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仓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輶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
意思是说，文字是言语的书面形式（体貌），也是文章所寄身的住宅。但是，文字并没有直接与言语的声音有联系，因此不管语音发生了历史变化，文字自黄帝至今仍然被使用着；就像扬雄记录方言，同一个字可以按不同的方音来读。刘勰既继承了古代“名学”的观点，又有所发展。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涉及其他方面的传播思想，但没有特别的新意。由于刘勰早年学《易》修佛，中年入仕尊儒，晚年皈依佛门，又兼遭际乖舛，思想比较糅杂。有幸是他的《文心雕龙》在30余岁完成，所以他的基本思想在儒道之间。他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尤其可贵，因为这实际也是文学传播的标准。他说：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责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六义”包括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六点要求，每点他都指出合乎《经》和不合乎《经》的两个方面，可以反映他在传播思想上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原则。这里说的《经》，具体而言是《诗经》，但就其所指内涵来说，则更广泛，也许称为文学传播的准则更合适；他要求用“经”来指导“文”，不是用“经”来代替“文”。所以说“文”是蕴涵着“理”的传播形式，“经”是融入了“情”的传播核心。所以他引用“诗言志，歌永言”后说：“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南北朝的文史哲传播思想
一、陈寿《三国志》及其传播思想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了深入研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薄、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职。西晋政权下，曾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著有《三国志》、《益部耆旧传》和《古国记》等书，整理过《诸葛亮集》，今仅存《三国志》一书传于世。《晋书·陈寿传》介绍说：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沉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朂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为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破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皆如周言。……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意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
《三国志》全书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4卷是帝纪，《魏书》的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都是列传。篇末时有“评”语，可见陈寿关于人际传播的部分思想。例如评价王肃时说：
夫王肃亮直多闻，能析薪哉。刘寔以为：肃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荣贵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财物而治身不秽，此三反也。
“反”的意思指王肃处理人事的双重性格：对待上司很有原则，但对待下属却比较暧昧；贪图荣华富贵，但从不苟且迎合；吝惜财务，却又做到洁身自好。陈寿赞扬了这种人际传播的观念。
又例如陈寿批评“讥谀”性质的失实传播，针对孙资因为勤俭谨慎、不轻言浪语反而遭人讥讽的情况说：
孙资勤慎，并管喉舌，权闻当时，雅亮非体。是以讥谀之声，每过其实矣。陈寿通过三国时期贾逵和诸葛亮两个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指出称誉要“有名有实”，执法也要“循名责实”，特别肯定了诸葛亮在执法传播上“开诚布公”和“循名责实”的思想。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认输者罪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称誉有名有实者也，咸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见述于后也。陈寿的传播思想还表现在评述人物时借用人物事件展开议论，他对内在的“才”和外在的“善”之间的传播关系，借卢毓之口作了分析；他对以激诡的行为来传播虚伪的节俭清廉，借和洽之口进行了抨击。说明陈寿在“行为规范”方面有自己的传播思想。他说：
（毓曰）才所以为善者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
（洽言曰）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当时社会上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节俭清廉，居然“形容不饰，衣裘弊坏”，甚至故意把衣服弄脏，办公时自己拿着酒壶饭菜。和洽说：确立教化，考察民俗，可贵的是要不偏不倚，才能持续下去。如果现在推崇一种极端的做法，来标榜与众不同，勉强地执行，一定造成心疲力瘁。古人教化，力求通达人情。凡是一切极端的做法，都是用外表来掩盖虚伪的做法。这里提示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原则：社会道德的宣传必须符合人情常规，凡是极“左”的做法，都掩盖着背后的虚伪，不仅无法持续，而且一定会搞得心疲力瘁，事情适得其反。
《三国志》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瞒缺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做到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非常难得。同时他也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宣扬了自己的伦理观念和传播思想。如《魏书·臧洪传》写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内无粮草、外无救援之际，他命令手下带家小赶快逃跑，手下人坚决要与他一起死战到底；后来薄粥也完了，他只好“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陈寿全力倾注笔墨，写得非常生动，十分悲壮，反映了对节义的赞赏和向往。又如《蜀书·先主传》写道：是时，曹公（操）从容谓先主：“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匙）箸。短短数言，把三国时期的两位叱咤人物之间互动的心理传播写得栩栩如生，曹操的雄心，刘备的韬晦，跃然纸上。在《周瑜鲁肃吕蒙列传》中记载，曹操听到刘备占据荆州时，“方作书，落笔于地”。一个小动作，烘托出刘备在一代枭雄曹操心目中的分量。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的《三国志注》更为《三国志》的史学传播加强了增值性效果。裴松之，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引了200余种书的资料来补益史实，故人称他是“《三国志》功臣”。
二、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与传播
