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接到岳钟琪十月初二日的奏折后，分别于十月、十一月派副都统海兰、刑部左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并命令湖南巡抚王国栋、浙江总督李卫、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涉案的一干人犯全部拿获。
拿获的人犯有：曾静的好友、原永兴县教谕刘之衍，刘之衍的学生陈立安，陈立安的儿子陈达，曾静的学生张勘、曹珏，张熙的哥哥张照，同曾静一样崇拜吕留良的七十二岁的谯中义，谯中义的儿子谯大谷，张熙旅途相识的毛仪、车鼎丰、车鼎贲，张熙称其学问好（其实并未见过面）的孙用克，以及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吕黄中，长孙吕懿历，严鸿逵（吕留良的学生，当时已死）的学生沈在宽等。前后数十人锒铛入狱，一百余人受到牵连。
关于曾静一案，还有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杭州一个监生陈铨，在群众中吹嘘自己认识张熙，以夸耀、抬高自家身份，官府听说后就把他抓了起来，结果陈铨又乱供与江西人吕东阳有往来。浙江总督于是通知江西省，抓捕吕东阳到案。结果江西错抓了一个叫吕学一的人，吕学一怕受刑，无中生有地供出直隶、山东、江苏等省的同党，于是江西便发文照会各省，大加搜捕。后来吕学一被押送杭州，才审出全是他胡编乱供，于是将其释放；又通知江西火速撤销往各省搜捕同案犯的公文，演了一出虚惊的闹剧。从这里也可看出，清政府各级官员，对吕留良、曾静一案，已紧张到草木皆兵的地步，以及在办案审问中的诸多弊端。
案情也基本上已经明朗，岳钟琪和海兰、奕禄通过密折通报给了雍正皇帝，雍正则下令将曾静等人一律解送北京。雍正还特意叮嘱，一路上要妥善对待曾静这些人。显然，雍正对此案的处理，已有成竹在胸。
出奇的料理
曾静、张熙被押到京城后，按照清律的规定这类罪犯要被凌迟处死。可是这个时候的雍正皇帝，却独出心裁，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对曾静、张熙进行了出奇的料理。
雍正皇帝不但免罪释放了曾静、张熙，还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去现身说法，清除流毒；而对已死的政治思想犯吕留良却要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也要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受株连的依律严刑惩处。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对于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跌眼镜，甚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严惩曾静、张熙等谋反人，以平臣、民之愤。
为此，雍正特意下了谕旨，在乾清宫召见诸大臣，向大家解释他这样做的理由。雍正说：“诸臣联名请求处死曾静、张熙。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从古以来，史册上没有记载过的。以犯罪情节而论，万万不能赦免。但是朕所以不杀他们，实是内心有自己的想法。去年曾静的门徒张熙，化名投书给岳钟琪。岳钟琪突然遇到这事，既愤怒又惊慌，来不及谋划，便邀请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到密室里面，把张熙严加审讯追根，问他是受谁的指使。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随即又用刑拷问，而张熙宁死不肯吐供。岳钟琪没有办法，过了二三天，费了许多心计，曲折引诱，通过答应与张熙一齐谋事，并聘请他的老师，并与张熙在神前结盟设誓，张熙才开始把姓名一一供了出来。
那时岳钟琪把这些情况奏报上来，朕翻着奏折之后，为之感动。岳钟琪忠心为国，揭发出了隐匿的奸恶的人和事。假如朕曾经和别人在一起盟神设誓，那么今天亦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期能不辜负以前的誓言。朕洞察岳钟琪的用心，如果不把岳钟琪当成一体股肱来对待，心中实在于心不忍。”雍正意思是说，曾静从他的这种谋反的行为来说，他确实罪不容诛。但当初之所以能够获得曾静一案的线索，是因为岳钟琪与那个张熙曾经设誓，所以从这一层的角度讲，不便于让岳钟琪背一个违背誓言的恶名。
雍正帝又讲：“再说曾静等人都生活在偏僻乡村，受流言的蛊惑，其捏造谣言的人，实是阿其那、塞思黑（雍正两个的兄弟，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雍正出于对允禩和允禟这两个人的愤恨，给允禩和允禟都起了外号。允禩的外号叫阿其那，有人说就是狗的意思。而允禟的外号叫塞思黑，据说是猪的意思，或者是讨厌的意思。）手下的凶徒、太监等人。因为犯罪而流放广西，心中怀恨，才制造流言，一路上到处传布，现在已经得到确实的证据。如果不是因为曾静的事发，那么这些谣言的流传，朕又怎么能知道？又怎能明白地加以剖析，而使得家喻户晓呢？而且国家的法律，从来就是以惩一儆百为目的。像曾静那样的叛逆，恐怕宇宙之内，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即使是后世，也可以断定，必然不会再出现和他一样的人了，所以又何必存在着惩一儆百的见解？可以宽免他的罪行，这并不是想博得一个宽大的名声而取消法律。一切朕当另有旨意颁布。”
因此，雍正皇帝从上述的几个角度来衡量，反而认为曾静有功。
