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婆婆说：“像，像，都是杨家人，哪里有不像的道理呢。”说完，老婆婆好似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抱出一个男婴，“这是我给你抢来的男孩，我来送给你，这女孩我要抱走的。”说完老婆婆转身便走。此时母亲正要追上去却被奶奶拦下：“这是我和你婆婆去抢来的男孩子，你好好地养，也是老小的血。”母亲哭嚷着无论如何要追出去，却又被奶奶拦住：“回去吧，孩子。好好过日子。”奶奶说完，两个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母亲顿醒，惊出一身冷汗，好不瘆人，原来只是一场梦而已。
母亲出门看了一下不远处的荷塘，缭绕的雾气渐渐散去，那梦境如现实中发生的一样逼真。雾霭渐渐笼罩着皖南小镇，农家房屋上渐渐腾起黑色的炊烟，一派烟雨朦胧的皖南农村景色。斜风细雨中都是那些匆匆赶路的丈夫或是游子，径自低着头赶着这烟雨朦胧的路程。乡村里的那些个老夫子清淡地在窗边读着书，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惯性中一个人重温着民国遗梦。几个垂髫孩童在水塘里欢快地踩踏着，仿佛那些四处飞溅的泥水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会悄然入梦而来。一蓑烟雨中从容的渔夫也开始收网回家，看他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今日的收获也很不错。农夫看着即将上涨的河水，提前挖好了沟渠，唯恐这一季的作物烂了根。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黄梅，乡间显得柔和而又宁静。想必这样的乡村非我们今天所能体验的吧。母亲在门口等着尚未归来的父亲，午饭过后，原本以为天要晴，没想到这雨又下来了。母亲看着浑身湿透的父亲，想上去递上蓑衣，却被父亲制止了。母亲赶紧忙着下厨做饭，父亲回到房中，用干毛巾擦着身上的雨滴，又换了一件背心。晚饭过后，母亲便将下午的梦境如实跟父亲说了，并断言肚子中的一定是个男孩子，父亲笑着说：“不晓得，说不定还就是一个女孩子呢。”
母亲的预产期到了，父亲那些天都守在家里，一等四五天，结果也没出来。这天晌午，父亲出去干活，下午母亲就临盆了，爷爷慌慌张张地去医院请了医生，随着一声强有力的婴儿的啼哭声，母亲看到了我：“我就知道你是长着个小把儿的。”而在我成年之后，母亲跟我说起这段往事时，我在一旁听着却感觉有一丝瘆得慌。不过，这样的梦境好似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许当时不能获得解释的事情，却在未来彰显着它的某种意义。母亲坚信我是奶奶和老婆婆送来的。在这个安静的小村庄，仿佛这也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消息。从远处搬迁而来的杨氏人丁兴旺，杨厂长的小儿子又养了一个大胖小子。爷爷乐颠颠地走在街上，称上几斤糖果，逢着乡里乡亲定要抓一把喜糖，与人分享着这新诞生的小生命的喜悦。父亲在地里干着活儿，听到这样的消息，赶紧扔下锄头跑回家了。父亲看着满头大汗的母亲，摸着她的额头。看着带把的我，父亲喜滋滋地笑着，笑容憨厚而纯真。那是1991年的阴历七月初四，黄梅雨季已经结束一个多月。其实我想，除了感恩母亲外，我还应该感谢我的姐姐，如果母亲的第一胎不是女孩的话，我说不定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时正值计划生育的皖南，或许没有莫言的《蛙》中对生命近乎残忍的摧残，但母亲生下我的时候，计划生育部门是硬生生抢走家里的所有电器包括母亲手上戴着的手表，这才允许了我顺利的出生。
1992年初，父亲手里抱着两岁的姐姐，母亲手里抱着半岁的我，坐着18块钱的长途汽车南下，来到父亲曾经做小生意的江南小镇。父亲在这里一待便是24年。还是那条熟悉的街道，还是那些熟悉的人，只不过，这次父亲带着自己的妻子。那时候生意似乎比较好做，父亲做一行便像一行，从竹器篾匠到面点生意师傅，老老实实本本分分。那时候街道还没有什么店面，只有那种小摊位。父母便在这样的地方做着馄饨与面点生意，生意也不错，只是租住的房子却在小镇的另一侧。日子过得也算不温不火。我记事的时候应该是五岁左右，之前的事，都是姐姐陈述给我听的。母亲忙着做生意，我基本上是这个抱了之后那个抱，有时候抱着抱着，母亲连我在谁的手上也不知道，总是忙着忙着就糊涂了。在我四岁前，都是姐姐一手给我穿衣服、穿鞋，姐姐懂事比较早。母亲回忆着那些心酸的往事，那时候我比较小，走了一些路便觉得累，是姐姐拉着小板车将我送到父亲做生意的店铺，我在一旁看着姐姐帮母亲洗碗。而后我越长越大，和姐姐仿佛是死对头一样，逢着一些小事两个人就要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十七八岁的时候，两个人还相互掐架。父亲在这里生意做得也算蛮好，然而有市场就有利益，有利益就有竞争。那一年，父亲生意做得颇有起色，蒸蒸日上，然而妒忌有的时候就像是撒旦一样，蚕食着人的内心。