当代人传播当代历史的，在南北朝时期十分多。本来中国的史学可以说是“史官文化”，这是说中国的史学传播基本上控制在封建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手里，并由专人“史官”负责。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有个人抒愤的动因，他毕竟是“太史”的后裔，仍然可以纳入传统史学的规范文本；汉大一统，《汉书》的编纂更能体现中国史学的精神，史学通常被占统治的思想所控制，失去独立的、个性化的意义。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断，兼之南北对峙，史学开始不再是钦定“史官”的专利，一些文化人“奉命”编史，于是出现了官私结合的史学新风。其中《宋书》和《南齐书》最为突出，它们均被列入“二十五史”之中。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全书100卷，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载了南朝刘宋60年的史事。作者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沈约出身江东望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死于政治斗争中。据史载：
沈约，字休文，吴兴郡武康人也。祖林子，征虏将军。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诛。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起家。……梁武帝时，沈约参与谋议，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封侯。后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有司主张谥他“文”，武帝认为沈约“怀情不尽”，谥为“隐”，所以后人也称他为沈隐侯。
他曾劝宋高帝萧道成改制称帝，从时俗变易、人心所向的传播角度说：
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已，终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著。谶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是，历数所至，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
他跟萧道成说，时代变了，风俗也变了，士大夫都希望投靠权臣以保福禄，连小孩儿都知道齐的强盛伟大，只是大家不明说出要你称帝罢了。天象和谶语都显示刘宋已经没落不得人心，要姓“萧”的做皇帝。他指出：“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终于在他的劝说下，萧道成命他起草诏书，让13岁的刘准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并改国号“南齐”。
由于沈约好文学善诗赋，所以在他编纂的《宋书》里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的辞赋文章，为中国文化传播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传播思想，例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选用良吏，久居其位；亲近贤良，斥远小人等。书中特别有一段音乐舞蹈传播功用的话，很有意思：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舍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怒则争斗，喜则咏哥（歌）。夫哥者，固乐之始也。咏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故谓之乐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他指出，喜怒哀乐和好得恶失是人的天性，它们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音乐舞蹈正是这一天性的自然反映，是人类发泄内心感受的要求所发出的行为。他接着指出，虽然音乐舞蹈是人类天性的反映，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引导，使它们发挥移风易俗和使人心平和、行为端正的作用。
沈约是懂音律、擅长乐曲的大师。他还把这种音理知识运用到汉语语音节律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汉语四声的人。《梁书》本传有这样叙述：“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周捨用沈约的四声知识回答，举了四个字：天子圣哲。这四个字的依次读音，正是中古汉语语音的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虽然古人早已发现汉语有声调的事实，但始终没有说清楚声调的具体区别，而沈约利用音乐原理不仅辨别出汉语声调的四个调类，还分别给予了命名，至今语言学家还沿用着这个术语。
《南齐书》也是官私结合编纂的史书。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历史。全书60卷，其《自序》一卷已佚，今存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作者萧子显（公元488～537年），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是南齐宗室，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齐亡时14岁，他因好学多才，而得到梁武帝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徒主薄、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梁武帝天监年间，他主动要求撰写齐史，获准后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全书，武帝下诏秘阁收藏。由于萧子显撰史得到政府允准，所以他阅读各种原始档案，其文字材料属于第一手，史实比较完整且具有权威性。关于其人，《梁书》有介绍：
子显，伟容貌，长八尺。好学，工属文，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书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诏付秘阁。
《南齐史》的“论赞”在形式模仿范晔的《后汉书》，但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尤其关于传播思想方面的一些看法。由于齐梁时期盛行佛教，所以他在书中也用较多篇幅极力宣扬佛学的传播力量。例如他把佛教与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和杂家等比较，论证佛法的优越性。
关于史学传播的发动，他在书首的奏文上写道：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他表示自己虽然没有能力“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但也绝不是“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他认为史学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从事史学传播的人，应是胸怀天下的人才才能胜任的。
《南齐书》中可谓对佛道二教的传播阐述最是深刻，它论述了二者传播思想的分合，传播方法的异同，传播目的仿似。书中说道：
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将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则大乖矣。屡见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交诤小大，互相弹射，或域道以为两，或混俗以为一；是牵异以为同，破同以为异。则乖争之由，淆乱之本也。……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在名则反，在实则合。但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办也，圣匠无心，方圆有体，器既殊用，教亦异施。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为贵。佛迹光大，宜以礼物；道迹密微，利用为己。优劣之分，大略在兹。
又若观风流教，其道必异。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安得老释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东流，道亦西迈，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质。然则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