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产业本身具有资金投入大，内容制作、采编成本和通路维护成本大，单一受众费用支付能力有限的特点。单一媒介的局限性经营，媒介规模偏小或者媒介间资共享性较低，都不可能实现媒介产业本身资金的良性运营。媒介间的互动合作是降低成本、实现新营销模式的重要方式，这促进了媒介产业内部运用资本和品牌的纽带进行跨媒介的经营整合，实现规模效益。传媒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了产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在行业利润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的预期下，各种媒介经营主体正依托各自在专业领域积累起的资，试图通过资本和经营层面的扩张实施对传媒资的进一步占有，传媒产业高投入、规模化、规范化的经营特点正逐步体现于各个经营层面，形成了传媒产业内部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不仅同媒介间展开了竞争，如这些年的省台卫视品牌竞争；在不同媒介间也展开了争夺受众和强化受众粘性的竞争，如互联网对广告份额的分食。从经营模式角度，传媒经营产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延伸，传统的以广告为主要赢利模式的传媒经营方式正在被多元化、多途径的生产、经营和服务的方式所取代，传媒产业市场正在被不断细分，同时新增媒体传播方式及产品所附加的价值正在不断被市场所认可。
产业化的发展使各种传播媒介把重点转向受众，或者说开始重视受众，因为受众的选择与否、喜欢与否直接决定着、直接影响着它们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而只有符合人民利益，说出民众心声，道出民众诉求，民众才会喜欢。舆论监督是社会正义、社会良心的体现。它站在社会整体发展的高度，对社会生活中一切偏离社会价值观念的不道德行为、当权者的贪污腐化行为以及社会政策方针的偏差问题等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它依靠舆论的力量，对社会运行中一切偏差行为进行揭露、曝光，做出否定性评价、跟踪追查，直到纠正这些行为。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象是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社会全体成的行为和观念，目的在于促进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透明化、法制化，推动社会发展。因此说，广大人民群众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传播媒介做好舆论监督就能吸引更多的受众。这自然是媒介产业化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是媒介自身的职责所在。
近年来，随着媒介产业化的不断深入，舆论监督也日益勃兴。各大媒体上登载或报道的舆论监督案例，引发了社会公众的讨论，激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官的贪污腐败、玩忽职守，足坛的“黑哨”风波，社会青年的婚前同居，国际舞台上的霸权主义，艾滋病的预防和救治，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都曾在某一时期或长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二）价值传播媒介是舆论监督的平台
舆论监督的前提是形成舆论。少数人的观点和意见构不成舆论，只有相当多数的人议论纷纷，最后形成倾向较为一致的观点和看法时才能称之为舆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舆论的形成总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观点、进行议论的过程。这种传递本身就是价值观念的传播过程，而这种传播通常是依赖媒介才能进行；传播媒介承载着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观点向另一部分人散播，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讨论和评价，最终形成一定规模，成为舆论。
在传统社会，舆论的形成主要靠人际传播，靠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文字交流，大多数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当时的舆论参与者、舆论影响面和影响力度都少于和小于现代社会，原因主要在于媒介的发展程度较低。现代社会里，舆论的形成主要靠的是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高效、快捷的价值传播媒介，同时也离不开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结合的各种媒介形式。
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形成最主要的还是依赖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拥有庞大的与之认同的受众群体，加上它的公开性和广泛性使它获得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社会权威，而舆论的权威也正在于它的多数性、评价性和公开性，因此借助大众传播能够充分发挥舆论的权威性。俗话说“不怕领导，只怕登报”就是这个道理。大众传播媒介将舆论向社会广为传播，一方面使舆论的多数性权威得到加强，一方面又代表着权威的社会多数公开向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和要求，从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接受舆论的监督和批评，顺应舆论的要求。
价值传播媒介是舆论传播的途径，是实施舆论监督的平台，是舆论监督的扬声器。
