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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温州人的“创业经”(3)

温州人发展经济,没有榜样可以学习,没有教科书说明该如何做,也没有红头文件指路,一切只有依靠自己的摸索和尝试。当时,计划经济统治一切,私营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大批特批,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间中仍被视为“异数”,每次掀起“姓资”“姓社”的讨论时,温州的私营经济都被作为讨论对象。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温州人的创业,不仅需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开辟市场,每一步都要非常仔细地用好来之不易的辛苦钱,还要注意不要触及禁区。可以说,每走一步,都有巨大的风险。勇敢的温州人就像一群斗士,一支铁军,终于在计划经济的封锁线中杀出一条血路,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上创造出许许多多个“中国第一”。这些创造,表现了温州人的聪明才智,体现了温州人为自己和家乡的脱贫致富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平阳县肖江塑料编织市场、乐清县柳市电器市场等十大市场开始形成。这是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

1980年8月11日,当时的权力机构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批转市工商局《关于对个体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至年底,市区1844户个体工商户得到登记并领到证件。这是中国自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发放的第一批个体工商执照。

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将一年期存款月息由4.5‰上浮至10‰,贷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为15‰,后来温州市政府批准在较大范围内试点。这是中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1989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惟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1984年4月,苍南县农民在鳌江河口五个渔村和一片滩涂的基础上,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全新的城镇龙港镇。到1997年,龙港镇城区面积达8.5平方公里,人口近14万人,工业产值近24亿。这是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1986年11月1日,一位姓杨的先生及另外几位职工集资建立的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信用社采用股份制,发起的8个人共集资近32万元。

开业头两个月,吸收12300多户个人储蓄2284万元,为849户贷款1520万元。这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

1985年10月,苍南县桥墩镇81户农民每户集资5000元,共40.5万元,创办桥墩门啤酒厂。

这是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此后,全市各地纷纷仿效,兴办股份合作制企业。

1987年10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温州市人民政府上报的《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

1988年2月9日,温州市金城典当行开业。

该行采用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体、银行、个人三方面集资入股,共有股金64万元。这是中国第一个典当行。

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状况,颁发《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肯定股份合作制企业,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制定二十条政策。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

1991年1月8日,辞职后兴办家庭果园的原永嘉县上塘镇党委书记叶康松,在温州市政府和中国驻美使馆的支持下,经国家经贸部批准,在美国成立美国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后发展为美国康龙集团。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农业公司。

1991年7月28日,温州机场通航不过一年,苍南县龙港镇只念过初中的26岁的青年农民王均瑶,因感于长沙——温州间没有客机,创办天龙包机公司,开通长沙至温州的第一条私营包机航线。这是中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4年后,天龙公司先后与十多家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27条国内航线。

1994年10月7日,温州市人民政府为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制订《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法》,提交市人大常委会通过,规定了质量立市的指导思想和实施细则。这是中国城市第一个关于“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除了以上的十二项,人们还可以举出产生在温州的若干项“中国第一”,如中国第一座地方投资为主的机场,第一个私营油田开发商,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的城市,第一个私人钱庄,等等。确实,在我们国家阔别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多年以后,出现在这两个方面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会创造出中国当代经济史上的“第一”。温州人率先走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道路,自然会首先创造出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可以知道,每一项“中国第一”都是艰难的创造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以上的“中国第一”中,有几项是温州市政府创造的,反映了市政府能够根据温州实际情况调整政策,以适应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促使市政府调整政策的决定性的力量,自然还是温州人对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执着和创造性。

我们不妨略为回顾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和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以及青年农民王均瑶创办我国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的事迹,看看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韧劲,以及如何在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寻找政策的突破口,以创造出自己的“中国第一”。

1983年11月,浙江省政府批准龙港设镇。

第二年初夏,苍南县同意由最早建议建设龙港的区委书记陈定模任镇委书记,镇委用借来的3000元钱,开始规划城镇蓝图。当时,龙港还只是5个相连的小渔村。按通常的思路,城镇建设的主体不是国家投资,就是外商和群众集资,龙港根本不可能争取到国家和外商投资,只能争取群众集资。

陈定模想到,农民早就想冲破城乡之间的樊篱进城生活,农民有钱,为何不能找农民集资?于是,镇上成立12个宣传队,带上规划设计图,先后四次分赴全县各区镇,动用大海报、墙报、幻灯和广播喇叭进行宣传,并在《温州日报》大登广告,又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到1984年8月底,共有2000余户农民、干部和职工申请到龙港,镇政府借此收取土地有偿使用费1.2亿元。此外,龙港还收取各种公共设施费,这项费用到1985年底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基本上解决了城镇建设“三通一平”的基础工程的投资。此后,又通过合股集资和无偿集资的方式,解决了城镇文化、教育、工厂、商店、码头、仓库的兴建费用。

