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舆论监督的历史过程中，相对于舆论监督理论研究的滞后，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实践活动令人欣喜地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列。从世纪愿年代的第一篇具有里程碑式的新闻监督式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作为开端，中国的新闻报道就一直在实践的层面上促进着舆论监督的理论研究和探索。经过多年的历程，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的社会生活、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之中。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及法制文明建设的进步，舆论监督的实践活动日益引人注目，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不仅因为它体现民意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从而在我国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中，以直接或者间接、显性或者隐性的方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社会公意的代表，舆论监督是惩治腐败的利剑，是呼唤社会良知的号角，是维护社会正义的盾牌。透过对社会特定现象的揭露和批评，舆论监督从社会公意的角度促进舆论监督意识深入大众，使舆论监督活动成为人类在追求全面自由发展过程中自觉的行为方式，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文明的标志，成为衡量社会整体进步水准的重要尺度之一。
本章选取了在我国影响较大、具有典型性的舆论监督个案进行评析，试图从具体的案例中，解析舆论监督在促进中国法制建设、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具体作用和实践意义；试图探索舆论监督方法的规范化、合法化道路；试图理顺司法公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试图寻找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舆论监督模式；试图为制定和完善新闻法规、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法治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一、“渤海二号”：跨入禁区的脚步
“渤海二号”事件的揭露，是怨怨年以来我国第一次对重大责任事故向领导部门问责的新闻报道，并因此而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自此以后，中国媒介一直在努力改进并发展批评新闻报道。
（一）事件回放
世纪年代初，我国的石油工业准备大规模地走向海洋。怨猿年，大连造船厂制造了我国第一艘钻井船，命名为“渤海一号”。同年，石油工业部从日本购买了“渤海二号”钻井船，自购进以来，该船已在渤海湾的十多处海域上进行过钻探作业。
怨怨年，我国渤海油田的探测人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油井。当年月怨日，石油工业部的一位领导要求“渤海二号”钻井船从已经打完的一口钻井迁到相距海里的另一个井位打一口资料井，要求月底打到缘米，取岩心米。海洋石油勘探局为此事曾对石油工业部汇报说完成任务很困难。勘探局和钻井处考虑到：临近冬季，“渤海二号”不抗冰，新井位水位太浅，不宜就位，并多次表示不同意打这口井，建议春季解冻后再打。但是石油工业部领导对这种建议不予理睬。月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向新的井位驶去。
然而，海上的大风越刮越猛，七级，八级，九级，十级！作业组组长刘学在组织奋勇抢救的同时，接连几次向不远处的愿号拖轮发出紧急呼救，但是，均没有得到回答。在大海和狂风的肆虐中，月缘日，“渤海二号”钻井船沉入海底。船上人全部落水，死亡人，总损失达猿万元。海难发生后，有关部门的领导对这一重大事故抢先定了调子：“突遇大风，不可抗拒。”“领导指挥无误，大家英勇抢险。”在这个既定的调子下，有关部门围绕这次“抢救”搞了“大总结，大评比，大宣传，大表彰”。
但是，前去采访的《工人日报》记者却揭露出令人吃惊的情况——愿号拖轮并不是没有收到呼救信号，它不但收到了，而且几次都收到了。事后愿号船长蔺永志在回答为什么对呼叫置若罔闻，不前往抢救时说：“当时被吓傻了！”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回答，是不能掩盖的失职行为。有关专家断言，假如拖轮一开始就参与抢救，后果绝对不是这样！“渤海二号”的作业组组长刘学说，此前，“渤海二号”曾经多次向石油工业部海洋局打报告，提出应重视钻井船的作业安全，解决保障安全的设备，但是，报告一一被驳回。这给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结果事故中最先打断的就是急需更换的通风筒，海水由此直灌到没有隔离的通舱，发电、动力系统全泡了汤。并且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气象部门已经发出了台风的警报。作业组组长刘学先后向海洋局发了三封电报，再三要求落实保障安全的措施，但领导认为没有必要，漠然置之。
然而，所有这些要害问题，在石油工业部主要领导人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下，全部被掩盖了！
经过愿个月之久的努力，《工人日报》终于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真相和石油工业部主要领导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公布于众。怨愿年月愿日，《工人日报》发表了《“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的文章，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作了完整的报道，不仅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还详细报道了翻沉的原因、经过，以及翻沉后的处理，揭露了某些官欺上瞒下、推卸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锋芒直指政府高官的渎职和不作为，报道发出后，舆论大哗。随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工人日报》还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文章，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冒险蛮干和瞎指挥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批评。
怨愿年愿月，由全国总工会和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在“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调查结束时，认为这是一起责任事故。事故是由于海洋石油勘探局在接到石油工业部紧急转移钻井地点的指令后，采取了违反安全拖船操作规定的方法，异常降低平台拖船造成的结果。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重新整顿、改善石油工业状况，当月缘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举行联席会议，康世恩列席会议，会议决定解除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明的部长职务，给予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记大过处分。不久天津市人民法院审判，对认定在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石油工业部海洋勘探局局长、党委书记骥祥等四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二）舆论监督史上的重大突破
“渤海二号”事件真相的揭露，以及后来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影响，第一次显示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其意义在于它不仅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报道的“禁区”，把应该让人民知道的事告知了人民，而且更在于这是中国新闻媒体首次将新闻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较高层的决策机构，由此，在舆论监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直接的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三个“第一次”：由于领导失误，政府部长被解除职务是第一次；由于严重事故不能被及时正确处理，给国务院副总理记大过处分是第一次；由于对事故处理承担责任，国务院领导声明自己工作失误是第一次。
