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的夏季之旅是在国外度过的。
这次旅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与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希奥赛古在外交宴会上交谈融洽。他在利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他一度不敢去那里。但是也有人时刻侮辱他。波兰政府拒绝他通行，克里姆林宫拒绝了他的会谈邀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200多个工厂主将他团团围住，要求他从越南撤军。“我们也想和平，”尼克松说，“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是的，”一个工厂主大声叫道，“这里的双方指的是南越和北越。”
当他在从巴黎到拉巴特的航行中，以色列和一支阿拉伯军队产生了冲突，这支军队有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人。他在一条柏油马路上很精明地回答了等待他的记者：“我不相信双方都有快速取胜的能力。”但是作为一个外交智者，他预计错了，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六天。尼克松让帕特·布坎南说服媒体他并没说错。
尼克松从印度飞往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正处于战争的边缘。当他到达巴基斯坦时，很多人手举这样的标语：“尼克松滚蛋，和美国一起灭亡吧！”一个少年使劲地朝尼克松的专车奔来，危险使得尼克松回复了活力。外交真是最伟大的游戏。
当地的大使馆努力想让当地的美国贵宾去参加尼克松的欢迎庆典，但是尼克松礼貌地拒绝了。他没有召开任何记者招待会，因为这次的旅行不是为了竞选总统，而是为了就职做准备。
尼克松巧妙地在旅行期间熄灭了外交战火，盖罗德·帕金森表示对此非常失望。作为一名二手车销售员，尼克松在他的秘密行程中很需要新罕布什尔州老共和党员百奇的帮助。百奇的妻子已死于癌症，所以尼克松可以轻松地通过越洋电话调遣他。
同时他也做了些别的。在离开每一位大使家前，他跟每一位洗衣工、男管家和厨师握手，他对一个同行的人说：“虽然他们不给我
投票，但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尼克松的母亲在那年夏天去世了。
每一段行程他都带着一个助手，每个人都帮他拿衣服。在欧洲，他的助手是前堪萨斯州国会议员鲍勃。在南美洲，他的助手是他神秘的古巴籍美国朋友贝贝·雷柏佐。在中东，又换成了布坎南。到了亚洲又换了一个新人——雷蒙德，曾经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版的负责人。随后他被召去成为了尼克松的第二位讲稿撰写人。在亚洲，雷蒙德看到《老人》杂志，评价苏丹伊朗的国王和外交大臣，也看到他们对中国和越南威胁论的评价。他从中学到不少，并慢慢告诉美国建设者怎么思考问题：“通常领导者私下的言论和官方言论是截然相反的。”
他们合伙起草了一篇关于十月政治问题的文章，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并发表在有名的季刊《外交事务》上。它是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评论。文章学术性很强，影响广泛，思维方式高端。
这篇文章是富兰克林社的前奏，但尼克松并没有忘记正直人社。帕特同时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另外一篇名为《美国怎么了》的文章。1968年尼克松的两位竞争者琼斯和罗密尼在对教条主义的反控中产生了纠纷，这种战略上的局势最终是对尼克松有利的。他成为了维护社会法律及秩序的一分子：
“三年前美国看上去正处于和平进步的最好时期。但是现在它正处于缺乏法制、暴力横行的时期。”种族仇恨并不是最明显的原因，“那些暴民才是最具威胁的，最能引起国家混乱，也最能打乱美国法治秩序……我们远没有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变得极度缺乏法律制度。
“我们在思考评判事物时，在推行教条主义这一点上做得过头了。当一个社会的法律秩序被打破时，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罪犯。
“我们的教师、牧师和政治家过分倡导了这样一种理念：每一个独立个体都应该坚持自己对法律的看法，遵循他（她）觉得好的法律，而违反他（她）觉得糟糕的法律。
“所以，当看到那些反战者扰乱游行，袭击政府官员，阻拦军队火车甚至亵渎美国国旗时，许多反对越战的人会为他们进行辩护，忽略他们的暴行，甚至为他们喝彩。
“有一名警察被袭，头部遭受重创，在他被送往医院之前，法官已经下令将殴打警察的那个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他又可以在大街上袭击别的人了。”作为一名政治家，尼克松说，“那些法官在削弱打击犯罪势力的和平力量方面做得太过分了。”随后尼克松引用了他在1968年的巡回演说中反复提及的话：“国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受国内暴力势力侵犯”。
