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提到清官，立刻想起海瑞。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百姓头脑中的这种“清官情结”，由于贪官太多所致。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可称中国历史之最，在数不胜数的贪官污吏中间，一生清介，死无余银的海瑞，便寄托人们对于清廉政治的希望。这也是他的故事，得以在数百年间流传不已的缘故。
海瑞之得名，当然是由于他一以贯之的为政清廉。说实在的，偌大王朝也不只是海瑞一人是清官，他的成就，他的功业，主要在于他跳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地骂过皇帝，这才使他的知名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对老百姓而言，做一个清官，不贪不沾，一分钱的国帑，也不捞进自己腰包，穷苦到啃菜根，嚼粗粮的地步，固然非常之值得敬佩；但若敢指着鼻子骂皇上，说他不是东西，那才令人感到了不起，才家弦户诵，对之崇拜得不行的。
因为，在一个政权中，少数为贪官，绝大多数为非贪官，最高统治者有可能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而在一个政权中，绝大多数为贪官，只有很少者为非贪官，那这个当皇帝的，就百分之百是个昏庸之君了。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而嘉靖则是万贪之源，看他一手培养扶植起来中国贪污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要犯严嵩，就知道这位陛下，是什么玩意了。
海瑞把贪官污吏的总头目，揪出来示众，那作用可比仅做一个清官，不知要大多少倍。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戏文，在舞台搬演出来，就是因为贪污腐败现象，总是一个屡禁不绝的社会问题。
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数落朱厚熜。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震天动地的大事情。他把棺材都买好了，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殓。于是，消息频传，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描写了这位皇帝读疏后的反应，很生动：“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于是，海青天名垂青史。
其实此前，这位浙江省原淳安县的县令，在京城大小衙门中，颇有一些关于他的“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的传闻。别看他当时是一个远在南方省份的小小知县，六品官，然而，他竟然敢于向当朝执政大臣严嵩的两位亲信发难。一为东南地方总督兼剿倭武装部队司令胡宗宪，一为清查盐政的特派大臣鄢懋卿，公然进行正面对抗。而且，居然弄得这两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对他无可奈何，很吃了一顿哑巴亏，因而大快人心。
老百姓特别愿意看到那些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有钱的人，有名的人，忽然倒霉垮台，忽然失败完蛋，忽然由红而黑，忽然狗屁不是的场面，这是最过瘾的事情。哪怕不一定如此，不过，跌了个跟头，受了点损失，栽了点面子，碰了个钉子，大家也会捕风捉影，演义夸张，加油添醋，无事生非。不遗余力地传播之，扩大之，恶心之，解恨之。当然，这种穷老百姓阴暗心理的宣泄，实在缺乏费尔泼赖精神，实在不具谦谦君子之风，但那些四有之人，在他有的时候，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抖擞，不那么显摆，不那么以权，以势，以钱，以名，来欺人压人，来张牙舞爪，也许大家就不一定幸灾乐祸了。
淳安县，即今之千岛湖风景区所在地。明代，这个山区小县，出产不多，油水不大，穷到海县令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与僚属们共餐时吃一只鸡，两斤肉。然而，淳安位处浙皖交通要冲，地方官每每苦于途经此地的大员要员，送往迎来，难以打点，稍不如意，即被斥责。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路过，假其父威，对该县的接待工作大表不满。其随从仆役，又狗仗主势，敲诈勒索，百般刁难。海瑞正等待这样一次机会，立刻升堂，下令县衙的皂隶捕快，把这个纨绔子弟及其一干人众，统统抓将起来，当堂审讯。
胡的公子年轻气盛，哪把一个六品官放在眼里？当然反抗，口出不逊，打出他老爹的招牌。海瑞当然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但是，他不承认。还说，我们都知道胡总督为官清廉，持家清正，不可能有你这样不成器的儿子，更不可能有你所携带的大量银两。
“我是，我是，我是！”这位公子哥还威胁海瑞，“你别吃不了兜着走！”
海瑞才不买账：“大胆放肆，一个假冒伪劣的骗子，竟敢如此猖狂，罔无法纪，咆哮公堂，给我掌嘴！”
