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形成媒体联合力量。刘涌一案，其影响之大，可谓“众所周知”。当二审从死刑以语焉不详的判词改判为死缓后，报纸等传统媒体曾一度为之失语，而相对具有自由、比较能够充分地反映民意的网络媒体上，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媒体。一个星期之后的愿月日，《外滩画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文章直接发问：“留刘涌一命的根据在哪里？”并指出：“如果罪孽深重如刘涌都可以不死，那么，死刑留给谁用？”该文一发表，即被网络媒体广泛传播，众多网友纷纷跟进质疑。很显然，传统媒体的介入，又反映、影响、引导了社会舆论。在这里，网络媒体起到了“聚合”、“放大”的作用。网络汇聚了来自各媒体的报道，把他们的声音放大；通过网友的即时再创作，凝聚了民意。从而制造出网络新闻和评论的繁荣，把舆论推向最终的高潮，至此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并且报道出了所谓位权威法学专家应刘涌辩护律师田文昌的邀请出具过“专家意见书”、田文昌曾给中央和辽宁省有关部门和领导写过信、判决书中认定不能排除该案侦查过程中有刑讯逼供可能等事情，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刘涌是否应该判处死刑、“专家意见书”是否干扰司法、民愤与“多数人暴政”、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应该提审刘涌案等问题的辩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形成了互动联合，使得舆论监督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媒体监督中，党报不再独自扮演引导舆论、上传民意的角色，其他非党报媒体借助互联网平台也开始与党报“公平竞争”。“刘涌案”的提审还原于正义，正是这种以报纸和网络为报道的主角，形成媒介合力的监督格局发挥作用的结果。
其三，党报的加入，强有力地支持和引导舆论的发展。党报是我国舆论监督中的主要媒介，具有权威性、指导性的作用。刘涌案二审结束后的八月底九月初，《外滩画报》、《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等非党报，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人民日报》在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及时刊发关于案件提审的两篇报道，积极、理性地，而且从大局上引导了舆论，从而增强了民众维护社会正义的信心，体现了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公众舆论导向，并随时对社会舆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民主化进程。
但是，从全过程而言，刘涌案在舆论监督方面还有不少值得思考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刘涌案发到判决以前，新闻报道完全一边倒。这种情形的出现首先可能扼杀理性的声音。从法律上来说，作为同样的人权，被告刘涌同样有申诉的权利，他的辩护意见和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交锋的一些内容也应该进行客观的报道。媒体过早地将刘涌描绘成一个罪恶累累、死有余辜的嫌疑犯，确有误导之嫌。二是在对二审改判的讨论中，主流传媒对网络上的理性意见还是反映不够。网上出现某些激烈的言论，要求处死刘涌，责难辩护律师和专家的情绪化喧嚷之后，要求理性讨论的言论也不少，并非舆论一律。除了《希望舆论监督不要变成多数人暴政》以外，还有《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我看刘涌案：民主的胜利抑或法治的耻辱》、《我还是反对煽情——谈对刘涌案的深入思考》等，这些文章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民主与法治意识所达到的新水平。但主流传媒并未予以转载。媒体和记者的责任感同一些人对生命的冷漠和轻视形成了鲜明对照。为弱势者伸张正义，爱护并尽力保护每一个生命，让人间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的媒体在这方面始终在不懈地努力和追求。
（三）舆论监督有利于司法公正
“刘涌案”随着被告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而尘埃落定，但作为一个曾经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件，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由于其案件的特殊性和波折性，它引起的舆论也十分强烈和广泛，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刑事案件像此案一样令人关注，可能也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像此案这样能够引起广泛和持久的争议。
而争议的落脚点最终归结为媒体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新闻媒体是否影响司法公正。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媒体对司法的监督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新闻媒体与司法公正之间互动或者说冲突也日渐突出。一方面，言论自由是公民的神圣权利，媒体监督，包括对司法的监督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防止媒体过度干预司法，又对媒体监督设置了种种必要的限制。
