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外政策经历了科济列夫的“亲西方外交”、普里马科夫的“多极化外交”两个阶段，现已进入普京的“务实外交”时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对外政策一再发生战略性调整的原因，用2000年7月发表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话说就是：“1993年4月23日第284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所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总则》及其他一些文件中关于俄罗斯同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的一些设想未能实现。”也就是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偏差，其实践结果表现为俄罗斯的外部环境没有改善，实际上，到普京上台时，俄罗斯面临外部世界更加严峻的挑战。外部环境是否改善是和平时期衡量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说截至普京上台之前，除个别方向（如对华关系）外，俄罗斯对外政策是失败的或基本失败的。这种失败客观上讲是国力下降造成的，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如主观上对国家利益判断的失误、所定政策目标的不切实际，等等。主观上的错误能够引为教训，因此值得认真总结。
我们以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教训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
这八点教训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外交问题的具体反映，这些教训也可以集中概括为两句话，即：利益判断失误，目标与手段失衡。本章所以从八个方面论述，是因为把教训具体化更便于记取。读者可以发现，除了具有俄罗斯个性的问题外，其他一些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教科书中早有涉及，因此也可以说90年代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反复历程和教训就是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的当代版。总结在当代条件下俄罗斯政策失误的原因，更具有现实的教益。
第一个教训：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1992年新年伊始俄罗斯开始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政治内涵是：打碎现有社会结构，建立西方式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防止“共产主义东山再起”。为实现改革的经济、政治目标，俄罗斯实行了“亲西方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有三个方面：争取西方援助，消除与西方的对抗，与西方结盟。
争取外援是最紧迫的任务。时任俄罗斯代总理的盖达尔对何以实行亲西方政策做了最好的诠释，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对俄罗斯经济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我们就不能克服所面临的问题”；“俄罗斯政府将奉行亲西方政策，并深信，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来说这是惟一理智的政策”；为此“必须彻底消除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一切对抗成分，并使这种关系真正成为完全盟友式的伙伴关系”。叶利钦也说：我们的心情充满忧虑，“惟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俄罗斯政府要员一再呼吁西方对俄罗斯实行“新马歇尔计划”和扩大投资，声言如果俄罗斯改革中断，“共产主义就会再占上风”，那时国际社会将不得不付出远比现在援助俄罗斯高得多的代价。用叶利钦的话说：“西方今天省去几戈比，明天就会花掉几百万。”为了消除与西方的对抗，俄罗斯在战略平衡、东欧撤军、波罗的海问题、世界热点地区、国际传统联系等方面均作出让步。这类让步同时带有战略收缩性质，不能说完全错，但问题在于俄罗斯对西方几乎到了凡事说“是”的地步，卑躬屈节。俄罗斯对西方的呼吁和示好举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1992年西方曾提出240亿美元的援俄计划，实际兑现150亿美元；1993年西方又提出4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实际落到俄国人手里的只有50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西方援俄速度进一步放慢，直至1996年俄罗斯大选前夕，为支持叶利钦连任，西方才又提出102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也就是说，在1992～1995年科济列夫任内大力推行亲西方政策期间，西方的援助不足承诺的一半。实事求是地说，在四年的时间里西方援助达到200多亿美元，数额并不算少。问题是在俄罗斯经济改革一团糟的情况下，这些援助几乎都“打了水漂”，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未见丝毫好转，反倒成了吸纳资金的无底洞，这是西方援助减少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仅抱怨西方缺乏诚意，主要问题在俄罗斯自己。
最令俄国人失望的是，早在1993年西方已开始酝酿北约东扩，1994年底该计划正式启动。北约东扩是从地缘政治上对俄罗斯进行挤压，是把俄罗斯置于潜在敌对地位而设置“防疫线”，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俄国人对西方的看法。北约东扩严重危及俄罗斯的利益，成为对双方关系重大但又难解的矛盾焦点。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归于失败。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把内部发展寄托于外部援助是一种错误。像俄罗斯这样有1.4亿多人口、经济转轨任务艰巨、社会负担沉重的国家，把国内发展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援助，是很不现实的。正是由于对西方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对西方卑躬屈节、让步过多，从而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2）在内乱不止的情况下，外来援助是不可能持久的。
