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重新提到最重要的议程。重振经济，百业待举，四面八方都向钢铁伸手。于是，钢铁——曾经被奉为“元帅”的基础材料工业的发展，又一次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
１９７７年１月，为改变上海地区钢铁工业长期缺铁的局面，上海市和冶金部提出了在上海新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炼铁厂的建议。
在国务院有关部委会同上海市进行调查研究、酝酿规划建设新厂的同时，中国冶金考察团东渡扶桑，对日本钢铁工业的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状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借鉴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成功经验，考察团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在沿海建厂的建议。１９７７年底、１９７８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进行了两次讨论，作出了在上海建设宝钢的决定。
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宝钢这一战略决策，抓住以解决上海长期缺铁问题为契机，从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大局着眼，决定建设一个大型现代化钢铁厂。建设宝钢，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现代管理，充分利用国外原料资源，融通国外资金，并且在生产的实践中学习，迅速壮大自力更生的能力，带动冶金机械、电子、电气、能源等相关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全面体现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将这个大厂建在沿海城市——上海，既可通过海路利用国外矿石资源，沟通海内外市场，又拥有工业技术基础、人才、信息、交通运输和销售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工程建设和生产经营，更有利于促进沿海、沿江地带的经济发展。这是我国冶金工业布局上的突破。
筹建工作在上海市率先启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委决定成立“上海新建钢厂工程指挥部”。
全市各有关部门闻风而动，迅即组成领导班子，着手进行征地动迁、调集人员和“三通一平”等工程前期准备工作。
宝钢征用土地２７０００多亩，征地动迁涉及３个人民公社７７个生产大队，面广量大，工作十分艰巨。为了建设四化，宝山人民顾全大局，积极支持，为了争取时间，宝钢工程指挥部立即调集建筑队伍，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按常规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建造两个农民新村（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共９７幢住宅楼）的艰巨任务。２５００多户农民乔迁新居，确保了宝钢于１９７８年底顺利动工。
筹建新厂需要大批干部，上海市委提出了“全党动员，全力以赴，抢建宝钢”的口号，在短短３个月内即抽调了近千名干部，基本配齐了总厂和各分厂的骨干。
“三通一平”（通电、通水、通路和平整厂区土地）及生活设施、市政建设几乎同步开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撤走了厂区钢渣、废钢３５万吨，平整场地５８０亩，接通了工程所需的临时水、电，完成了厂区大部分主干道建设，建起了１１５幢（计１９万平方米）居民住宅。
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一支支队伍云集而来，筹划并着手进行勘察、设计、谈判和培训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在短短两年间，来自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的６万建设大军和１万多名生产准备人员齐聚宝钢。在建设工地上，数万名建设者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工程建设热火朝天，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山东、山西、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宝钢配套工程，也立项兴建或扩建。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
邓小平关心着宝钢这一特大工程。
就在宝钢开工的３天后，２６日，正在日本访问的邓小平来到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参观。参观时，邓小平看得非常认真，问得非常仔细。因为当时引进君津钢铁厂技术和经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正在建设，数百名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这里实习，邓小平要求君津钢铁厂一定要把先进的管理经验介绍给正在这里和即将来这里实习的中国工人，使他们完全能掌握。
为了把宝钢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钢厂，邓小平在参观后还对新日本钢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加宽谈了这样的感想：“（生产系统）是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所以人很少。我国管理能力差，想学习。”邓小平说：“如果在管理方面不教我们，就不好办了。”
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在（管理方面）上海搞不好，那就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教师不好。”对此，稻山加宽后来多次表示，一定要帮助中国把宝钢建设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些。
十年动乱之后，大家都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而此刻，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尚未完成拨乱反正，急于求成，全国基建规模迅速扩大，脱离了国情，超越了国力，造成中央财力不济，国民经济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整顿。１９７９年初，由于国家财政出现暂时困难，宝钢与新日铁签订的引进合同由现汇支付改为延期支付，合同一度推迟生效。
宝钢同外商签订合同后，日本方面行动很迅速，按照协定准备了材料，组织生产，大批设备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由于风闻中国即将开始全面经济调整，外商担心影响自己的利益，更是加速向中国抢运设备。如果中方不履行已经签订了的合同，日方是可以进行索赔的。那样不仅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而且经济损失更大，对进一步改革开放不利。
当时在国内，宝钢工程已经破土动工全面展开，高炉、焦炉、转炉和电站等主体工程基础桩都已打完，现场施工队伍已集合了四五万人，一下子也难以停顿下来。
但是，如果照原计划建设，调整方针就会落空，国内的财力物力也承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宝钢建设到底怎么办？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一个中心议题：有的认为建成后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贷款几辈子也还不清；有的认为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后患，我们上了一个大当；有的认为要想上没有钱，要想下又浪费……
宝钢，当时成了相当多人的“众矢之的”。
在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赞成和支持陈云提出的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要讲实事求是，要从国情出发，要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状况进行３年调整的意见。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中央下了调整的大决心并且非干成不可。
要调整就得有退有进，有上有下。而暂时要退要下的就是重工业，其中一个重点是钢铁工业。当时钢铁工业恰恰正在开始引进和建设一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现代化企业——宝钢。原来概算宝钢的总投资是人民币２００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２０元。
当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陈云，正在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发生的冒进错误，全面调整比例失调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
面对宝钢问题，中央极为焦急。邓小平委托陈云出马，亲自抓宝钢问题。
陈云从１９７９年４月底５月初开始着手进行全面调查。当时宝钢建设已经上马，而国内又议论纷纷，意见不一。