小镇处于湖荡之畔，荡里的水直通震泽，比皖南小镇小家碧玉的荷塘要壮丽十分。一到夏日傍晚，长天、大河、落日，湖面上波光粼粼，煞是美丽，而皖南小镇却是看不见这样的景色。小镇只有一条主街道，主街道只有两个大门，走南闯北的坐贾行商、贩夫走卒与乡里镇里晨起挑着新鲜蔬菜卖的乡亲都要从这两个大门进进出出。相比皖南的小镇的十字街道，江南小镇的人流更加集中，只是少了做竹匠、铁匠、铜匠的活计，或许是因为苏南的高速发展，那些塑料工厂早已代替了这些传统的手工业。民以食为天，不管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也不管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总是要为了那张嘴。小镇前后门两边为了吃的食客便多了起来。你看后门边那舀豆腐脑的老妪，用干瘪布满皱纹的手，拿着一柄大勺子从木桶里舀出一碗白花花的豆腐脑，再舀上一勺汤汁浇在那白花花的豆腐脑上，撒上一些香菜和虾米，搅动起来，那豆腐脑的大豆香味与汤汁味便混合在一起了，热腾腾的香气儿直往鼻孔里钻。只听见旁边一古稀老者心满意足的吸溜声儿，恨不得将碗底舔个干净。旁边就是做油条的，如果喝豆腐脑的时候再配上一根油条，想必是极好的。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皖南小镇没有的小吃。前门边有两家做面点生意的，一家就是父亲经营的，另一户人家也是皖南小镇来的，只不过是邻村的，但因为这家人平日在皖南小镇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父亲倒也听过他的名号，人称老谱。直到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记得那些面孔，那些场面。天刚刚破晓，那些凌晨从乡里担着新鲜蔬菜来卖的乡亲早已摆好了摊子，市面上买菜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姐姐早早地牵着我的手，将我带到母亲的店铺，我在一旁的小板凳上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听见“轰隆”一声。我从小板凳上站起来，战战兢兢地探出脑袋看着外面发生的事情。原来是有人将我家摆放用的台子拆掉了，我看到，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老谱。老谱叫嚣着：“不走？不走我就把你老家的房子拆得一间都不剩。”父亲听完就上前和他扭打开来。他们家人多势众，两个女儿带着女婿上来就按住我父亲。这时候街上热闹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将两家店围得水泄不通，我看着我可怜的母亲，头发被那几个女人撕扯着。只可惜当时我年幼，无力保护我的母亲。我天真地用嘴吸吮着手指，好奇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老谱用手敲着我的头，虽然使我感觉一阵疼痛，然而，却让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一张丑陋的脸。父亲看见我被打了，奋不顾身地上去和老谱以命相搏。没过多长时间，派出所就派人过来了，询问着相关情况。市场本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良性竞争，而老谱一家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强制打压，派出所勒令他们停业一个礼拜接受再教育。父母回到了家，我看见母亲湿润着眼睛，头发乱糟糟的，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一下。家中好似被洗劫了一般，锅碗瓢盆汤匙煤炉全给打翻在地。这种心酸，想必在那个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体味到的不仅仅是我的父母。仅为一己私利而做出下等的事，这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这30年的路程，我觉得中国人民走得格外艰辛。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战争。若干年后，父亲依然在这个地方开店，在那之后的20年中，父亲凭借着精湛的手艺，渐渐为自己赢得响当当的声誉。开店24年，迎来送往了30余家从大江南北来此开店的商人，父亲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父亲绝不是下作的人，不会仅仅因为别人的生意比自己家稍微好一些，就去打砸别人的店铺。自我长大懂事以来，就觉得父亲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父亲告诫我，这个社会不光是你要吃饭，别人也要吃饭，各人凭自己的能力吃饭，如果没有能力，没有饭吃，那倒也怨不得别人。父亲在此做的时间一长，方圆百里的人，逢着喜事丧事都要过来订做一些重阳糕或者馒头包子什么的，分送给自家的宾客好友，有时候订做的面点甚至远送到北京上海。正因为父亲本着自己的良心做买卖，如今这家店才依旧在父亲的带领下在这江南小镇上红红火火。20年前父亲是皖南做篾匠的一把好手，20年后父亲却是江南小镇做面点生意的好手。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从当年那个男人一怒之下出走从而成为皖南小镇第一位“万元户”开始，陆陆续续跟在他后面学艺的皖南人民大都从小镇走出来并带着自己的家眷。皖南小镇江家嘴当年的热闹已经不复存在了，如今的小镇地广人稀，剩下的无非是一些老弱妇孺。父亲再下江南，一来便是24年，我时常分不清哪里是我的第一故乡，哪里是我的第二故乡。然而令我奇怪的是，我离开它越远，它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不是逐渐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尽管每年清明、春节的时候我也会重返故乡，但是我的内心很清楚，随着时间流逝与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个记忆和想象中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也永远回不去了。那些老去的人依然安稳地长眠于地下，不复存在。在遗忘成为惯性的社会，有谁还会在月明星稀的晚上思念故乡的那山、那水、那可爱的人儿？父亲时常告诫我：“那些个老房子，怎么着也不会卖，那是你爷爷传下来的。爷爷如今还在世，即使他不在这世上了，这房子里有你奶奶的身影，叶落归根，你几个伯伯还有我都是从这个房子里走出来的，父亲老了还要回到这里。”
因为在这里有他童年的影子、少年的记忆、青年的青春。