“免费的午餐”是不存在的，外来援助的前提是有利可图，否则就难以持续。不讲效益的援助是政治性的援助，而政治性援助必然是有限的。
（3）地缘政治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西方并没有因俄国人“推翻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同西方的意识形态同一而张开双臂欢迎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西方对俄罗斯实行的地缘政治挤压战略再度表明，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高于意识形态。
第二个教训：大量举债危及政策的独立性
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欠西方的800多亿美元外债，到2000年初，外债总额升至1600多亿美元，净增800多亿，扣除伦敦俱乐部（由西方商业银行债权人组成）减免的106亿，实际外债余额1500多亿美元。在新增的800多亿美元债务中，外国贷款约400多亿，其余则为本息滚动造成的。1999年俄罗斯GDP合2300亿美元，外债总额相当于GDP的65％。
外债重负像挥之不去的梦魇，压得俄国人喘不过气来。俄罗斯年年都需要与西方谈判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问题。西方则利用手中的援助和债权杠杆，附加大量政治、经济条件，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影响。俄国人陷入难以自拔的旋涡：激进的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又引起持续的政治动荡；为了挽救经济，保住政权，便四处乞援，大量举债；由于偿还能力严重不足，俄罗斯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实际所得资金有限，外债规模却滚雪球般迅速增大；沉重的债务负担使俄国人处处受制于西方而难以脱身，贻害无穷。外债把俄罗斯置于受西方欺凌的地位，内外政策的独立性均因此受到损害，至今仍是振兴经济的严重障碍。普京上台后不仅不敢“轻易借债”，而且被迫想方设法还债。经过两年多的努力，2002年4月1日俄罗斯外债余额降至1283亿美元。目前俄罗斯每年偿还外债数额相当于联邦财政收入的25％～30％，负担仍然很重。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所以陷入外债旋涡，与其国内政治局势有很大关系。由于俄罗斯政府政策失当而引起社会剧烈动荡，反对派向叶利钦发起了强有力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很难形成举国一致的政治意志，而且为了保住权力，俄罗斯政府不得不靠借债来稳定局势，结果是为眼前的执政利益牺牲了后人的利益。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外债规模必须与偿还能力相适应，否则就会在内外政策方面受制于人，损害独立性。
（2）对举借外债应有制度限制。在国际关系史中，为阶级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的情况并不鲜见。为了防止大量举债损害民族的长远利益，需建立限制制度，如超出警戒线的举债不能是行政单方面行为，应有立法、司法参与。
第三个教训：
以意识形态划线，中断传统国际联系
在科济列夫亲西方外交期间，俄罗斯大大削弱了传统国际联系，不仅苏联时期用友好条约编织的帝国外延网络荡然无存，而且切断了与这些国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倾向政党执政国家的政治、经济传统联系。这样做固然有力量收缩的因素，但也有以意识形态划线、放弃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支持、附和西方、向西方表明心迹的成分。例如：科济列夫曾接见古巴反对派代表，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一些国家的内政；俄罗斯尾随西方对南联盟和塞尔维亚人进行制裁、设置禁飞区，在联合国投票同意加强对伊拉克的制裁；在西方的压力下，放弃向伊朗提供核反应堆技术，放弃一些武器出口定单，等等。到普里马科夫出任外长特别是普京执政时，俄国人已认识到，以意识形态划线、中断传统国际联系的做法，不仅不能赢得西方的欢心，反而有损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普京开始重新恢复传统国际联系，如：恢复与朝鲜、古巴的联系，废除1996年与美国签署的不向伊朗出口武器的协议，要求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普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重返世界热点地区，显示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员，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二是扩大俄罗斯出口特别是武器出口市场。虽然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俄罗斯如此反复，毕竟给人留下了靠不住的印象。
从俄罗斯放弃到重拾传统国际联系一反一正的举动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传统国际联系是一个国家外在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轻易放弃。广泛的国际联系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斗争的借助力量，并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2）适时地转换意识形态基础。在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维护传统国际联系，应当适时地转换意识形态基础。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表象。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经济剥削、实现和平与发展是它们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应当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与它们构筑新的一致。
（3）变援助关系为道义支持关系。因经济困难而减少甚至停止援助是不难求得谅解的，应避免给人以甩包袱的印象。
第四个教训：把对外政策当作权力斗争的工具
科济列夫的外交政策以争取西方援助、融入西方为目标，以“防止国内共产主义卷土重来”为政治目的，这使对外政策成为阶级斗争、压制反对派的工具。而外交问题同时成为朝野激烈斗争的焦点之一。由于亲西方政策一再遭到失败，反对派以此为由攻击政府，指责其出卖国家利益。对外政策成了叶利钦政权一道饱受攻击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