由于龙港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思路建设,在不少问题上都遭到恪守老习惯的人的阻力。初期最有争议的是土地的有偿使用问题。按照我国宪法,土地是不准买卖的,龙港镇委陈定模一班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找到了武器,把马列经典的级差地租的理论变通为有偿使用土地,按每间地基在规划中的地段和土地效益收取费用。有资料称,龙港镇的这种做法,开了我国土地有偿使用的先河。此外,当地原住户的拆迁,城镇公共设施费的征收,都曾遭到激烈的反对,不少原先一心要进城的农民也犹豫顾盼甚至闻风退出。因有人告状,县里的工作组,省市县三级纪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都曾前来调查陈定模的多项“问题”。陈定模事后回顾说:“官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他的态度是:“顶不住也顶,宁可因为改革让人骂三年,也不能留个破烂城市让后人骂三代!”他一边向上表示“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一边按自己的计划加速建设龙港。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有一定经济实力、生活和文化设施齐全的城镇终于矗立在东海之滨。到1991年,全镇人口12万多,社会总产值8.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6.4亿元,居全国2000个亿元乡镇的第20位。1997年城镇增加到近14万人,工业产值达到近24亿元。

修建一条通往温州的铁路,是温州人民百年的梦想。1989年4月,出席省人大七届二次会议的温州市100多名代表,联名向大会提交《关于尽快建设金温铁路》的议案。但是,决心虽大,国家却无力投资。温州人提出一条崭新的思路,能不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包括到境外筹资?当时,中外合资企业在我国已经很多,但铁路属国家命脉,引进外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先例。

温州人没有因此而气馁,在省、市政府和着名的旅台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努力下,突破禁区,引进港资建设金温铁路。1992年1月,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和浙江省地方铁路公司,在香港正式签订《合资兴建金温铁路合同》,为金温铁路建设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温州人民的夙愿有可能成为现实。

1991年春节前夕,苍南县龙港镇只念过初中的26岁的青年农民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在湖南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需要翻山越岭1200公里,跨越湖南、江西、浙江三省,乘客无不感受到坐长途车的劳顿和烦躁。王均瑶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开得太慢了,一位同乡挖苦道: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王均瑶的头脑中立即闪过一个思想火花:

飞机快,为什么不能去包一架飞机回温州?过去,乘飞机是干部级别和待遇的一种体现,只有县级以上的领导才有资格乘飞机。然而,王均瑶却没有想那么多,凭着自己执着的信念,迈进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经过一番奋斗,这一惊人的想法,获得当时正考虑扩大经济效益的湖南省民航局的同意。王均瑶终于叩开了中国民航厚实森严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开创了中国自实行计划经济以来私人承包飞机客运的先河。1991年7月,王均瑶创办天龙包机公司,开通长沙至温州的私营包机航线。当月28日,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在建成不久的温州机场。人们在对此事惊愕之余,纷纷赞扬王均瑶敢想敢做勇于开创的精神,称赞他“胆大包天”。

王均瑶成立的天龙公司数年后包下全国400多个航班,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克利斯朵夫对此评价道:“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入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革去现行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现行法律、政策、法规、制度、条例不符合生产力向前发展要求时,就必须改去不适应的内容。一般说来,只有当实践一再证明原来的法律、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要时,政府才会想到在这些方面实行改革。由于这一原因,必然会出现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并导致所有的来自地方的改革行为多以“创造性”地破坏现有体制为特征,这种现象已一再为各地的改革进程所证实。

温州的改革更是如此,《温州悬念》据此提出:“中国社会改革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改革的非合法性’。在很多领域,经济或社会体制上的改革方案得不到现行法规的保护和支持,其改革突破的本身便意味着政策的风险性,以至于有‘看到红灯绕着走,看到黄灯赶快走’的民谚。这无疑增加了改革及其改革者的风险成本。”然而,如果一切依靠本本,照搬现成的经验,依样画葫芦,又如何迈出改革的第一步呢?

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是否做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说过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看现实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做通。如果现实需要而且又能做通,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在这方面,可以说温州人是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又是非常讲究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者。农民手里有钱想进城却又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国营大商场不卖温州货,他们就把国营商店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私人贷款,他们就利用农村信用社,集资创办城市信用社,发展民间金融;要建金温铁路,国家没有钱,就与外资合建。总之,只要可做,就想尽办法去做好,不管这种办法别人做没做过。

曾有一篇文章,以诙谐而时髦的语言,说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为了创业致富,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的边际“玩心跳”。温州人在不利的环境下发展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只好仔细琢磨理论或政策,从看起来对自己不利的理论或政策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的领导,无法回避国有土地不可买卖这一现实,却从马列经典中找到级差地租理论,为自己向入城农民征收建房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找到了根据,这一做法连理论家都不得不表示钦佩。股份合作制的产生同样是一次高明的“玩心跳”。由于长期以来对私有制的无情批判严厉打击,私营经济缺乏合法发展的空间。于是,温州人创造了股份合作制,通过这种形式,既解决了家庭经济规模过小的问题,又免戴“私有制”的帽子。人们称:股份合作制“以‘合作’为牺牲确保不被‘割尾巴’,又从‘股份’上名正言顺地获得自身利益。”它虽然“非驴非马”,却在当时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治风险,称得上高明的制度创新。

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下,中国人早已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哲学。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寻找理论和政策的有用性,调动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并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全国各地的人群中,最熟悉并且最会运用的,当然是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广东人、苏南人和温州人。温州靠发展私营经济,不仅没有国家的投入,没有外资的进入,没有大城市的依托,在很长的时间中甚至没有合法发展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磨炼出来的温州私营企业家,可以说个个都是善于运用生存哲学的大师。曾有人在网络上发过一篇文章,谈论温州人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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