最后，海瑞更来一手绝活，将胡之公子及其一行从人，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省里总督衙门，并附上一纸说明案情的文书，陈说本县捉拿一名人犯，冒充胡总督大人之子，在此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有损总督清望，造成恶劣影响。为此特解送府城，予以从严处置，以惩效尤。该犯所携现银若干，因来路不明，已没收充公，收缴县库，等等等等。
胡宗宪看到这里，气得两眼翻白，差点心肌梗塞，他儿子连哭带闹，此仇不报也枉为这二品大员了。胡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然是要报复海瑞的，可苦于抓不到他的把柄。第一，海瑞不贪污，在那个无官不贪的年代里，他能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不怕查账，不怕检举；第二，他不好声色，既不找小姐，也不去桑拿房、洗脚房逗留，因之，无黄可扫，无非可打；第三，他既不搞装门面的政绩工程，也不树泡沫化的个人形象，只是公正执法，无懈可击。因此，除了隐忍不发，以待来日外，胡宗宪对这个海瑞，一时间真有猫吃螃蟹，简直无从下嘴之感。
鄢懋卿基本上是个瘪三，《明史》称他“由行人擢御史”，可见其来路之不正。一个国家，只要最高统治者成为混账，就会发生很多逾越理智，违背常识的荒谬行为。科举取士，士而优则仕，本是封建社会用来发现人才，提拔人才的手段。可这个什么也不是的“行人”，既非正途出身，也非荫庇子弟，马路上的一个混子，竟能成为御史，成为大理寺卿，这只能说明嘉靖之倒行逆施，之不可救药。
一般来说，喜欢用小人者，自己必有相当程度的小人因素，才能同流合污；愿意用坏人者，自己要没有坏的基因，也难沆瀣一气。所以，鄢懋卿一入中枢，“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
这种“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的同类相聚，异类见斥的现象，在统治集团中，在权力层面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北京民谚，“武大郎玩夜猫子”、“王八看绿豆，对眼”，即此谓也。可老百姓能有什么对策？明知道这是个坏蛋，应该被唾弃，然而他上面有人罩着，看着他扶摇直上，你人微言轻，你啥也不是，你也只有干生气而已。
“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天下利剑，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明史》）
在淳安的海瑞，知道这位奉旨查盐的钦差大臣，必然路过此间。第一，招待不了，县里太穷，光是供给抬钦差夫妇彩轿的十六名女子的伙食，也能把县财政吃得锅底朝天，何况还有随从、听差、兵弁、衙役之类，哪一个不像饿狼一样，连吃带拿，外加孝敬，红包薄了一点，也是过不了关的。第二，海知县是十年寒窗，苦读赶考，才从海南岛的琼山县走出来的读书人。他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今天，不走门子，不投靠山，不溜须拍马，不做虚假统计诓报成绩，这个耿直到一点弯都不转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要从心眼里鄙视这个暴得富贵，从而小人得志的家伙。
这也是使那些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有钱的人，有名的人，无可奈何而且无法改变的尴尬，虽然你得意，甚至非常得意，虽然我不得意，乃至非常不得意，但是，挡不住我不买你的账，挡不住我在精神上要比你拥有优势，挡不住我压根儿就看不起你，蔑视你，鄙视你，这就是海刚峰决定要给这个“行人”出身的大员，下一点眼药的原因。
鄢懋卿还未到得淳安，值班的文秘送上来一封信件。他一看是淳安县的禀帖，一激灵，知道这个海瑞不会有什么好事。便问来人：“他有什么要禀报的？”
“大人您请细看！”
信件开头，十分恭谨，“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接着说已经收到大人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在接待上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大人所作出的英明指示，本县已传达到区乡镇集，一体认知大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账俱以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然后，话锋一转，大人体察下情，百姓无不赞颂，但您派出来打前站的人员，已经告知准备酒席侍候，每席费银不得低于三四百两，席间还需奉献金花绸缎若干，营造气氛。特别关照道，钦差大臣夜溺，必须银子打出来的尿壶，否则尿不出来，性命交关，耽误国家大事，罪不容贷。本县十分惶恐，是按大人的从简精神办，还是按打前站的老爷所吩咐的办？敬请示下。
鄢懋卿当场把这个禀帖撕了。下令，绕过淳安，事后再跟这个海瑞算账。但不久，严嵩倒台，胡宗宪、鄢懋卿因系同党，受到牵连免职。海瑞曾被他们迫害过，也就随之平反，调回京城任户部主事。
接着，海瑞就给嘉靖上疏，直言不讳批评陛下：“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五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明史·海瑞传》）