不可否认强大的社会舆论对“刘涌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审视刘涌案，有这样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人们对该案的关注热情。对于此案的报道，媒体从侦查、起诉、审判等每一阶段，都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刘涌被改判死缓后，舆论哗然，并引发了从质疑刘涌改判的法律之争到舆论影响司法公正之辩。评说是舆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对法官并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提审会受舆论影响，但影响到司法独立判案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外滩画报》登出《对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的文章，之所以能迅速被众多报纸和网站转载，响应热烈，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这说明了“不平则鸣”，正如《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指出，刘涌到底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是死缓，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有着很强的专业性，普通人很难就此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刘涌为什么被从轻发落，尤其是为什么在终审中被改判，却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发问的，而代替公众提问的这个任务，无疑就落到了媒体的身上。代替公众提问，给公众明确的答案，是传媒的职责，这既不是“媒体审判”，也不是干预司法的独立性，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对司法审判所进行的必要监督。很显然，“刘涌案”之所以能够被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公民舆论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法院作为国家独立的司法机关，当然必须尊重民意。司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对民意的尊重，不是直接把多数民众对个案的意见移植到裁判中，司法过程中也不允许对各种可能的裁判事先进行民意测验。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众对于法官是否严格执法的监督，才是法官对民意最好的尊重。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在终审判决之后的提审，尽管是含有回应舆论的用意，但并不表明法律会受到民意的左右，也并不表明审理的具体过程也将受到舆论的左右。因为提审过程照样需要严格依法进行，即使在提审过程中，舆论反应再强烈，法官也可对“民意的具体要求”置之不理，独立依法律规定审理及作出审判。
对“刘涌案”这一个舆论反应强烈的案件进行提审，反映出审判机关对公民意见的尊重，也是对人权的尊重。由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涌案的二审违反公开审判原则而遭到民众的种种质疑，最高人民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赋予它的权力对刘涌案提起再审，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而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中，“刘涌案”的判决书，洋洋一万八千余言，罗列被告人所有犯罪事实和证据以及判决的理由，其中特别是对足以判处死刑的“直接或者指使、授意他人持刀、持枪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致人死亡，缘人重伤并造成人严重残疾”的罪行，作了详细叙述，并且逐条驳回了被告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理由，这是基于事实和法律作出的独立判决，显然不是“民意干预”的结果。
因此，司法过程一方面要求赋予司法机关独立的地位和权限；另一方面，也应当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后的“第四种权力”，美国早期杰出的民主派人士托马斯·杰弗逊深刻地指出：“我深信预防此类对人民不正当的干预方法，就是通过公共报道的渠道向人民提供关于他们自己事务的全部情况，并且力争做到使这些报纸深入全体人民群众之中，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保持这一权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从机制上保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司法的舆论监督，是依法治国、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因此，舆论监督（包括对司法的监督）在我国就有了宪法和政策依据。在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完全实现司法公正的背景下，社会舆论的监督应该成为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因为当不公正的裁判作出后，舆论通过反映各方面对裁判结果的批评意见，会对不良的司法运作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司法机构通过正当程序纠正不正当的裁判。正是因为媒体舆论和公民舆论（表现在网络上）对“刘涌案”在二审中缺乏透明度和无法令人信服的判决意见提出质疑，才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的再审过程。
对于“刘涌案”的改判，“也许辽宁高院对此案的判决有站得住的依据，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法院也有义务对所谓的‘本案的案性和实际情况’作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黑箱’，也没有受到行政干预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正是由于信息披露得不充分，客观上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导致了人们对审判公正性的怀疑，而法律的权威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审判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是法制社会发展的要义。同时，因为“并不是法官的认识一定会比其他人更高明，更具有真理性，以致人们不得不服从，而是因为国家基于平定纷争的需要赋予了本身是普通人的法官以‘法官’这样一个身份和相应的权力。社会对司法审判的接受，并不是对一种强加的暴力的接受，而是追求自由、尊严与秩序的结果”。因而司法部门同样也可能因为个人因素的关系，而出现某种评判的偏差。这正说明了司法公正需要舆论监督。当司法评判被公民接受的时候，公民就会保持认可，当这种评判与公民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某种情绪就会通过一定的途径表达出来，而现在自由的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这个极为自由而便捷的平台。司法接受监督正是体现公平、促进法制的必然进程。