雍正皇帝其实对曾静这些小百姓并没真正的兴趣，而他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这个案子来达成一系列的政治目的。雍正认为曾静投书谋反案的思想基础有二：一是受吕留良学说影响，二是听信谣言，而后者更为重要。
原来在诸皇子争帝的过程当中，那些被雍正帝斗败了的人，他们日后都被流放到了广西这样的一些偏远的地方。那么由京城流放到广西，会路过湖南，这些统治集团内部反对雍正势力的这些被流放的人在沿途上也不免于造谣生事，而这些谣传都对曾静下定谋反的决心不无影响。
这个时候，虽然允禟、允禩、允禵等异己势力已被先后铲除，即使是年羹尧、隆科多等知情、又有可能影响皇权的前功臣也已先后伏法。而像曾静、张熙这样居于穷乡僻壤、无书可读、消息闭塞的人，仍在指斥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怀疑诛忠。雍正“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在雍正的心目中，这种涉及宫廷斗争错综复杂的细节，曾静等人是绝不可能知晓的，必有传播的人。
人言可畏，实际上对于这些指控，雍正极为恼怒，因为这些谣言戳到了雍正的痛处。同时，这也直接关系他这个皇帝宝座是否能坐的大问题，所以他决心追查到底，以清除心腹隐患。
据审讯曾静时供称：谣言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看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陈帝锡记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辞说：“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这些话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允禩、允禟的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在流放途中传播的。这些被株连的宫中太监，心怀不满，从北京发配到广西充军，“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肆无忌惮地攻击谩骂雍正，他们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皇帝的新闻，我们已经受尽冤屈，现在要把真相告诉你们，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雍正紧紧抓住发配远境的允禩集团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列出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在一起，借此机会，他不仅要肃清允禩集团的残余势力，更要进一步防患于未然。凡查出散布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禩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处置，这些人的下场之悲，清史资料中虽未记载，但可想而知。
由于曾静已表示服罪，转而吹捧雍正。所以雍正认为让其现身说法，平息谣言，不失为一个可利用的工具，雍正让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为了整治地方社会风气，雍正从中央抽调了一批清正廉洁、精明干练、办事公正的官员，名为“观风整俗使”。其主要职责是代理国家和皇帝行使职权整顿地方风气。观风整俗使衙门便是观风整俗使的办公机构。）使用，利用他到处吹捧宣扬皇上圣德。
雍正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曾静的处断，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进一步分化瓦解那些潜在的反对他的允禩和允禟这些残余势力；二是想用辱而不杀的这套办法来试图达到消靡读书人反清的这样一种思想意识。而这对于雍正来说也并非鲜例。雍正帝早在处理钱名世的“名教罪人”案时，就采取过类似的做法，有过一番“出奇料理”。
雍正四年（1726年）的时候，钱名世被人告发“做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年羹尧是被雍正指认有四十多条大罪被处死的，那么这个钱名世据说和年羹尧曾经有过诗和之举。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少年即有文名，更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恰与年羹尧同年。古人是重视同乡、同年关系的，同乡的称乡党，同年的称年兄，都是互相引为奥援的借口。
钱名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赐进士，殿试探花及弟，在翰林院任侍讲，跟随万斯同进行明史的编写工作。万斯同是宁波人，字季野，号石园，师从黄宗羲，非常富有民族气节，明亡后以遗民自居，耻食清禄。康熙年间，朝廷让他去博学鸿词科任职，他没有答应。万斯同是清初的明史大家，后来清朝修整明史时，他受徐元文的邀请，以平民的身份参加史局，不接受官衔和俸禄，默默工作了二十四年，直到去世。明史五百卷实际上大部分是出自万斯同之手。而当万斯同去世时，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钱名世因早年以他为师并在一起共事，所以由他料理了万斯同的后事。事后竟然将万斯同的藏书卷走，可见他为人的品行。
