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化是历代手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商业的繁荣就不可能有手工业的兴盛。宋代温州是全国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体现在温州与全国其他地区的长途贸易相当兴盛。比如，温州以产漆器着名，但温州本地并不产漆，这种漆器的原料需从福建、四川以及浙江西部运来，制成漆器后又运销到全国各地。温州本地桑树不多，估计丝织生产的原料相当一部分也来自其他地区。温州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尤以柑橘和水产品最为着名。温州柑橘的味道和品种都号为天下冠，所属各县都有出产，每年重阳时柑橘颜色还未转黄，橘农便将柑橘采摘下来，用船运销浙江北部和长江下游各城市。温州的海鲜和用盐腌制或晒干的鱼货（当时人称鱼鲞），也贩运到各地特别是临安销售。南宋时，来自温州、台州、明州的鱼货是都城临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不仅家境稍为富裕的人家要靠鱼货下饭，即使贫民也不可缺少，临安城内外的鱼鲞铺不下一二百家。当时人吴自牧记载临安生活的《梦粱录》提到临安鱼鲞的来源地，首先说到的是温州，可见温州是临安鱼产最主要的货源地之一。由于陆路交通不方便，温州的外运商品主要经由海上运输，当时人写诗赞温州：
“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反映了从温州乘船到外地的方便和迅速。
特别值得一提的，温州还是宋代我国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即接待外国贸易船，南宋初年更在这里设立市舶司，用来管理和开展对外贸易。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来温州经商的商人甚多，温州专门设立来远驿以接待之。除了商客，在温州的着名寺庙永嘉江心的龙翔寺和乐清雁荡山的能仁寺，还经常有自日本、朝鲜等国前来学法的僧侣。此外，还有不少温州人踏波逐浪，到国外贸易。元朝时一位名叫周达观的温州人曾奉命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据他的记载，他和使节在离开明州（今宁波市）以后，转到温州港口“开洋”（即换直达国外的海船），而真腊是“旧为通商来往之国”，他在此看到来自温州的漆盘，又遇到定居于此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位姓薛的温州人在南宋景定元年（１２６０年）到达真腊，和周达观相遇时已定居真腊３５年。据此看来，温州是宋代对真腊贸易的主要港口，有一些温州船只前往真腊贸易，而且早在南宋已有因做生意而定居真腊的温州人。这位姓薛的华侨，可算是文献记载的最早闯荡海外并定居当地的温州人了。
温州商业的发达，不仅体现在国内长途贸易和国际贸易上，也体现在区域内部的贸易上。北宋中期，温州州城所在的永嘉县一年的商税额达到２５０００余贯，比明州州城所在的鄞县（今宁波市）要高出５０００余贯。温州的城市规模虽然无法和杭州相比，但城市繁华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杭州。
早在北宋中期，前来担任温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州的杨蟠，就写诗称赞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商业发达导致了经商之风的兴盛，人们摆脱传统的看不起工商业的“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热衷经商致富。宋代地方志说温州经济的特点，是“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土俗颇沦于奢侈，民生多务于贸迁”。这些话如果改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说温州人大多经商，往来于各地，温州货细巧精致美观，温州人喜欢过奢侈的生活。
宋代，温州的农业取得较大的进步。温州沿海平原的大部分已经从海洋中冒出水面，演变成陆地。通过修建海塘、埭坝等水利工程，沿海平原逐渐得到开发，温州的粮食生产获得较大的发展，南宋时还一度对外区输出余粮。不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北宋后期温州有１２万户居民，到南宋后期已近２０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人口的增长，使得海拔不高交通方便的浅山区也获得开发。在南宋后期的温州知州吴咏看来，当时的温州土地开垦程度很高，已无“不耕之田”，为了提高粮食亩产量，普遍实行晚稻和春小麦连作制，冬春之际“无不种麦矣”。然而，由于温州的耕地主要集中在面积有限的沿海平原，而沿海平原成陆不久土质多不理想，难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温州逐渐成为缺粮的地区。吴咏将温州和江南的苏州、湖州进行对比，说温州：
“总一岁之收，不敌浙西一邑之赋，举全州尽熟，不如苏、湖一顿之粥。”意思是说：温州一年的收成，还赶不上江南一个县交纳给国家的税粮；即使全温州各地都大丰收，所收的粮食还不及苏、湖两州所有人家烧一顿稀饭的米的数量。由于这样的原因，温州在南宋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缺少粮食，需要从外地运入一部分。
耕地的缺少，使得温州人不能像江南平原那样，将务农种粮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出路，只能涌入工商业和海洋渔业、柑橘种植等农业多种经营部门。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大开放的时期，工商业政策相对宽松，这种时代背景使得温州人可以通过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多种经营来解决生计问题。就此而言，宋代温州经商之风的兴盛，确实是人们在自由宽松的政治条件下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由于缺少资料，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宋代温州的劳动力中，究竟是从事农业的人多，还是从事工商业的人多。福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特点与温州相当接近，南宋时福建人大多经营工商业和农业中的商品生产，估计温州也应当如此。可以说，今天温州工商经济各个方面的表现，如大部分人经营工商业，工商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产品精致，重视工商业的社会风气，以及为追求商业利益不怕风险不惧艰难的创业精神，都可以在宋代找到丰富而全面的对应材料。
