别人甚至动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原告，不但使许多“判决”不了了之，也让老百姓对法律失去了信心。

赵仕杰代表说，这说明政府机关的行政行为亟待进一步规范，同时也表明法院有能力通过行政审判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大河报》）

这是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的意见。用这篇随手拈来的报道作为例证，只是想说明官本位思想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官本位在当代中国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尤其在基层地方政府或机关，这种存在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比如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公众负责，对干部的任免只听直接领导人的意见而不听公众的意见，对重要的思想问题、学术问题、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争议，领导永远有一票否决权等等，更重要的体现在文化层面，成为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积淀，这才是令人尴尬的现实。

官本位之所以至今仍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如此普遍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因为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甚至作为社会评价体系，没有真正退出过中国人的生活。

在两千年的封建时代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老百姓的“天”，皇帝派出的官则是老百姓的“父母官”，科举考试也是鼓励人们“学而优则仕”，整个社会评价体系都以当官为尊、当官为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首先提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提倡工农联盟，强调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的观念，后来又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的口号，强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中心地位。这些思想和措施确实具有观念上的革命意义，使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也显示出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口号和政策的提出，只是告诉人们“当家做主”了，但并没有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规定每一个人和“人民”的具体权利。所以，在真正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存在，因此现实生活中才有“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是为你服务的”这种典型的逻辑悖论。

二、官本位的当代形式

官本位本来是封建政治的产物，是古代“天地君亲师”社会结构的产物。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积淀和惯性渗透，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背景的官本位观念，仍然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经过简单地梳理，我们认为官本位的当代形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长官意志。这是在现实中表现最广泛的一种官本位现象。比如，一个官想要政绩，说在这里修一个广场，建一座雕塑，于是立刻就有了广场、有了雕塑。至于花了多少钱，扒了多少民房，对这个官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一座在建的公路或桥梁或大楼，遇到某官一激动，说一定要在某月某日竣工，于是，一切都以这个日期为标尺，到了日期必定请这个官来剪彩。至于工程是否真的完工，是否偷工减料，是否造成了设计或施工漏洞，也是无所谓的。甚至一个乡镇、一个县区、一个大城市的发展规划，也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领导上任就搞一个新规划，三年以后换一个领导就立刻换一个规划。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随着长官意志变成了图纸上的春梦。但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许多机制还有待完善，在过去的历史中还缺少公民意识，缺少民主意识，缺少代表民主与民意的舆论监督，缺少党和政府内的自我监督机制，所以这种泛滥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的长官意志就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对于这类现象，人们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习焉不察了。但这种忽略或无奈并不意味着这类现象就是正常的、合理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荒诞、它的危害。

清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