钱名世因为十多年一直担任翰林院侍读的闲散官职，升职不快，颇感失意。于是想乘年羹尧炙手可热时重叙旧谊。钱名世先后一共为年羹尧写了八首颂诗，其中有一首写到：“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第二首有一句写到：“鼎钟名铸山河誓，平藏宜立第二碑”。诗后自注：“公（年羹尧）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康熙）平藏碑之后。”第一首那两句不用解释，第二首的“平藏宜立第二碑”是指当年年羹尧曾配合康熙平藏，事成后给康熙立了块纪功碑，但没有给年羹尧立，钱名世的意思是，按年羹尧的功劳，还可以给他立一块碑。
这些诗句其实不过是赞美一下立了大功的将军，以年羹尧当年的功劳、威势，连雍正都不住地拍他的马屁，他给年羹尧的朱笔谕旨中不知有多少肉麻的话，如“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等；《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可见当年拍年羹尧马屁的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人远比钱名世过分。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被赐自尽。第二年一帮多事的大臣参了钱名世一本，说他“做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献媚。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其属悖逆，应革职，交与刑部从重处置。”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雍正下诏，说钱名世“品行卑污……钻营不俊，以诗赠年羹尧，曲尽谄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于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按这“悖逆已极”的罪名，钱名世是要全家遭殃的，不料这回圣心独到，却换一种惩罚的方法。
这次雍正采取的就是“辱之而不杀之”的手法，其目的就是要打掉读书人的自尊心。
雍正将钱名世革去职务，发回原籍，并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令该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到钱名世家里。挂块牌，当然比杀头、充军轻松多了，不过对于钱名世本人，每天对着“名教罪人”这四个御赐大字，也是生不如死。
给钱名世挂了牌之后，雍正觉得还不过瘾，还不足达到以鉴戒众人之心的目的，于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人，记其劣迹，以惩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雍正下令让在京见任的官员，凡由举人进士出身的，每人写讽刺诗一篇，编成文集，由雍正审阅，认为满意后给交给钱名世让他盖上自己的印章。这样的处置也真可称为“出奇料理”了。当时在京有三百多官员奉旨做诗讽刺钱名世，关于这些诗，后来还有《名教罪人诗》传世。
雍正皇帝对曾静的出奇料理，让他做自毁人格的自我批判，可以说就是处理钱明世“名教罪人”一案的翻版，他非常善于用这样的一种手段来羞辱那些政治思想上的异己分子。
我们再来说曾静，他到了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不久，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内容是约定一批百姓要共同抓住曾静，要将他投入深潭溺死，可见曾静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因而他只好请假以购置家产为名，隐居躲避。
这传单强烈地反映了湖南百姓对曾静的不满，也使湖南巡抚臣赵弘恩，观风整俗使臣李徽大为紧张，不得不奏报：“八月十一日湖南布政使杨永斌、按察使张灿来当面禀报说，长沙省城内有人贴传单，约定要于本月十九日共同捉拿曾静，沉入深潭溺死等内容。随后长沙知县单含，也把揭下来的传单送来。臣即布告通告全城，严禁百姓闹事，谋害曾静。到十四日，臣等又接到圣旨，让将曾静严加教育和约束。臣等当即把曾静传到公庭，向他宣扬皇上圣德，切实进行教导。曾静没说什么，只是叩头称谢不止。臣等窃想，皇上让曾静来湖南，本意让他宣扬皇上盛德，教导愚民，现根据两司等一同来禀告给臣，深怕无知的百姓对曾静共同产生义愤，无益安定人心，反而会引起闹事。臣等对此不敢自专，特会同观风整俗使臣李徽，根据实情共同奏报皇上。并抄录传单一并呈交皇上御览。希望皇上给予指示，以便处理。”
这份奏章是曾静隐居躲避假期期满，回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后，湖南主要官员向雍正及时报告的奏折。由此可见曾静所谓的被“宽大”，依然无时无刻都在雍正的亲自控制之下。
吕留良文字狱
曾静一案在历史上之所以出名，主要是雍正帝对这个案件的涉案人员，确实做了不同寻常的一番处置，这“出奇料理”四个字，“出奇”主要是对曾静而言，曾静有如此明显的谋反之罪，但是最后却没被处死，而“料理”的核心呢，实际上是针对吕留良。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和思想家，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吕留良主张务实，反对虚浮并坚持民族主义，反对异族入侵并统治。吕留良非常欣赏朱熹的种族思想。他认为，满洲本为夷族，如何能登蛮夷之人的庙堂，给蛮夷之人跪拜。按现在的话来说吕留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这些思想，深刻的地影响了当时众多抱着反清复明之志的仁人义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