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出中国古代史上对文化发展最具毁灭性的事件，那莫过于文字狱了。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清代是中国文字狱的高潮，清代的文字狱，是在其政权基本稳定以后，随着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控制的加强而产生的，它始于康熙，发展于雍正，到乾隆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不仅数量超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总和，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前朝。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文字狱是乾隆朝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正是这封奏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无数人因此锒铛入狱，一起惊天大案由此产生。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云贵总督硕色密报乾隆皇帝，说发现“密禀一纸，词殊不经”，系到云南的过客抄录传播，所抄传之词假托廷臣名目，甚至捏造朱批，胆肆讪谤，并将传抄的伪稿一同呈皇上。这一份长达万言的奏稿，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伪奏稿中的内容称乾隆皇帝失德，指责乾隆皇帝本人和他执行的政策有“五不解、十大过”，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特别是针对乾隆南巡劳民伤财和在金川战争中冤杀名将张广泗进行了批判。
这里有必要对乾隆南巡和诛杀张广泗的事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乾隆在位61年，极其崇拜其祖父康熙帝，为政处处效法，康熙六巡江浙，他也六巡江南。乾隆极为看重自己的这项活动，在他统治后期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到江南视察时，在返回的途中曾写过一篇《南巡记》，称自己一生做过的大事唯有两件，其一就是“南巡”。乾隆南巡名义上是为了“考察民情戎政，问民疾苦”，实际上也少不了吃喝玩乐。康熙南巡还是比较简朴的，乾隆南巡相较于康熙南巡要奢侈得多。他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筹备，不但派亲王一人总理其事，还要派向导官员会同地方官详尽勘查沿途道路、名胜古迹，修建行宫，修桥铺路。乾隆南巡时，一个官员捐修苏州御道，就费银三十万两。康熙南巡时，仅建了少数行宫，主要是住在地方官员的官邸。乾隆下江南沿途建造了三十多个行宫。乾隆乘的御舟共有五艘，制作工艺极其精美，由仓场衙门制造，提前送往江南，仅御舟拉纤的河兵就需三千六百人，其余人员需用船只由江南备办，需船千余艘。其奢侈的程度可见一斑。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乾隆南巡不但会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劳民伤财，会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企图阻止皇帝。但又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不够，于是想了个办法，假托孙嘉淦的名义伪造了一篇为此上谏的奏稿，还伪造了皇帝的御批，然后在民间和官场传播，以求制造舆论，耸动人心。
此伪奏稿所涉及的另一个人是张广泗。乾隆十二年（1747年），因边境争端，大金川土司沙罗奔起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边境地，乾隆想剿灭骚扰邻近土司、威胁川藏交通的金川，将川西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川西土司地区的控制，于是十二年（1747年）三月中旬三次下谕，宣布对金川用兵。乾隆在刚开始任用的统军进攻金川的大帅就是张广泗。张广泗是汉军镶红旗人，以国子监学生的身份通过捐纳得到了知府的官衔。先在贵州思州任职，雍正上台后，被调往云南楚雄，因为随云贵总督鄂尔泰平定当地的苗族起义有功，被提拔为贵州按察使，不久升任贵州巡抚。他曾佐岳钟琪攻准噶尔，因功授湖广总督、正红旗汉军都统。乾隆即位后，任用张广泗为经略，将军以下的大小官员都听他的节制，迅速平定了贵州的苗族起义。这次乾隆把张广泗调到川陕总督任上主持大金川军务，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迅速平定这些乱党。没想到，这回张广泗却连吃败仗，乾隆赶忙把自己精心培养的第一军国重臣讷亲派往前线，然而张广泗与讷亲“将相不和”致使“士皆解体，军威日损”，仍无法取得胜利。乾隆一怒之下，以贻误军机的罪名诛杀了张广泗并赐讷亲自尽。伪奏稿中说，这场战争的失利，是由于乾隆的决策有误，指挥不力，用兵的时间不对，选择的打击对象欠妥，才致使官兵伤亡惨重，民力疲惫，耗费了巨量银两，劳民伤财，而不应该降罪张广泗，张广泗的死是冤枉的。