所以，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刘武俊先生说，以传媒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是监督公共权力、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也应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强权侵犯的“盾牌”。如果说立法、司法、行政等公共权力是构成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力量泉，那么公众舆论这一民间性质的权力监督资几乎就成为公民社会唯一能够与公共权力对峙和抗衡的力量泉。倘若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那么“以舆论监督权力”则堪称现代公民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理念和高擎的一面民主旗帜。
八、银广夏事件：舆论监督之于企业的意义
同美国的安然事件一样，银广夏事件的最大启示就是财经媒体和市场参与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与证监会的行政监管相比，这两种监管渠道更重要、更直接，因为它们是在问题刚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就可发挥监督作用。
（一）事件回放
北京《财经》杂志在一篇名为《银广夏陷阱》的长文中，首次披露了广夏（银川）实业有限公司做假账、虚构财务报表、谎报利润等金融违法行为。此文一出，旋即在中国股市乃至整个金融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昔日被誉为中国“第一蓝筹股”的银广夏神话随之破灭，其耀眼光环下隐匿的惊天骗局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银广夏“神话”怨怨怨年，银广夏的每股盈利郾缘元；股价则从怨怨怨年月猿日的怨元启动，一路狂升，至年月怨日涨至猿缘郾愿猿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转赠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年月怨日完全填权并创下猿郾怨怨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缘郾怨愿元，全年上涨豫，高居深、沪两市第二。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倍的基础上，每股收益攀升至郾愿元。
“神话”的产生银广夏的利润神话自其从德国进口的一种设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怨怨怨年月，第一条缘立升伊猿的生产线在银广夏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广夏试行并投入生产。根据银广夏公告，天津广夏在怨怨怨年度、年度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萃取产品达缘远万德国马克（约亿元人民币）、愿亿德国马克（约郾亿元人民币）。天津广夏因此在怨怨怨年创造的利润占银广夏的缘豫以上，年更几乎囊括了银广夏的全部利润。后来银广夏又在芜湖和银川投资设立了两条缘立升伊猿和一条猿缘立升伊猿的萃取生产线。并自称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萃取基地”，前景似乎十分光明。年猿月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远亿元人民币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仅依此合同推算，年银广夏每股收益就将达到～猿元！
“神话”的破灭财经记者经过一年多的多方调查、跟踪、取证，摸清了银广夏股价从怨怨怨年底的怨元狂升至年底猿郾怨怨元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凌华薇、王烁两位记者，首先即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天津广夏上，因为整个广夏实业缘豫的利润均来自于天津广夏，而天津广夏独撑大局的资本仅仅来自于与唯一一家德国公司所签订的每年高额出口供货协议，通过从德国购买的所谓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来完成全部的供货额。
两位记者的常识告诉他们这么大的一家上市公司，不可能将全部主要贸易仅放在与一家外国公司的交易上，这不但非常危险而且不合常理。于是他们凭借专业知识和职业的责任感，开始了漫长的探访取证过程。
在《银广夏陷阱》这篇长文中，记者们拿出了三大疑点：第一，文章指出天津广夏所谓的超临界萃取设备，即使通宵达旦的运作，也产不出其所宣称的数量。记者们为此专门请教了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杨基础教授和西北大学陈开勋教授，通过专家们的意见证实了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完成合同上规定的巨额数量的。第二，天津广夏萃取产品的出口价格高得近乎荒谬，姜精油、姜油树脂、桂皮油等产品的售价，与国际市场的伦敦价格，与众多国内厂家、行业专家提供的参考价有着巨大的差距。第三，记者们了解到银广夏对德出口合同中的某些产品，根本不能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提取。两位记者走访了国内相关问题的多位专家，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