在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重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它所拥有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实施起来才困难重重，往往是调查问题时没有人配合，揭示隐情时找不到途径。而舆论监督又必须借助价值传播媒介才能最终形成并发挥其巨大威力，这就为价值传播媒介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反过来看，正是因为由媒介来发起和倡导的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和社会作用极大，才会遇上重重困难，困难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这项工作的价值。它值得媒介迎难而上，值得媒介勇往直前。我们相信，随着民主的进一步实现，社会权利意识的进一步提高，舆论监督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小，阴云最终要被阳光驱散，正义最终要战胜非义。
（三）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拓展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加强了受众的选择权利，体现民意、反映良知的舆论监督通过传播媒介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两者的一致性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第一，价值传播媒介产业化增强了舆论监督的效果。价值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使受众成为各媒介的命根子，掌握更多的受众就等于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每当新闻事件的发生，每当社会偏差行为的出现，各媒体都竞相报道、追踪，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吸引更多的受众。各媒体的记者遍布全国甚至覆盖到其他国家，敏锐地洞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有意义的事情，并尽早进行报道或刊发，追求“独家报道”、“首次披露”的轰动效应。未能抢到头彩的其他媒体也不甘示弱，会争取在问题评说的深度或角度等其他方面给予与众不同的关注，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样一来，公众不仅会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里，获悉事实并开始关注该事件，而且，各媒体的不一致的评论或介绍，也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关注，议论纷纷的局面短时间内就会形成，无疑就增强了舆论监督的效果。
新春伊始，哈尔滨“宝马撞人案”成了八大网站的关注热点。只要网民点击，每个网站都设有“宝马案”专题。据《沈阳今报》报道，月日该报关于哈市“宝马撞人案”可能重新调查的消息见报后，从上午时至晚上愿时，新浪网的网友跟帖量就突破了万条，据说创下了该网站当日单击新闻网友跟帖量之最。月愿日，《北京晚报》报道：记者今天得到消息，黑龙江省“宝马撞人案”在新浪、搜狐网上的点击率名列第一，超过“非典”时期的点击率。当“王子犯法，能否与庶民同罪”这个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疑问撞上了少数富豪为富不仁、权钱交易、操纵司法的现实阴影时，无数的讨伐声就顺着“宝马撞人案”这一决口喷发出来，积累了一段时间的社会情绪找到了一个总爆发的导火索，难以描摹的种种不平衡心理夹杂其中。
目的积极性，同时也增强了媒介自身的新闻搜索能力，扩大了媒介的影响力。媒介自身的高度警觉，再加上群众的积极参与，使舆论监督的覆盖面大大拓宽。
第三，媒介的产业化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威力。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和领域，没有哪一种方式能像它那样有效地动亿万公众自觉参与国家管理。而舆论监督的基础就是公众参与，即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决策过程。舆论监督的参与者越多，覆盖面越广，威力越大，震慑力越强。
媒介产业化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调动了受众，在客观上扩大了舆论监督的参与圈。“众口铄金”、“千夫所指”的局面往往让人望而却步，快速纠正个人或组织的偏差及错误行为。应当说，现代社会舆论监督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舆论监督的威力越来越大，一些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者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遏制，一些有悖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行为方式受到舆论的监督和人民的斥责。舆论监督在预防和救治社会偏差行为上显示出应有的威力。
二、舆论监督是价值传播的方式之一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是立足于一定的价值观念来进行评论、报道和发布的。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传播少数人的意见和评价，引发多数人的评论，达成倾向较为一致的意见的过程。而舆论监督是在肯定己方价值观念的同时，否定监督对象的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和倡导价值观念的途径和方式，是价值传播系统的组成部分。
（一）舆论监督的基础是价值观念