尼克松给他的政治理念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时代周刊》告诉尼克松他们8月的杂志将以他为封面。但由于审核编辑认为尼克松在公众面前出现的频率太高，他们撤回了这篇报道。《时代周刊》的一名内部人员把采访稿给了尼克松。尼克松从而知道了他人对他的看法，就好像玩牌时看到了别人的扑克牌一样，这比《时代周刊》的任何封面都要管用。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皮特·多米尼克是戈德华特信徒，尼克松最需要的就是这类人对他的忠诚。但是皮特却说，“他是最有资格的人，但是他已经失败了两次，我们还可以取胜吗？”东北部自由共和党高官则更为尖锐：如果尼克松成了总统候选人，“那么1968年的总统竞选对于共和党来说就不是竞选，而是弃权了。”这些非正式的观点将现今的政治立场显现得清清楚楚：给人们留下的失败者印象的尼克松这次无法蒙混过关了。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任选有好几种方式。少数几个州采用初选的方式，即大众投票者投票选出代表，这些代表或明确声明自己支持候选人，或保持中立。大多数州的代表是由政党会议或一系列投票选出来的，这样的方式同样有暗箱操作的可能。这要求总统的顾问班子知晓各个选取参选者的各类信息——经济、思想、家庭、社会关系和传记。X先生参加哪家俱乐部？他欠谁钱？他给杂志编辑写过些什么？有谁可能会爆料他的私幕？任选人并不将这些信息对候选人的拥护者公开，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度。
1964年竞选时，戈德华特也有王牌：他的支持者对他绝对忠诚。尼克松就做不到这样——他无法与里根竞争拥护者的忠诚。他必须满足共和党人对胜利的需求，这一点尤为重要。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初选中赢得了关键且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场胜利，从而控制了整个局面。《时代周刊》细致地引述道：“尼克松必须在早期的两个大型巡回站——新罕布什尔州和威斯康星州——中与之竞争，为的只是消除他留给人们的失败者印象。”
这个任务被委派给了约翰·米歇尔这样的代理人。50年代，米切尔帮助成立了威斯康星州全新的债券服务机构。共和党人杰瑞斯·伦纳德是负责监督这个机构的州参议员。他打算参加竞选，所以他很需要尼克松。米歇尔指点伦纳德把尼克松所有的组织都集中起来。到7月底的时候，他们位于威斯康星州的机构已经有了42名全职员工，为整个州100多个国会区以及主要市镇的会长主席出谋划策，并提供一流的广告策划服务。建立好了在威斯康星州的纽带以后，米歇尔继续在其他州活动，其他员工则致力于档案文件的操作。尼克松开始为他的竞选活动接受主要媒体的访问并做坦诚的回答。与此同时，罗姆尼在暴乱中受伤，于是他在竞选过程中不战而败。
1967年3月，美国司令官回顾了一些统计数据，发现近年来美国所遭受的敌军袭击比他们已知的还要多。4月，威斯特摩兰将军来到华盛顿，如果总统想在两年而不是五年内结束战争的话，他请求尽快增兵至少10万。林登·约翰逊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增兵，那敌人也会增兵，到底何时才是尽头？他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不会满足。他们请求炸毁闸门和堤坝，填平港口，让农民忍受饥饿。他们要求向老挝和柬埔寨进军。他们提议采用细菌战，使用生化武器。约翰逊知道这些将领们是怎么想的。
他的想法也很政治化。如果要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要求，就必须征召更多预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这些部队大都来自特殊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国会议员曾在7月18日致信总统，认为抗议者“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没证据证明年轻人在旁煽风点火”。抗议者主要由那些失去了父亲与兄弟的人组成，这也使这场战争变得极度不得人心。事实上，仅仅1.5%的预备役军人被调遣去越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在所有人看来，越南已陷入僵局，但政府人员辩解说不是这样。7月底，一项民调首次显示，大多数民众开始反对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纽约时报》的头版透露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增兵请求，并指出：“美国官员沮丧地表示，他们也许要耗费几十年在这场战争中。”休斯敦国会议员乔治·布什是共和党的风向标，他在给选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想让更多的美国小伙子前往越南战场。我希望更多亚洲人可以加入到战争中去。”查克·珀西质问“为什么美国每天要耗费6600万美元去‘拯救’南越1600万人民，而国内2000万贫民的困境仍未得到解决。”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瑟斯顿·莫顿认为，“总统已经被军国主义思想深刻洗脑，他坚信武力战争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国防部秘书麦克纳马拉在给总统的信中写道，威斯特摩兰将军增兵的想法“将带来全国性的灾难”。麦克纳马拉已经委派五角大楼参谋和顾问开展了相当规模的历史研习，试图解释越南问题的混乱。东京湾决议签订后的第三年，总统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发表声明将增派47000兵力，并告知媒体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增兵的数量就是这么多。美国将为此投放更多的炸弹。公众以压倒性的票数支持这一做法。