陈云对宝钢建设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倾听了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反复比较、权衡，陈云综合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精辟分析了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对比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认为引进一座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钢铁厂十分必要；同时明确指出，宝钢虽然仓促上马，但动工后现场建设成绩很大，应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陈云在上海亲自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后，回到北京，于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６日，与李先念共同主持召开财经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宝钢建设，并明确提出了“宝钢是四化中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要坚决干，干到底”，“对宝钢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等结论性意见。
此后不久，１９７９年７月，邓小平来上海视察工作时，十分关心宝钢建设的发展。在７月２１日与上海市委常委等领导同志谈话时，就关切地专门谈了宝钢建设问题。邓小平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并当面叮嘱宝钢负责同志，要干得快一点。不久，邓小平又委托万里到宝钢建设现场，实地视察。
１９７９年９月，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从历史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的全局高度，作出了“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科学预言。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预言，激励着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把宝钢建设下去，并把它建设好的信心和决心。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宝钢几经周折，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１９８１年８月７日，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在给国务院的报告《关于宝钢当前建设中几个问题的安排意见》中提出：“高炉点火时间定在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９日，国家计委行文，传达了国务院同意姚依林报告的意见，要求“请即执行”。
邓小平关注着宝钢。当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进入决战阶段的关键时刻，１９８４年的２月１５日，风和日丽。上午９时３０分，邓小平乘坐的乳白色面包车徐徐驶进宝山宾馆。邓小平走下车来，和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等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有王震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领导同志。
邓小平首先饶有兴致地听取了黎明的汇报。黎明首先向邓小平汇报了宝钢一期工程的进展情况，并简要汇报了宝钢二期工程的前期准备已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抓紧时机尽快决策。这时，陈国栋插话说：宝钢只有一期工程，经济效益不好，看来二期非上不可。邓小平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敏锐地看到了宝钢二期工程建设有需要也有可能把步子迈得更快一点。他当即果断地说：“宝钢二期上是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
接着，邓小平向在座的宝钢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同志详细调查询问上宝钢二期，如果决定立即干，哪一年可以干完？
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５日，邓小平视察宝钢。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两年，每年要多少投资？投资高峰在哪一年？参加座谈的同志详细向邓小平汇报了宝钢二期如果决定立即上，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分年度所需的投资数。当邓小平对宝钢二期工程逐年需用的投资心中有了底，看准了一期工程可按时建成，二期工程有条件提前上时，指出：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在“七五”期间上，如果１９８５年只要２亿元，还可以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邓小平在详细听取黎明汇报后，在黎明等同志陪同下兴致盎然地驱车巡视了宝钢纵横１３平方公里的厂区。在延伸到江中１６００米的宝钢主原料码头上，邓小平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关切地询问了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停泊几万吨级的货轮等情况，并很有兴趣地观看了卸船机的高效率工作。邓小平边看边与陪同的宝钢领导同志亲切交谈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在高炉工地，邓小平指着从日本引进的４０６３立方米大高炉详细询问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是多少立方米？在哪个国家？并关切地问在场施工的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公司的。
当听说承建高炉的是冶金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慈祥地笑了，并亲切地说：是我们家乡的，同志们辛苦了。邓小平亲切的乡音博得了阵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邓小平频频招手向广大建设者热情致意。
在宝钢自备电厂视察时，邓小平登上１２米高的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两台３５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情况。在观看时，邓小平关切地问：
“发的电，宝钢本身够用吗？”当他了解到电厂年发电量４９亿度，宝钢每年自用约３６亿度，多余的电都输入华东电网时，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在观看计算机自动控制的仪表时，邓小平亲切询问正在操作电子计算机的职工是什么文化程度。陪同的电厂厂长介绍说：“有的是大学生，也有的是中专生”，邓小平说：“应该是大学生更好。”
视察后，邓小平欣然命笔，为宝钢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邓小平的临别赠言，成了宝钢建设者的座右铭，勉励着宝钢人为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钢铁工业去学习、探索和创新。
邓小平亲临宝钢调查的１０天之后，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４日，在与中央有关领导谈特区等工作时，专门针对宝钢二期建设要不要提前上马的问题，以简洁的语言作了精辟分析。邓小平说：从长远看，宝钢二期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上。如果到“七五”上，要推迟两年建成，这很不利。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邓小平这一英明决策，一下子把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时间提前了两年，从而使宝钢二期工程早两年投产，早发挥投资效益。
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１９８５年９月，经过长达７年多时间的筹建，宝钢一期工程终于建成投产。
宝钢建设的发展，对外引进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期工程，从日本、德国成套引进设备，引进设备占总量的８８％；第二阶段二期的冷轧、热轧、连铸工程，由国内外合作设计、合作制造；第三阶段是二期的高炉、焦炉、烧结工程，以国内为主设计和制造设备，设备引进量只占１２％，国产化率达到８８％。宝钢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从８８％的设备依靠引进，到８８％的设备国产化，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政策已在宝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国钢铁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已大大缩短，从原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一下子跃上世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水平，并大大带动了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这两个８８％的变化，生动有力地证明宝钢建设走邓小平指引的“引进、消化、跟踪、创新”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它改变了以往引进工作中“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弊端。
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宝钢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年产钢能力２０００万吨。世界排名第五。但是，宝钢人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们正遵循邓小平的教导，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到２０１０年，建成一个跨国家跨行业、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实业金融贸易一体化的世界级特大型企业集团。
（第三节）告别“闭门造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