经济的大发展必然促进文化的大发展。据对浙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南宋时期温州考中进士的人数高达１０９８人，几乎占了今浙江省境南宋进士总数的２０％，超过省内的其他府州，甚至南宋首都所在临安府（今省会杭州市）。宋代科举很少考虑世家大族的利益，而且考试程式严格，各地中举人数的多少基本取决于区域文化水平和人们对科举的热心程度，因此，根据进士数量就可以说温州已是浙江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当时人也是这样看的，南宋中期人韩彦直对此评论道：“温之学者由晋唐间未闻有杰然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所谓“文物极盛处”，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
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并反映经济的特点，宋代的温州文化同样如此，温州工商经济的发达，温州人的重商之风，在当地的文化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在发达的工商业经济的熏陶下，一些文人不顾自己的身份，为在各类娱乐场所和江湖表演的艺人撰写人们喜闻乐见的戏文，通过艺人的演出，创造出综合的用歌舞表演和唱词来表达故事的较为完整的戏曲形式“南戏”。此后，南戏逐渐流传开来，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鼻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强劲的重商之风还吹进温州的思想界，并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南宋的着名思想家中，有一批人出自温州，由于他们的思想具有共同的特征，并且又都是同乡，而温州原称永嘉郡，这些思想家被人们称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三大学派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清代着名思想家全祖望评价永嘉学派：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１１６５-１１８９年）以后，“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这里所说的“朱”，指道学代表人物朱熹，“陆”指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水心”指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可见，永嘉学派在当时与道学、心学鼎足而三，是南宋思想界的三大学派之一，在当时声势和影响极大，具有崇高的地位。
永嘉学派又叫做永嘉事功学派，以主张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强调实事求是，研究实际问题为学派的主要特点。北宋元丰末年至元佑年间（１０８５-１０９４年），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等九位在首都开封的太学学习的永嘉学者，把北方的着名思想流派洛学传入温州，并开始和当地的思想文化相结合。到了南宋初期，通过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努力，形成新的思想流派。此后经过叶适的努力，永嘉学派开始与道学和心学相抗衡，叶适被认为是永嘉学派集大成的人物。
薛季宣提出：“（道）舍器将安适”，“（道）常存于形器之内”的思想，主张精神的“道”只能存在于物质的“器”之内，没有物质“器”，就没有精神的“道”。叶适进一步发展了薛季宣的这种自然观，指出：“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道虽广大，而终归之于物”，明确提出宇宙万物都是物质所构成的，精神的“道”出于物质的“物”，最终还归于“物”。因此，研究“道”这个规律，不能离开具体的事物。永嘉学派的这种学说，在当时正统理学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忽略解决实际问题的倾向日益明显的时候，作为一种对立的学派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永嘉学派主张物质是道德思想的载体，一切道德思想都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人们只有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掌握客观规律。
这种思想观点和认识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高明的，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大放异彩。