9月3日，南越人民将投票选出一个新的政府，一场实现计划好的选举先发制人，宣告了南越民主政体的成立。副总统候选人阮高其调用空军走私鸦片和黄金。当被问到谁是他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时，他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希特勒。”他的竞选之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就取得了最终胜利——同时他修正了宪法，由副总统真正掌控国家军事委员会。再回头来看看美国，一场与当年南越民主政体性质一样的选举拉开了帷幕。
为了取得战争胜利，6721名美国士兵在1967年牺牲。《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印着“人们对战争的质疑持续上升”。杂志中的文章称这样的质疑在任何战争中都曾出现。《读者文摘》指出，在美国军队的袭击下，越南随处可见重建的学校和新建的孤儿院。
读者却从那些比较权威的媒介上看到了不同观点。哈里森·塞利斯博里在《在后方：1966年12月23日—1967年在河内的日子》一书中说，北越人民并不愿意向美国投降，整个民族立志于保护其国民不被美国士兵杀戮。一个叫乔纳森·施艾尔的24岁哈佛毕业生写了一本书描述美军是如何夷平了南越曾一度人丁兴旺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先是遭到轰炸和炮击；接着，有42人在轰炸的第一天被美国和南越联合部队所杀害。随后，残杀的痕迹被清除，村庄被炸毁，幸存的村民被转移到一处围着带刺铁丝网的贫瘠的美军战略村。施艾尔引用了一位美国将军的话：“这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越南人。”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使对《读者文摘》的读者来说，这也很让人费解。在论及尼克松关于“美国怎么了”的悲叹时，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尽管华盛顿那边总是传来战争进展乐观的消息，事实却并没那么顺利。”战争的支持率从72%下降到了61%。超过1/4的人认为战争是邪恶的。林登·约翰逊邀请了一群参议院鸽派人士去白宫参加了一场不带女伴的晚宴。乔治·麦戈文参加完晚宴后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先生饱经风霜且思维混乱，他处理越南问题时一团糟。”
10月，二战英雄奥玛·布莱德利将军和前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同成立了反战联盟。“抗议的浪潮远远超过了他们自身。”他们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宣布成立市民委员会，旨在实现越南的和平与自由。“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心声可以清晰、响亮地传达。”委员会成员包括亨利·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们说他们代表的是美国“广大沉默的群众”。道格拉斯说委员会的成立是他的主意，他还强调，“我们不是支持某一位总统或某一个中央政府。”
他撒谎。这个委员会是由一名名叫约翰·罗奇的白宫助理创立的。他在一本备忘录中向总统承诺，他只用眼睛看，不会留下痕迹。这个诡计成功了。媒体把它说成是自发组织的。大量信件涌向编辑部：“那个人统治整个国家太久了，每增加一点宣传的力度和手段，他的行为就让人觉得更加反胃。终于有一些坦诚且有远见的领导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广大群众说话了，这真是激励人心。”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的信这样署名，“让我们拯救民主党”。也许这封信是在宾州大道1600号制作出来的。罗奇承诺总统有一个专门的回复信件的班子。
学校还在上课，叛逆的青年们发现，不论他们去到国内什么地方，都会感受到同样的东西——毒品、挣扎和音乐。常青藤书店的畅销书之一《革命中的革命？》介绍了如何组织城市的游击战争。白宫考虑结束征学生入伍的计划，接着又提出异议，因为他们估计大约1/4的人会直接拒绝。就连高中的学生都发行“地下”报纸，倡导大麻合法化，称橄榄球运动是纳粹青年的集会，他们举行抗议，反对将留着络腮胡的学生开除。
这学期开学的情形恰是一幅匪徒开场的画面，但却是一种新的匪徒。旧式的好莱坞权贵们向来都是保守的人，通过严格的“制片规则”向这个国家的主流道德观叩头。“在好莱坞15000多个剧院中，每天上演的都是一个基本的情节，”老好莱坞最伟大的剧作家本·赫克特在他1953年的传纪中写道——“那就是邪不压正。”赫克特同时也是匪徒类题材的创始人，他的作品表达了他被迫工作时情感上的压抑和沮丧：
两代美国人每晚都被告诫，一个背叛了丈夫的女人（或者是背叛了妻子的男人）永远都找不到幸福；没有岳母和橡胶树在场，性生活永远是没有乐趣的；一个只为了获取快感而私通的女人最终会沦为娼妇或洗衣女；任何在年轻时性生活频繁的男人后来都会失去他真爱的女子；一个用尽手段执着于成功的人最终会深陷贫困，就连自己的子女都会弃他而去；劳动力、政治、家庭生活、性生活方面的不正常都没问题，一句简单的基督颂词或一个漂亮的美国口号就可以将其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