“渤海二号”事件也使中国的新闻报道逐渐从“党报为本位”一元化的新闻宣传向“新闻本位”的发展，并在世纪愿年代实现批评性新闻报道的三个突破：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国务院在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中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从此，新闻媒体对后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均做了及时如实的报道。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一段时间以来，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先进典型被神化了，谁若是批评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谁就会被指责为“砍旗”、“抹黑”。“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率先冲破了这一“禁区”，为人们提供了正确对待先进典型的范例。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报道的做法。“渤海二号”事故的报道就涉及不少高级干部。可以说，这是“渤海二号”事件报道真正的实践意义，对后来的新闻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世纪愿年代一批震撼人民群众心灵的、颇具穿透力的重点报道相继问世，如关于大兴安岭火灾、关广梅现象等，我国的新闻报道逐渐摆脱了一元化的宣传模式，日益凸现了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自怨愿年开始，从“农业学大寨”虚假性的曝光到“渤海二号”事件真相的披露以及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大兴安岭火灾等事件的调查报道，我国的新闻报道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
批评性报道的发展，引起了新闻学界的注意并逐步展开了对它的研究。此后，大多数的相关讨论皆以“舆论监督”来称谓批评报道，并在舆论监督的框架下对之展开讨论，由此，为舆论监督概念的提出，作了相应的理论准备。从这个方面来说，称“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不为过。怨愿年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就意味着在党的报告中不仅首次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而且赋予舆论监督更加广泛的意义，使新闻媒介开展舆论监督有了政策上的依据，并且使得开展舆论监督成为党赋予新闻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
究其理论根，舆论监督特别是通过批评报道进行的舆论监督，是无产阶级政党报刊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功能，并不是后天的附加。马克思曾经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我国的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群众的喉舌，是公民表达意见的公共领域。当然由于我国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新闻媒体的国家工具性表现得较为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只强调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强调媒介代表党和政府实施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和引导的职能，而忽略了公众的知情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力的新闻媒体——《工人日报》，能够走出意识形态的羁绊，在实践中勇敢地跨入禁区，针对高级官的失误进行批评，显示出极大的胆略和勇气。
这种勇气和胆略体现了新闻记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职业精神。面对有关部门的领导抢先定下的调子“突遇大风，不可抗拒”，“领导指挥无误，大家英勇抢险”，《工人日报》的记者没有盲从，不唯官，不唯权，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顶着重大事故不能见报的禁令，突破了报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老规矩，经过愿个月的深入采访，终于详细披露了“渤海二号”葬身海底的原因。这在极左思想还很有影响，媒体普遍遵行“报喜不报忧”，加之其他媒体普遍回避的情况下，难能可贵。
这种勇气和胆量来自于新闻记者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事实是记者的天职。天职，就是社会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在岗位，天职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公正。只有坚持正义，热爱真理的人，才敢深入灾情，才敢报道内幕，才敢揭示真相，发表真话。
“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不仅反映了在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新闻传媒记者角色本位的回归，而且更是一种职业意识的觉醒，正像当代记者卢跃刚分析当时的《中国青年报》舆论监督工作时所说的一样：“觉醒什么？我理解，就是记者要有起码的职业尊严，不能重蹈荒诞年代的假大空、人云亦云、指鹿为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覆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推动天下为己任，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无论面临怎样的压力，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并作出写什么不写什么的选择。”这种职业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我国新闻职业精神的回归，翻开了我国舆论监督的新一页。
这正体现了中国第一“揭黑记者”王克勤所言的：“记者的荣誉就在于深刻地关注和忠实地记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不断地揭示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所在，深刻地反映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弊端，从而以新闻的力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二、“南丹矿难”：媒体首先撩起黑幕面纱
南丹事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例由新闻记者揭露出来的重大安全事故。
南丹矿难真相的揭露，实现了中国新闻界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与政府高层的正确决策的良性互动，它已成为我国舆论监督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范例。
（一）矿难事故：在追逐政治和经济利益下被隐瞒
凌晨猿时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龙泉矿区的拉甲坡矿发生重大透水事件，导致井下作业的愿名矿工遇难（最终发现愿具尸体，失踪一人）。
矿难发生的当日时许，南丹矿总经理黎东明接到报告，但直到下午时，黎东明才第一次把事故情况报告给当时分管南丹矿业的县委副书记莫壮龙。县委书记万瑞忠和县长唐毓盛等深感事故重大，一是“弄不好大家都死定了”，二是“如果龙泉被查封，南丹县的财政收入受到极大影响”，于是从月日至愿日，四名“县太爷”中竟没有任何人提议组织排险抢救，而是忙着和黎东明一起设计“里应外合”掩盖事实真相的计划，企图瞒天过海。
一方面由矿里出资安抚遇难矿工家属，另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同时矿主们对死难者的家属施加威胁。所有受难者家属都被警告：不许离家，不许与外人接触，不许对外透露任何与死难赔偿有关的消息。在“压下”的同时，他们还不断地“欺上”，不仅对河池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就连对中央，他们也隐瞒不报。从月怨日至愿月日这段时间里，包括自治区区委、区政府、河池地委、河池地区行署的有关部门的调查组、有关部门领导多次前往现场调查，都没有探明真相。愿月日，自治区的领导亲自到南丹调查时，在有地、县相关部门参加的汇报会上，汇报者仍然坚持“没有发现死人”的认定。在半个月中，南丹县面对全国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面对自治区的一再追查，面对先期明察暗访的中央媒体，一再坚持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事故，没有发现事故伤亡。在事故发生的远天后，自治区经贸委、自治区安全生产委会于愿月日传真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文件仍称“此传闻严重失实没有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二）矿难真相：在媒体的艰难介入下被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