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评价，评价的依据是价值观念。具体到每一个舆论的参与者，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各种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不具备特定价值观念的人只能是人，而不是主体，参与不了舆论的形成。舆论的主体是社会主体，是对单个人的一种超越。舆论监督所依据的价值观念是个体价值观念的抽象和综合。它决定着社会主体该对什么事情、什么现象进行监督，即什么是社会偏差行为，决定着社会主体如何进行监督，以及监督的力度和深度把握。
人们先天的遗传因素、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职务、经济状况、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成长过程的一切经历，像一个背负着的“生命空间”一样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事物就会有不同的反映。人们面对无数的信息，价值观念就像人的“有色眼镜”，又似一只筛子，它帮助人们筛掉那些与己不合的信息，不去理睬，不去关注，而留下与自己原有倾向一致的信息，并总是在寻找能够支持和证实他们实际行为的信息。如果有些时候人们不能自我决定，避不开那些自己不愿意关注的信息，就会在对那些信息的理解上，即在“译码”过程中，以既有的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如人们对某些信息的增添或删减，误解或曲解等。但如果在自我价值观念引导下做出的解释仍在内心与既有价值观念发生冲突，价值观念就会进一步影响信息的储存，如人们总是倾向于记住自己感兴趣或赞同的信息和意见，对于那些自认为枯燥乏味、毫无意义、漏洞百出的信息内容则往往如过眼云烟。
如果不去关注该信息，那么对该问题的意见和看法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参与舆论监督了。不得已而了解到了这一信息内容，却用既有的价值观念去曲解或删减它，还是无法形成较有说服力的观点，不能融入到人们对问题的议论中来，无法成为舆论主体的组成部分。如果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念，而趋同于某种舆论之中，也最终会在价值观念的斗争中倒向既有价值观念的一边。一些贪官污吏们总能把国家发布的关于惩治腐败分子的各项法律法规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行动中又离题万丈，而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真实价值观念和行为向人民做出交代，受到法律的制裁。
价值观念是舆论监督的基础和先导，是舆论监督的内在支撑和决定因素。
（二）舆论监督的形成是一种价值传播的过程
任何观点都是在交流中产生或改变的。舆论在它形成以前只是存在着的个别的个人意见，或者只是多数个体内心潜在的、模糊的倾向和情绪。要想从个别的、潜在的、游移不定的意见转变为大多数人一致赞同的、明确的、声势浩大的公众意见，必须依靠传播、沟通和互动。
人类早期舆论的形成主要靠人际传播，以公众讨论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和对话，它使最初只为少数人拥有的意见逐渐扩大为多数人，或者将原先埋藏在公众个人心底的呼声在与他人议论的过程中得到认同和呼应，从而成为公众可以公开表达的一致态度，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现代社会舆论形成的主要途径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传播言论，直接反映舆论，经过舆论主体的分析、判断，形成舆论。大众传播媒介也可以传播事实，而事实本身是经过选择的，当然，选择本身就是以价值观念为基础。大众传播媒介是处理大量社会信息的“过滤器”，媒介工作者是决定信息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的“守门人”。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事实出现，为什么选择这一个而舍弃另外一个，其决定因素是价值观念。组织传播也可以形成舆论，组织传播往往是有目的的，引导性强，主要通过会议动和协商对话等形式来引导组织成的价值趋向和意见观点。
在舆论监督在形成过程中，各种传播形式彼此配合，彼此联结。特别是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在舆论的形成之中互为补充。大众媒介在提供信息、先声夺人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人际传播在深化认识最终促成态度改变、行为发生方面则更胜一筹。
对舆论的引导“与其用公开鲜明的主张直接地领导舆论，不如用制造信息环境的方法造成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从而间接地诱导舆论。在现代社会，后者不仅比前者更普遍，而且可以说效果更大”。李普曼认为，人们总是根据“脑海中的世界图景”来行动，而这幅图景与客观的外在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为人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认识大都是从大众媒介间接得来的。人们过分依赖媒介制造的信息环境，便使得大众媒介实施大规模舆论控制具备了必要的前提。媒介通过制造信息环境诱导舆论是默默进行的，不仅毫无痕迹，而且效果惊人。舆论监督的形式是舆论，目的是监督。它的形成是由少数人的意见和看法、价值观念和态度，向多数人传播，达成倾向一致的价值取向和观点。这个过程是一个价值传播的过程。没有传播，一个人或少数人对某事件的评说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都只能是单个的、孤立的、不为人知的一家之言，产生不了影响，发挥不了作用，“独清其清”、“独浊其浊”，对社会的意义很小，只有将自我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产生的观点、看法、意见建议表达出来，传播出去，才能引发人们的讨论和评价、切磋和交流，在观点的碰撞中，在价值观念的冲突和调和中，使意见趋向一致，指向社会偏差行为的主体，实施舆论监督。
（三）舆论监督效果是价值传播效果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