据《明史·海瑞传》，朱厚熜拿到等于骂他不是东西的奏折时，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说稍有不同。一把将文书摔在地上，气得跳脚，喝令左右：“马上给我把这个姓海的逮捕，别让他跑了！快，快！”
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回他的话：“都说这个人是有名的痴子，他为了上书，准备好了要坐牢杀头，先就买了一具棺材，和妻子诀别，家里的僮仆也早吓得各自走散，看来他是不打算逃跑的。”
“抓起来！”嘉靖吼。
这还不好说，正中海瑞下怀，他正等着法办。
抓到诏狱，刑部主管拟文定大忤逆罪，那是非开刀问斩不可的。但建议砍掉海瑞脑袋的报告，压在皇帝的手中。嘉靖不傻，他一直不画圈的原因，一不想成全海瑞的名节，二不想落下纣王杀比干的臭名。就这样拖着，拖到他驾崩，海瑞捡了一条命。
在中国，某个朝代出贪官污吏，也许并不能证明皇帝昏庸无能；即使最精明的君主，驾驭偌大的国家机器，日理万机，百虑一失，也难免疏忽。但居然出了清官，那就必然有问题，一定由于皇帝昏庸，而且比较长时期地，达到相当程度的昏庸，弄得贪污普遍化，腐败合法化，渎职正常化，贿赂公开化，到了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时候，极个别的不肯同流合污的清官，才会凸显出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越是腐败的朝代，越出清官的原因。所以，有清官，对皇帝来说，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怕杀头的清官，这台国家机器在运转上，也肯定出了大毛病了，估计最高统治者离完蛋也不会太远了。果不其然，海刚峰一出现，朱厚熜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一般来说，贪污现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免的。而由小范围，少数官员的贪污，发展到大面积，多数官员的贪污，然后更发展到上下勾结，内外串通，贪官多如牛毛；左右纵横，四面八方，腐败无所不在，便是封建政权后期难以逃脱的结果。惟其如此，个别的，少数的，不是贪官污吏的官员才能突出，才会出现清官现象；如果原来的皇帝，是个庸君的话，到了这一步，十有八九已是昏君。而一成为昏君，也就离谢幕不远了。
明白这一点因果关系，就知道清官为什么只能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而不为他生前以及身后的各统治者所容，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这就好比一开门，乌鸦冲着你叫，不是因为它叫，给你带来晦气，而是因为你倒行逆施，你心里有鬼，你才对乌鸦“呸呸呸”地表示嫌恶。
读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明代官员的薪俸，是中国历朝中最低的。若不想成为饿殍，不额外求财，又有什么办法？如明代文人李贽，曾任河南辉县儒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督学；曾任国子监教习，相当于大学的讲师；后在礼部做司务，相当于办公厅的处长；又在南京刑部得到员外郎的闲差，相当现在的部门巡视员，官俸之微薄，收入之低下，到了难以口的地步。他离开河南到北京就职，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当地，托友人照顾的地步。直到他放外任，当了云南省姚安府的知府，那是一个有实权的厅局级干部，才有“常例”（被允许的贪污），和其他灰色收入（名义上不允许但也不禁止的贪污）。由于这种实际上在鼓励官员从非法途径获取金钱的政策，是引发贪污的主要原因。
那时官俸发放，有米有钞，比例不一，财政部门发放薪水的时候，米贱折钞，钞贱折米，在盘剥上极尽克扣之能事。尤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员，发的米，要凭票到南京去领。于是，手中的票，只能三文不值两文地出让，逼得官员不得不另开财路，以谋生计。据《明史·顾佐传》：“居岁余，奸吏奏佐受隶金，私遣归。帝密示（杨）士奇曰：‘尔不尝举佐廉乎？’对曰：‘中朝官俸薄，仆马薪刍资之隶，遣隶半使出资免役。隶得归耕，官得资费，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叹曰：‘朝臣贫如此。’”
本来很低的工资，又常常不足额发放。据《明史·李贤传》：“正统初，言‘塞外降人居京师者盈万，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降人反实支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七员半矣。宜渐出之外，省冗费，且消患未萌。’帝不能用。”看来打白条之风，倒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
嘉靖驾崩，海大人很快就平反了，昭雪了。尽管他有了令人景仰的清官声名，但朝廷里的主政者，包括新上来的皇帝，都对他敬而远之。作为门面点缀可以，要想委以重任则不行，怕海老人家较真，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架构，是一个宝塔形的，由大小官僚组成叠罗汉的方阵。每个官僚在他那个位置上，既踩在下面那个职务低于他的官僚头上，自己的头上，又有另一个职务比他高的官僚的脚踩着。因此，一旦其中哪个头或哪只脚，不听话，不服从，不按部就班，不肯买账捣蛋，这架构就要出现大的小的危机。