这份奏稿未用真名，而是托名孙嘉淦。那么这个孙嘉淦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冒他的名字写伪奏稿呢？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在康、雍、乾三朝为官，是雍乾两朝的重臣之一。孙嘉淦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只好一边耕田一边读书，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历任侍郎、尚书、督抚，协办大学士等要职，为官期间，以正直能干、敢于直言而闻名。在他的为官生涯中有两次直谏是非常有名的。
一次是在雍正时期，康熙驾崩后，当时雍正经过和诸位兄弟的残酷竞争，刚刚登上皇位，于是号召“诸臣皆得上封事”即相当于后来的鸣放，也就是象征性地征求群臣意见。年届不惑的孙嘉淦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雍正提出了三大建议，请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这三条建议，可以说每一条都严重违背雍正的意志，甚至可以说是公然挑衅。雍正在康熙末年“九王夺嫡”中胜出，为了稳定地位，此时正要抑制、打击其他兄弟，确立自己的权威；当时国库空虚，正需要钱；西北形势危急，边患不断。孙嘉淦的三大建议相当于打了雍正一记响亮的耳光。结果雍正皇帝看了孙嘉淦的奏章，既怒且惊，他把孙的奏章拿给其他大臣看，并说：“翰林院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狂妄之徒存在？！”幸亏当时雍正的老师朱轼求情，为孙嘉淦说了句话，而且话说得非常艺术：“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朱轼说这个人确实够狂妄的，但是臣也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自己也对孙嘉淦说真话不要脑袋的胆识表示佩服，转怒为笑说：“朕也服其胆。”雍正说连我也佩服这人的胆量。雍正一向猜疑心很重，稍有触犯必杀无疑，但孙嘉淦的坦诚与大胆，正好使雍正不猜疑他，因而保住了一条命。之后又提升他为国子监祭酒。从此，孙嘉淦官运亨通，一路高升：雍正六年（1728），成为工部侍郎，雍正十年（1732），调到刑部做侍郎，同时兼任吏部侍郎。
乾隆即为的时候，相中了敢言直谏的孙嘉淦，擢升他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孙嘉淦也不含糊，很快给乾隆上了篇绝代谏论《三习一弊疏》，长篇大论，毫无顾忌。“三习一弊”的大致内容是：“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孙嘉淦说这三种习惯形成后，那就会产生喜小人而厌君子的弊病，于是提醒皇帝要在听、看、想三方面格外注意，恳请皇帝应该“远恶习、戒大弊、敬君子、远小人”，希望皇帝不要自以为是，要永远杜绝喜小人厌君子的弊端。满朝文武都赞赏他的忠心。当时甚至有人说：“只此一篇文章，足以让一个人青史留名，永垂不朽。”可见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三习一弊疏》确实着眼很高，适合于做皇帝的人看，但抨击之广则直指人性的普遍弱点，语言之美足以令人拍案惊奇，但其笔锋之利让所针对的人读来难免汗流浃背，坐卧不安。好在乾隆看了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孙嘉淦大加赞赏，并且因此又升了孙嘉淦的官，提拔他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出任直隶总督，成为封疆大吏，最后一直升到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两次都以耿直进言为皇帝所赏识，这也为他在朝野博得了君子的美名，更令他成为举朝皆知的著名人物，为时人所赞赏。虽然孙嘉淦是敢说话顶撞皇帝的人，但这封奏稿显然不是孙嘉淦的手笔，孙嘉淦虽然正直敢言，但胆子还没有大到公然对皇帝和朝廷大臣进行人身攻击，这是要掉脑袋的。这恰恰应了那句“树大招风”的老话，别人正是利用孙嘉淦的名气才假托他的名字来撰写奏疏，并将这奏疏的稿子广为传播！其实，对于孙嘉淦来说，这已经不是他的名字第一次被盗用了。早在乾隆刚刚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1738年，京城内外就流传着时任尚书的孙嘉淦上疏弹劾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到尚书讷亲、海望，甚至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朝廷高官的奏稿。这个流言非常盛行，以至于乾隆皇帝不得不亲自降下一道谕旨，宣布这是那些嫉妒孙嘉淦的人所“造作”的讹言，决定不予深究。没想到13年后，孙嘉淦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一份伪造的奏稿上。
乾隆皇帝闻奏之后，深感此次事态严重，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擅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纯系大逆恶徒狂悖之举，不能再向上次那样坐视不管了。但是，又不想公开追查此种直接把矛头对准他本人的激烈的指责言辞，还因伪奏稿在其他处尚未发现，故追查也没必要全面铺开，遂责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的督抚秘密缉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