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也是最难处理的双边关系之一。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不仅直接牵动着中美两国人民的情感，而且直接影响到世界战略格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中美两国政治家高瞻远瞩，毅然拆除隔绝中美两国人民２０多年的政治樊篱，使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
邓小平说过：“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邓小平接替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主持中美谈判开始到９０年代初，邓小平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世界局势，用辩证与发展的思维方法巧妙处理了变化莫测的中美关系，提出了一整套处理对美关系的战略思想原则，解决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美国“一超”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微妙。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已成为２１世纪的历史性课题。
一、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１９７２年２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敌对状态，从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２月２８日，两国在上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原则基础。１９７４年１１月，邓小平开始主持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会谈。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对美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纵观新时期邓小平对美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中美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思想为指导，从中国国内的实际出发，坚持推动并要求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经历了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执政的时代，最后在卡特任期内实现了正常化。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从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大局出发，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所持的原则立场，并展开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达成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目的。１９７４年８月福特继任美国总统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福特在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把注意力集中于美苏“缓和”上，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积极，而是采取“拖”的方针。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邓小平先后同基辛格进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基辛格在会谈时提出两点具体建议：第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第二，美国将在１９７７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共同防御关系”。很显然，基辛格提出的方案表明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有别的考虑，即，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断交、废约、撤军”之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这是中国的内政。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邓小平虽然强调台湾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在中美建交谈判中，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灵活性，在一些问题上也做了相当的让步。邓小平认为，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这时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国际政治问题，就是共同对付苏联的问题。邓小平多次谈到：希望美国政府、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步伐走得快一些。但由于当时福特执政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下不了决心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如同美方所曾表示的那样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或福特总统的任期内得到实现。
１９７７年初，卡特政府上台。卡特在执政初期，并没有把中美关系摆到重要的地位。他在这年的８月，派国务卿万斯访华，带来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８月２４日，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指出：“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
“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他表示，卡特总统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５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说：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已经下了决心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
７月５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了中美建交谈判。但美国在售台武器等关键问题上还难以决断。中国则针对美国的谈判策略，不逐项回答美方议程中的问题，先让美方把底牌亮出，再作判断和答复。由于双方的不同策略，谈判进展缓慢。到了９月，美方开始感到拖不下去，要加快谈判进程。１０月３０日，布热津斯基特别做了解释：按照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１２月是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到１９７９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
邓小平得知这一信息后，于１１月２日作出指示，要抓住这个时机，加快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我修改了对美谈判方针，把先摸清美方底牌改为“从促进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加速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出发，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会见美方谈判代表、美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亲自参与了与美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的会谈。１５日，邓小平再次会见了伍德科克，坚决反对美国建交后仍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同时，邓小平又提出，不要让售台武器问题影响中美建交大局，同意按计划进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售台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后继续商谈来解决。
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中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同年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简称《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从而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与美国不再讲“战略关系”。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到１９８９年６月，邓小平逐渐放弃“一条线”战略，不再同美国讲“战略关系”，而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致力于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障碍，促进中美关系的持续发展。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虽然由台湾转移到中国大陆一侧，但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和行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错误的做法，势必成为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也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而美国不愿中国顺顺当当实现统一，这样台湾问题使得中美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时有碰撞。另外，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以及我对苏政策的调整，邓小平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策略，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在暗流涌动的航道中继续前进。
１９７９年３月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将台湾当做“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无论从内容来讲，还是从方式来讲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和强烈反对。
针对卡特政府炮制的《与台湾关系法》，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
基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障碍，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美国，我们实际上又联合又斗争，以联合为主。国际形势摆在那里。维护世界和平，没有美国这个力量不行。战争的危险、对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来自社会帝国主义。
１９８０年是美国大选之年。以保守强硬着称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期间把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估计得很低，强调要“加强同台湾的关系”，甚至扬言他当选后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恢复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同时，他还声称，台湾是美国的“盟国”和“友邦”，美国“将把以武力改变台湾地位的任何尝试视为对该地区的和平威胁”，并主张要同台湾扩大贸易关系，特别是明确地讲要“优先考虑台湾的防备需要”。里根的言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注。１９８０年６月，《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倒车开不得”，并表示中方在台湾这个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中国人民的态度对里根集团有所警示，里根遂派出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来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８月２０日，布什访华，一方面向中国领导人作出“解释”，同时也试探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容忍程度。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布什时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至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对发展我们以后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因此破坏了全球战略态势，我不知道后果如何，但中国人不怕。
１９８１年初里根执政后，虽然在对华政策上的言论较前谨慎，但又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后期，美国售台武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时，里根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是要搞“两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中美建交谈判中遗留下来的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１９８１年６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６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会见黑格时说：摆在我们面前最敏感的问题还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现在台湾海峡形势很平静，有什么必要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但不要停止在现阶段的水平上，而且要发展，这对全球战略有益。
但现在这样的意愿还不是很稳定，还经常有那么一些事情或因素来干扰这种意愿。我们希望干扰的事情尽量减少，没有更好，至少应该尽量减少。我讲这个是因为中美关系确实存在阴影，干扰我们的战略意图，干扰我们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希望发展两国的关系。但我们也不回避，不能不想到，假使这个干扰行动太厉害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导致中美关系停滞，甚至倒退，思想上要有这种准备。
从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４日起，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先后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韩叙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了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大，谈判极其艰难。１９８２年初，由于美国政府单方面的售台武器决定，导致中美关于售台武器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１９８２年５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
５月８日，邓小平会见布什。布什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停售的日期，并不意味着它要求今后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严正指出：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此后，中美双方僵持的气氛开始有所缓和，双方同意继续进行谈判。
中美双方经过艰巨的反复协商谈判，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给中美关系带来一段相对平稳发展的时间，但不久，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进一步表现和国际战略格局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邓小平及时调整对美政策，果断提出中美之间不再讲“战略关系”。１９８３年初，针对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行径和苏联希望中苏关系改善的种种迹象，邓小平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在搞霸权。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苏美两霸，而不是只反一霸。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谁在哪里搞霸权我们就在那里反对。在国家关系上，要适当调整对美对苏政策。对美国不应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讲“战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