他们害怕这个海瑞，进入到这个架构里来，会破坏这个超稳定的秩序。甚至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首辅，也不敢给他任何任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用。”
尽管大家众星捧月，高山仰止，海瑞很不开心，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隆庆皇帝到内阁大臣，统统不想他分配工作。第一，他没有钞票上下打点，铺平道路；第二，他清官之名声，已经成为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的圣人，大事不敢让他做，小事他又不屑于做。因此，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安排。当这种强烈的“立德立言立功”的补天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仰天长啸，椎心泣血。最后海青天以辞职的办法要挟内阁给他工作，不给，就写公开信骂街，“满朝之士，悉皆妇人”，把主政者骂了个臭够。
于是，隆庆三年（1569年）被授予正四品，南直隶巡抚，驻苏州。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所言，海瑞是个“不自知其不可通”的死硬派，他不了解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他不知道大厦将圮只手难以支撑。一上任，“海忠介清廉特立，自是熙朝直臣，第其为吾乡巡抚时，有意锄巨室，以至刁风四起，至不可遏。”（徐树丕《识小录》）
由于他的不识时务，实施某种程度上的劫富济贫政策，搞得苏州一带的官僚地主，士绅名流，无不反对，他只好告退，离职还乡。直到1585年，万历清算了张居正以后，所有受到张居正排挤打击过的官员，包括年已七十有二的海青天，一律重新起用，于是，他老人家又从海南岛老家，仆仆风尘地来到南京。
接张居正为首辅的申时行，其实并不想安排他，又不能不安排他，因为他已经成为一种正义的化身，民众的偶像。因此，写了一封信给海瑞，“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那意思是说，你老人家不出山，是个遗憾，但现在把你请出来，也不过起个政治花瓶作用。
但是，他一接手右佥都御史，所做的第一件事，将两条特大板凳放在公堂之上，宣称为专打贪赃枉法者，和为富不仁者的屁股而设。这位刚愎自用，矫枉过直的老汉，觉得打屁股还不过瘾，给皇帝建议，得恢复老祖宗的办法，凡贪官，都给他剥皮揎草。结果闹得舆论哗然，御史弹劾他导使皇帝法外用刑。海老碰了一鼻子灰，才悻悻然住手。从此，对这位道德大主教，神宗索性采取供起来的办法，有职无权，有位无事，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年末，老先生终于在寂寞中悒悒去世。
于是，想起一则寓言：森林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地蔓延开来，黑烟遮住了天空，烈焰烧红了大地，所有的鸟儿，都来不及地逃出火场，以求活命。只有一只小鸟，它不肯离开，仍从小溪里衔起一口一口的水，冒着生命危险一次一次往回飞，希望能扑灭这场大火。
这只鸟，很像海瑞。
呜呼，海刚峰的一生，是一位以肃贪倡廉为己任的斗士，他本期望他的不懈努力，能对帝国的廉政建设，对官吏的道德重振，有所作为，有所改善。然而，在《明史·王廷相传》里，有一封触怒嘉靖的上疏，说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傚，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而到了神宗，这种制度性的贪污风气，变本加厉，已不可收拾。《明史》说：“明亡，实亡于神宗。”海瑞的所作所为，对腐朽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不起任何作用，只好看着朱皇帝打下的天下，走向衰亡。
海瑞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可以制止住全社会的颓败风气。个人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治乱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实，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垂范的作用，那些冥顽不化者，恶劣成性者，根本不往心里去。而敢于铤而走险者，以身试法者，法律又其奈他何？
不管怎么评价海瑞，但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期，自己磨谷脱粒，种菜自给。有一次他给母亲做寿，只买了两斤肉，成为人们奚落他的口实。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派御史去考查，“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明史·海瑞传》）
无论如何，这样一位终身贫穷而为百姓追念的清官，还是值得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