强调事功与义理的统一，是永嘉学派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这一点，主要通过功利和仁义关系的辩论而体现出来。“仁义”或者“道义”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以往的解释大多从个人的伦理道德方面入手，注重倡导个人的修养，到了南宋，着名思想家朱熹更明确提出“去人欲，存天理”。永嘉学派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主张用功利的观点来统一仁义。薛季宣提倡“利者义之和”，认为“功利”和“仁义”应该是统一的。叶适晚年明确提出：仁义必须通过功利表现出来，否则不仅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谈，仁义本身也无法存在。当朱熹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语来作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时，叶适表示坚决反对。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迂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天下矣！”在他看来，仁义和功利应该是统一的，仁义应该体现在功利上，如果没有功利，仁义也就成为无用的空谈。古代的人之所以受到称赞，原因是将实际好处给别人而自己不认为有功于人；到西汉以后儒家照董仲舒所说不讲功利，于是道义便成为没有用的空话。永嘉学派的学者都反对理学将道义与功利完全对立起来，反对他们“以义抑利”，而主张“以利和义”，即用“功利”来统一“道义”。
永嘉学派的思想精髓是反对空谈，讲究实效。
他们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离开具体事物的空想；主张读书要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反对空谈。早在北宋时期，周行己就倡导“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的观念，认为所获得的知识必定要用于社会，而用于社会一定要彻底。叶适十分强调义理必见于事功，反对当时盛行的“务虚而不务实”的学风，认为“将求今世之实谋，必先息今世之虚论”。他明确地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在这里，叶适通过批评理学家空谈仁义、性理与天道，不务实学，清楚表达了永嘉学派的观点：无论读书、写文章还是做事，都必须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此外，叶适还对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即治国必须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搞没有用处的空洞说教。
永嘉学派的学者都特别重视研究现实问题，或通过学术研究获取有益于社会的知识。薛季宣对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等时务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被当时人赞誉为“眼前殊少见其比”即少有的人物。陈傅良知识渊博，凡法制、经济、吏治等“当世之务”，或汉唐历史等能为人提供借鉴的学问，无不注重研究，被当时人赞誉为“最为知今”的学者。叶适在多年担任朝廷和地方的官员的经历中，注意研究并解决现实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罢职回乡后潜心总结自己的经验，辑录有用的历史知识，着书立说。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都在地方和朝廷多次任官，做出不错的政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怎样才是经世致用，如何经世致用。
要经世致用，就要关注客观世界的变化，并根据变化调整自己的思想和做法。因此，永嘉学派还提出“通世变”的重要观点。所谓的“通世变”，意思是说，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努力方向和工作方法，以顺势应时，与时俱进，获得最大的功效。
讲究实用成为永嘉学派思想的最显着的特点。明清时期的着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用性：“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永嘉学派的这一特点，对后世的温州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元明清时期，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而被统治阶级大力倡导，成为垄断性的学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也没有出过几个侈谈性理的空谈家。人们在分析今天温州人的不轻信教条和理论，一切从现实出发，一切都要亲身尝试，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愿做等创业文化的特点时，都提到了来自宋代老祖先的讲究实用反对空谈的思想理论的影响。在人们看来，正是祖先思想的代代相传，铸就了温州人注重现实崇尚实干的灵魂。
永嘉学派成长于温州，是温州地域文化的产物，温州社会经济文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因此，宋代温州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要在永嘉学派中的着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儒家的传统思想向来是重视农业生产、轻视工商业生产，认为农业是根本，工商业是末作，必须“重本抑末”或“厚本抑末”。宋代我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同样迅速，人们对工商业的重要性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浙江等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投入工商业活动的人越来越多，经商风气盛行，参与其中的不仅有平民，也有官员；不仅有农民，也有读书人，几乎波及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以至于有人感慨“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上有所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